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在裂变中渐渐地融合

兵团的建立相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是国家上山下乡运动后续政策安排的产物，一、二、三师可以说是飘然而落在巴彦淖尔这片土地上的。兵团的建制和管理都是垂直系统，与地方上的关系概括而言，是一种互相协调，平行而又依存的关系。但地方没有兵团可以，兵团没有地方似乎就是空中楼阁了。搞好与地方的关系，对于兵团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过时逢那个年代，国家利益最大化，只要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兵团和地方都毫无疑问是一体的。从微观而言，除了在“疆域”上互相嵌合外，经济上地方沾了兵团不小的光，无论从农产品的购买力上，还是生产力发展上都一样；政治上有时双方就在宏观政策的需要面前，彼此短时间融合在一起也是有的。比如边境上战争一触即发的那个阶段，和后来的军管时候。那段时间，兵团的军管人员，甚至可以进入地方公安、检察、法院等机构的领导小组。等到后期，兵团的发展出现了困境，在大势所趋之下，最后又完全交归了地方管理，整个过程实际上是个先分后合，以地方接受兵团到最后吸收兵团而终结。按一本资料书中的总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一场空前的政治运动中相遇，民族、地域、文化、经历的不同，造成一些磨擦和冲撞是难免的。”“纵观七年多来的兵团与地方的关系，可以说是有好有坏，‘军民鱼水’的时候多，但也有‘大打出手’的时候。”

从另一面来说，“兵团绿”虽比不上“国防绿”，但也有军饷收入，有组织保障，有国家的大投入，比起老百姓的“黑棉袄”来，可是强多了。这也是当时地方上好多的年轻人和下乡知青，想着法活动希望加入兵团的诱因所在。兵团既然属于“人民解放军序列”，自然也受到了军队“拥政爱民”的影响，各师、团在逢年过节的时候，都要开展各种爱民活动。在缺医少药的当地人眼里，兵团各师部医院、团卫生队无疑是当时较为现代化的大医院了。从这一点来说，河套人民沾光了不少兵团的福气，有好多的病人是在兵团医院里被救活了生命。有时，兵团连队里的一个小小卫生员，都成了百姓的救星。在一师五团六连的驻地附近，一个蒙古族妇女突然早产加难产，男主人求助于六连卫生员杨宪萍。杨宪萍面对脐带绕颈三圈，脸色黑紫的胎儿，拍一把掌没哭声。她“不顾胎儿满身的胎脂和腥乎乎的羊水味，立即进行了嘴对嘴呼吸，吸出一口粘稠的分泌物，接着做人工活吸。”孩子在一分一秒中活了过来，最终放出一声响亮的哭。孩子的母亲一脸倦怠，满眼感激地说：“你是我们的恩人，按我们的风俗，孩子的名字应由你来起。”杨宪萍高兴地允诺下来，“她想到自己是为了‘屯垦戍边’而来，边疆要靠我们蒙汉各民族人民共同团结携手来建设和保卫。”最后，她给孩子起了一个名字叫“团结”。

还有许多微小但非常值得一道的事，就是在那个生活物品和文化“材料”奇缺的年代，兵团给地方群众送医送药、演电影、演文艺节目的事不胜枚举。特别是当地方上遇到大的险情的时候，兵团战士只要闻讯，无不舍生忘死，冲锋陷阵在前。曾经在二师十六团当过知青的金丽娅回忆说：“河套平原上有许多自然形成的小湖泊，每到春末夏初，黄河上游冰雪溶化，那些海子顿时涨满起来。”“每当海子决口之时，波涛汹涌，沙质土倒在口子上，被水一冲，真是盘散沙。”“我们不论男女，肩并肩地坐在水中，让战友把土倒在自己的身后，高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去争取胜利’。”二师十一团的战士李世强说：“二黄河大坝决了口子，兵团战士听令最先赶到，看着被淹的十几个村庄，和被水冲走的沙袋，在共产党员打头带领下，战士们一个个手挽着手下到了冰冷的黄河水中。水被堵上了，战士们带着泥水和汗水，带着寒冷与饥饿，三三两两地躺在大堤上，草袋边，你靠我，我靠你睡着了。”这样的故事发生了许多，有些被文字纪录下来了，有的永远成为当事人的记忆，但它们确曾存在过，至今还有老农会想起一、二件涉及知青爱民的往事。

