【余秋雨·特立独行的魏晋名士】
好，昨天我们已经讲完了秦汉帝国时代，这是一个大气磅礴的不朽记忆。帝国需要文化，文化也需要帝国，一来一往之间，帝国因文化而成了大帝国，文化因帝国而成了大文化，这两头都具有世界等级。
但是，大帝国的大文化并不是文化的最佳状态。你或许会问，在秦汉两代，文化的大底盘、大框架、大目光、大承诺都已经建立，怎么还不是最佳状态呢？因为它缺少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大创造。不错，创造，文化的终极生命在于创造，也就是说无论是底盘、框架，还是目光、承诺，都是为创造设置的，都是在等待着创造。
如果缺少创造，那一切就是气魄宏伟，也只是没有人来人往的豪华空城、没有龙腾鱼跃的万亩水塘。那么在大帝国的大文化构想当中，能够期待创造势头的出现吗？这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文化创造的主体永远是个体生命，并非群体话语。在好大喜功、烈烈扬扬的背景下，必然是群体话语鼎盛，个体话语冷落。而且那种群话语又常常带有四个特征，就是排他性、雕饰性、虚夸性、近似性。
例如一度名声很大的汉赋，就明显地集中了这些毛病，我对汉赋怎么也喜欢不起来。就连赫赫有名的贾谊、司马相如的那些赋，我很想喜欢，不知诵读了多少遍，最后还是决定把它放到了文脉的主流之外。
汉朝气魄如此之大，但在文化上能读的除了前面说过的《史记》之外，只剩下乐府民歌了。《史记》虽然很有文学成就，但毕竟是一部历史著作，不属于创造的范畴。因此总的说来，伟大的汉代不属于文化创造的时代，它不仅缺少文学上的创造，而且也缺少思想上的创造，这中间存在一些全世界相通的必然逻辑。
你看在西方，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如此强盛辉煌，似乎什么也不缺了，而且在文化上也非常骄傲，但是所有的聪明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怎么也比不上以前那个小小的希腊所创造的文化。
记得几十年前，我冒险在文革灾难当中钻进外文书库，独自编写《世界戏剧学》，就曾经为这件事大吃一惊。我在写完希腊悲剧的章节之后，很想在罗马戏剧当中找到一点像样的余脉，但怎么也找不到，尽管罗马有钱有势，张罗了大量的所谓戏剧盛典，还是找不到希腊悲剧的像样的余脉。
同样的道理，汉代的文学比不上《诗经》和《楚辞》，汉代的哲学家比不上诸子百家。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在《诗经》、《楚辞》、诸子百家处于最佳创作状态的时代，并没有大帝国的支撑，整个社会还处于混乱、分散、贫瘠之中。由此可见，文化创造所需要的条件比较特别。
汉王朝历时四百年，于公元220年灭亡，从此历史又进入了一个大分裂、大动荡的时代，又是将近四百年。奇怪的是，恰恰是在大分裂 、大动荡的时代，文化创造的勃勃生机又出现了。这里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哲学，因此接下来我要讲一讲分裂时代的中国文化。我们讲过奠基时代的中国文化，后来又讲了秦汉时代的中国文化，现在要讲讲分裂时代的中国文化了。
后英雄时代
汉王朝灭亡之后，出现了三国对峙、遍地战火，战火当中本应该出现军事家和政治家，没想到却出现了第一流的文学家，他叫曹操。曹操，他是第一流的文学家？不仅你们没有想到，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我在一本著作当中曾经这样写过：
“曹操一心想做军事巨人和政治巨人而十分辛苦，却不大辛苦地做了文化巨人。”
其实与他打仗的诸葛亮也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但在文化上曹操不用任何计谋就把他打败了。对他们两人文学是水平的比较，我在以后“中国文脉”的单元当中还会专门展开。可惜，中国读者熟知的是一个被军事阴谋缠住了的曹操。其实在这一点上我要为他正名。我们在日常的话语当中，也一直在沿用曹操所创造的语句，沿用的比其他很多文学家都要多得多。你知道曹操所创造的文学语句有哪一些？请听：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还有很多。居然这些文学语言都是曹操创造的，而且在漫长的历史上被全国各地运用的如此广泛。光凭这一点，他也是汉语文化的主要原创者，更不必说他诗作的宏伟意境。大家想一想。如果曹操早生一些年月，还是汉王朝里边的一名高官，不管是武官还是文官，他能够完成这么高等级的文化创造吗？显然不行。
