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业、关门、跑路……乱象丛生的成都早教行业，何时能让家长不闹心？

2017年1月，上海早教机构“童年汇”收取超百万元学费，却突然关停；

2018年5月，呼和浩特维多利摩尔城积木宝贝早教机构，在教育合同期内终止授课，家长申请退款却被强硬拒绝；

2019年7月，成都“乐乐享国际早教中心”高新区鹭洲里店负责人跑路，涉及学费高达200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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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需要，这份因为关门、跑路而让家长们烦心的早教机构名单，还可以继续长长地列下去，足以让曾经或今后有早教需求的家长们灰心丧气，陷入一种“贵圈真乱”的可怕感觉。

我们当然都清楚一个道理：个案不能代表全行业。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所谓行业，正是由单独的个体构成，“一颗老鼠屎，就能坏掉一锅汤”，这是已经被时间和历史反复证明过的真理。

比如，如果我们稍稍留意，就可以发现，上述列举的早教机构跑路案例所发生的时间和区域都不相同，但将所有这些分散的时空信息组合起来，就共同形成了一个相同的指向：

早教机构突然停业、关门、跑路等这些事，并不局限在一时一地，而是近年来一直连续不断地在多个不同城市发生，让不少家长深受其害。而且，这样的事情不排除还会继续发生。

所以家长们才会追问：什么时候才能让大家放心选择早教机构？早教行业的这些乱象，有没有办法治？

家长们的追问，诉求并不高，但正是这份不高的诉求，也折射出家长们在面对选择时的无奈。

我们再来梳理一下一家早教机构的成立流程，以及家长们假如遭遇机构跑路后的维权流程，大概可以更理解家长们为何会发出这样的追问。

按照目前规定，早教机构通常都是以经营范围为咨询类的有限公司申请工商注册的，工商部门在核定了注册资金等信息后，即发放营业执照。至于教什么、谁在教、教的质量如何，这是监管空白。

一旦机构跑路，求助无门的家长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报警。但即便报警，除非有明确证据证明机构有诈骗的故意，否则一般是按民事纠纷处理，警方只有协商退款。如能成功退款，已经算省心省力了。因为，假如机构负责人玩起失踪的话，家长们只能走上更加漫长和劳心的起诉维权的道路——2015年9月，成都玛尔比恩早教中心负责人突然跑路，经派出所协商，负责人签下退费“承诺书”，然而没过几天，负责人就联系不上了。无计可施的家长只有选择到法院起诉。

所以，仅凭道德，是不足以建立起商业规则的。马克思曾说，当利润达到10%，商人们将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他们将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他们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当利润达到300%，他们敢于冒绞刑的危险——是的，在利益的驱使下，法律和绞刑都将失去效用，更何况，对于一位想要跑路或者已经跑路的早教机构负责人来说，他还不会面临这么严酷的责罚。

所以，为何早教乱象层出不穷，这也许能够算一个回答。

事实上，每个新兴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基本都会走过一个粗放发展阶段。像比早教起步更早的K12培训市场，起初也是频繁出现机构跑路、退费难等市场乱象。但伴随《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关于切实做好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工作的通知》等系列政策的出台，以及培训机构黑白名单的设置与建立，在各大部门道道铁拳的联合整顿之下，整个行业生态明显一步步规范起来。

早教行业从兴起至今，也有二十来年了。随着年轻家长们对于教育的重视，这个市场的蛋糕正在越做越大。据《2018年中国早教行业市场前景研究报告》，2010年，我国早教市场规模为620亿元，2017年为1900亿元，预计2020年可突破3000亿元关口。

从行业的角度来说，眼下，整个早教行业正处于由粗放式发展向专业化、系统化、科学化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而一个行业良好生态的建立与发展，如果缺乏政策的介入、规范与指导，恐怕只能成为空想。

从家长们的角度来说，呼唤行业监管的铁拳出台，也仅仅是想花个省心钱而已。毕竟，家长们对教育的重视，不应该成为他们被收割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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