说到矛盾，兵团与地方之间最容易产生的导火索大多是地界问题。一师一团五连，接收了原内蒙古军区某部在磴口县的靶场和果园。当年四月，磴口县红卫公社永进大队派人在靶场地内抢种小麦，引起了双方的土地问题纠纷。后虽经双方的上级部门协议，靶场地归了兵团，可后期的时候，五连改为良种实验站，永进大队又派人强行播种靶场地。这一次磴口县委裁决生产队所种土地由队里收割，其余土地由兵团经营的决定。一师向上级请示，结果不了了之。也有的地方，村庄以兵团侵占农田为由，拒不承认行政上的划分和裁决，致使双方矛盾对立，遇到这种情况，大多是兵团让步于地方的时候多，个中的因为所以自然无需明言了。针对土地使用权问题，内蒙兵团党委建议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出面组织有关单位组成了工作组，深入实地进行具体调查，调整矛盾，明确地界。方案大多都采取缓和矛盾，折衷解决办法。因为兵团是后来和外来之物，土地和利益的名堂大而无当，何况它究竟能打多久，谁也说不准。这些地界问题，最后随着兵团的解体和交归地方，一切都迎刃而解了。有趣的是，兵团开垦出来的好多地，在解散后都留给了地方上的农场和附近的村队，成了至今还让很多当地社员享受的一件大福事。

作为近十万的兵团知识青年集体，毕竟不完全是一个全正规的军事组织，吃饭、居住、劳动，在不完全自理中又大部分自理着。于是兵团驻地附近的集镇、城市，都成了兵团人购物和调剂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这在一定的情况下，即有互通有无的一面，又时刻蕴藏着矛盾和冲突。这种关系，从最初天津知识青年兵团专列到内蒙西部的路上，在集宁火车站停靠时与地方青年发生口角，并发展为大规模的群殴，数节车箱的门窗被毁坏，双方有多人受伤，一名当地儿童被扔进了油罐车淹死。这是一幕较为残忍的序曲，它为后来的演变埋下了伏笔。兵团各部人员到位之后，与地方上年轻人互相滋事时有发生，有些完全是成群结队聚众闹事。原因或为了买电影票、长途车票，或在饭馆吃饭不排队、抢座位等，都是引来事端的导火索。兵团中的知青，往往以地域和所在连队为背景，以年轻人的争勇斗狠和哥们意气为助燃剂，极易形成一些群体式的“江湖组织”，他们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更为了显扬和“拔份”，到地方上与市镇青年寻衅打架。有时动起手来，砖头瓦块横飞，小刀、匕首乱舞，造成的后果有时很严重。

由于兵团生活艰苦，兵团战士常到驻地附近的村镇买油、买鸡、买肉或买菜、买瓜，改善伙食。有的老乡也常带着农副产品到兵团里，与战士换衣服、鞋子等物。这样的交换关系，虽然有时包含不等价因素，较少起大纠纷。但少数知识青年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有时被失主发现，抓住了难免一通恶打。这便会引来反报复，形成一大堆知青到当地大闹一场的现象。可以说，当年各地的瓜田，闹不好就成了是非场所；而农村的鸡舍和猪圈，不时成为知青的猎取目标。在靠近兵团的村落和市镇，尤其深受其扰。有些五原农村的老人，至今还时常说起当年发生的事情，“那些兵团知识青年，有时拉着一车人就冲进了队里，把村里的大人娃娃吓得不敢在家里睡，夏天里，一家一家晚上都躺在房顶上。听见动静，村子里的民兵能喊成一片……。”在巴彦淖尔的一些地方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国民党的军队害了我们一阵子，兵团可要害我们一辈子！”看到成车的兵团战士经过时，甚至有人高喊“土匪下山了！”这类事件的发生，兵团各级领导当然不能放任不管，于是严格请、销假制度，限制人员外出，对参加打架的人进行教育，甚至给予纪律处分。对地方上被打伤的人员，兵团往往以单位的名义进行慰问和安抚。