分裂的时代除了会产生大量的横向裂变之外，还会产生快速的纵向裂变，也就是代与代之间的背离和自立。话说当年曹操身边有一个深受重用的书记官，叫阮瑀，生了个儿子，叫阮籍，“阮”是耳朵边加上元旦的“元”，“籍”是书籍的籍。
曹操去世的时候，阮籍正好十岁，在曹操去世以后三年，他有一个曾孙女婿将要出生，那个孩子叫嵇康。我这么一排大家就会明白，在曹操身边，就在曹操身边，新的一代出现了。阮籍、嵇康这两个孩子所代表的时代，我称之为后英雄时代。我所说的后英雄时代，不仅是指曹操之后，而且也包括整个秦汉王朝之后。对于这个时代以及在这个时代产生的人，我曾经多次写到，那么我还不妨朗诵一段话了，很多年前写的，我写：
“这是一个真正的乱世，混乱是从一个个账里开始的。龙争虎斗了大半辈子的英雄们，年龄大致相仿，因此死亡的时间也靠的很近，一双双大手从床榻边垂了下来，既放弃了一切希望，也放弃了这个世界。被他们放弃的世界，立刻因失重而剧烈的摇摆，因为原先被他们制约着的各种力量全欧无所顾忌了。
但是，社会上总有一些人不适应乱局，不主持残暴，因此残暴的矛头也就转向了他们。你看，何晏，玄学的创始人、哲学家、诗人，被杀；张华，政治学家、博物志的作者、诗人，被杀；潘岳，诗人、中国古代最有名的美男子，被杀；谢灵运，中国古代山水诗的鼻祖，被杀……”
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但是解救他们的人一个也没有，因为一些解救的理念和图景都已经废弃了，既然无处讲理，也就不再信理。于是在沉重的杀机下，站出来一群重新思考天地、事事独立特行的年轻人。他们后来一直享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叫做魏晋名士，代表者就是阮籍、嵇康。
山谷里的长啸
我想请大家跟着我，在魏晋名士前多停留一会儿，因为他们对中国非常重要，对中国文化更加重要。他们一切从零开始，一切重新思考，这也包括对奠基时代的重新思考，对秦汉时代的重新思考，对英雄时代的重新思考。他们对已有的文化表示出极大的不信任，只把自己放在极为孤独的场所，思考天地的终极课程。
因此，他们很像是中国文化的叛逆者，而事实上他们改变了中国文化的质量，这对于已经获得世界身份的中国文化来说，相当于一次再生。真要谢谢魏晋名士，在中国文化的断裂处提升了中国文化。如果没有他们，中国文化很可能陪伴着疲惫的诸子百家和威严的秦汉帝王一起老去，老得很快。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阮籍，大家还记得，“阮”就是耳朵边加上元旦的“元”，“籍”是书籍的籍。阮籍喜欢一个人驾着木车游荡，没有目标，只是向前走。走着走着，路到尽头了，他压着嗓子质问：真的没路了吗？一问满眼都是泪水，终于变成了嚎啕大哭。哭够了，便持着缰绳驱车向后，另外找路。找着找着又走到了尽头，他又大哭，走一路哭一路。对此我曾经写到:
“荒草野地间谁也听不到他的哭声，他只哭给自己听。平日他喜欢一直没有词句的歌吟方式，叫‘啸’也就是呼啸的啸。往往是哭罢以后，感到有一种沉重的气流涌向喉咙，他常常一吐，音调浑厚而悠扬，似乎没有内容，却吐出了一派风姿、一派新曲，比任何词句都苍茫浩大。”
一天，他到苏门山去拜见一位隐居在那儿的名士，孙登，“登”是登记的登。他本想请教一些历史问题和哲学问题，但孙登好像什么也没有可见，什么也没有听见，像泥塑木雕一般坐在那里。阮籍马上领悟，在这里语言没有用处，因为等级太低了，他觉得应该换一种交流系统，便缓缓地啸了起来。啸完一段，孙登终于开口了，说再来一遍。阮籍一听，立刻站起身来对着群山云天啸了很久，啸完转身发现孙登又已经平静的入定。阮籍觉得这次没有白来，完成了一次无言的心灵交流，便下山了。
谁知道，刚走到山腰，奇迹发生了，一种难以想象的啸音，突然从山顶传来，充满了山野林谷之间。阮籍一听，这是孙登大师的啸，回答了他全部的历史问题和哲学问题。
这天他下山以后，快步回家写了一篇文章，叫《大人先生传》，他在文章里边说，像孙登这样的人才真正称得上大人。因为他们与自然一体，与天地共生，与大道共存，却又远离俗世，逍遥自在。与他们相比天下那些装腔作势、讲究礼法的所谓君子，只是寄生在别人裤子缝里边的虱子罢了。他没有多些下去，因为千言万语都融化在山谷里的声声长啸中了。
阮籍的事情还没有讲完，我们明天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