可以说，兵团后期少数人的所做所为，大大地败坏了兵团的整体形象，使一些地区的兵团单位与地方单位上的关系颇为紧张，地方上的治安和保卫机构，也对后者存有较深的戒心和成见。74年的6月份，三师二十一团某连七名战士赶马车回团部的途中，经过临河县长胜公社隆胜一队时，发现水渠决口。双方因为意见争执，社员用铁锹砍伤了二名战士，兵团的人闻讯后赶来了十多人，又打伤了两名社员。这一事件的影响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想，当时巴彦淖尔盟革委会副主任率领盟政法办主任和盟县公安局领导等找到三师师部，出口就说知青打死了两名社员，要求迅速处理当事人。在事件还未搞清的情况下，问题又经地方上报到内蒙兵团，紧跟着内蒙《公安简报》登发了消息。在这种气氛的影响下，兵团派下去处理问题的人遭到了当地群众的围攻，认为知青打农民是受了上面的教唆和纵使，还有的人当着盟里的干部，大骂兵团而无人制止。其实，双方被打伤的人员当时都被送到医院，伤势并不严重，不久即痊愈出院了。而兵团要求地方上澄清问题，挽回影响时，居然无人理睬，这也引起了兵团党委中的一片怨言。这一切的发生，正如前面所说的影响已经是名不假的事情。

再后来，三师二十一团战士到临河县城看电影，一位战士因为抢座位与人发生了口角。值勤的工人民兵把三名知青叫出了影院，同来的六人也跟了出去。连队的领导闻讯赶了过来时，兵团战士已与地方上的工人民兵打了起来，导致对方五人受伤，三人被送进了医院。问题被推到三师师部后，处理意见迟迟没有下来，二十一团也采取了拖延态度。一个月后，经地方党委两次出面敦促，兵团才对相关的战士和连领导做出了处理。几乎与此事件相隔不到十多天，二十一团某连的八名战士携带提包到临河县小召公社富强某队抢瓜，被社员追赶；随后又在富强某队掰玉米，返回连队途中被社员追上，抓住了三个人。另五人很快跑回连队，叫来了十三个人，又将被抓战士抢回；不久后某队社员又赶来，双方发生了械斗，两名社员被打伤住院。下午，某队社员开着拖拉机，拉着一个已死的老五保户社员的尸体到三师师部，说是兵团人打死的。初步尸检未能做出被打致死的结论，但巴盟党委当时的意见非常明确，坚决认定致死原因是兵团人的责任。三师很快交出了两名肇事者，送交到了临河县公安局拘留审查，师部隔离审查三人，其他人员办学习班进行教育。事件后来不仅牵动三师、巴彦淖尔盟委的领导，兵团和自治区公安厅都派人参加了审理。

知识青年在下乡之初，一个个充满了神圣的信念光环，等到了地方干上一段时间后，发现一切原来与梦想相距甚远，失落、沮丧、伤感便接踵而来，但下乡容易回头难。“他们从城市生活的暖家里出来，落差到社会的最底层，巨大的反差，令他们看到了一个实际的中国，一个和书本上讲的和想的相差甚远的中国。他们知道了农民生活的情景，知道了农民的饥苦与企盼，不管自觉与否，知识青年们的思想感情或多或少地起了变化，他们对农牧民的同情心，并没有因为间或发生的冲突而减弱，反而在一些事件中得到了升华。”二师十三团无线电厂的知青武爱和讲了一个故事，说他们几个人在农村的地里流窜，结果发现满地的山药圪蛋。意外的收获让几个人忘乎所以，脱了裤子扎了裤口当袋子，肆意地在泥地里挖了开来。后来才发现地头上有一座小坟，还有烟火的微光在飘，几个人害怕了。后来那“坟”说开了话，原来是一位看山药地的老者。双方一交流，老者喃喃地说：“作孽呀，娃娃们可不敢呀，这是俺社员一冬的口粮啊！”老汉的哭腔让几个人都愣了，有一个递了一根烟给老人抽，双方便开始了交流。当听到老人说年景不好，能吃上山药就不赖啦的时候，几个人的心软了……。“我们把‘口袋’里的山药全倒在‘坟’地堆上，大家翻遍了口袋，尽其所在给他留下了七八斤粮票，一把毛票和硬币，所有的香烟和火柴，还有那条不知是谁的裤子。”这一戏剧性的感情经历，“也许就是毛泽东当年发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初衷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