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登安：近世印人，唯赵古泥能得分朱布白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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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古泥 （1874－1933），原名赵石，初名鸿，字石农，号慧僧。后来因非常喜爱封泥古朴趣味，改号“古泥”。晚年号石道人、泥道人。由于对吴昌硕的崇拜，名其室曰“拜缶庐”。江苏常熟人。幼失慈母，只读过三年私塾，少为药店学徒，三年无所成。愤极奔姑苏寒山寺，欲削发为僧，未为所纳。不得已，乃返其父药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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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奋发习书练刻，每天夜半即起临池苦练，奉同乡缶老弟子李钟（字虞章）为师，得其指引，乃窥门径。后从吴昌硕学篆刻。据赵石的女儿篆刻家赵林介绍，一次“吴缶老（吴昌硕）来常熟，李先生即把我父亲介绍给缶老，而且拜了门”。吴昌硕观其作品十分赞许，不仅授以刻印要诀，并劝其辞去药店工作，介绍到他在常熟的好友、收藏家沈石友家中学艺，以增广见识。在沈家三年中，赵石读书诵诗、学书习画、鉴别古物，大补印外之功。期间，为沈石友所藏一百多方端砚刻铭，拓成《沈氏砚林》四卷，被艺林视为珍品。杭州印家韩登安常常赞叹：“近世印人，唯古泥能得分朱布白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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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古泥是享誉一时的艺术家，在篆刻领域成就卓著，影响其弟子邓散木、汪大铁、张寒月和独生女赵林等人。其篆刻师法吴昌硕，然能不囿师门，化圆转为方折，以刀造趣，格调高雅，成就非凡，人称开创了“新虞山印派”。其艺术取法有别于同时期的大多数印人，以吴昌硕、汉印和秦汉封泥为主，主张非古不学，有着崇古、尚古、学古的艺术思想。纯粹的取法方式，也造就了其方折整饬，以雄厚为取向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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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赵古泥印谱可以发现其青年时期是以吴昌硕篆刻为创作审美取向的，中晚年也一直在思考吴昌硕篆刻的精神所在，多方印章边款可以证明这一点。另在其《摹印》诗：“铁印封泥器字篇，文何丁邓未精研。湖州老缶人中杰，独辟鸿蒙篆学天” 中也可看出对吴昌硕探源溯流、自成一家印风的推崇。关于这点，从其五十六岁时命自辑印谱名为《拜缶庐印存》也可窥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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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赵古泥不是一位只知谨守老师法度、不敢逾越门墙的艺术家，他在早期就有走出个性艺术道路的心思，后虽变法创新，自成面貌，但始终不能尽如其意。 我们从一些诗词中能体会到他欲摆脱吴昌硕影响而不能如意的感叹，也可体会到他一直在为走出师门所囿、树立个人风格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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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古泥所有刊刻有取法对象的边款中，表明取法汉印为最多，且极有针对性。从这些边款文字中，我们可知赵古泥一生从未停止关注汉印，并始终从中取法，锤炼印文线条质量，涵泳性情，可见其对汉印多元风格理解的深刻、到位。取法秦汉印是他最终较大幅度摆脱师门所囿、形成个人风貌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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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自成家的赵古泥，在篆刻学习方面孜孜不倦，在创作取法方面思路开阔，不仅关注汉印古玺，对新出土的各种古文字也都饶有兴趣，期待从中获取艺术灵感。多元的取法途径，带给赵古 泥多样的章法设计思路，不同生命力的线条质感和刊刻心得，丰富了其艺术感觉，也使其印章艺术风格在保持整体风格一致的情况下，又具有不同倾向的审美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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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古泥印章虽然注重刀趣的表达，但他认为学印之道，不能在刀法上玩弄玄虚，而应该多接触金石器物， 在抚触古文字中意会古人，他有论印诗：“十三刀法论 纵横，刻意高谈事更荒。最怪乾嘉金石士，也随众口作雌黄。” 表达对那些过分强调刀法并故弄玄虚贻误初学者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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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时代所限，赵古泥一生常陷于贫困之中，享受着甘贫乐道的生活。一切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的，这些既 限制了他，也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他，他的篆刻师法吴 昌硕，出入周秦古玺、秦汉官私印、封泥、权量诏版， 心无旁骛，有明确的风格取舍，气度宏伟，意境开阔， 将缶翁的圆转浑穆化为方折整饬，最终形成以“稳”， “雄”，“厚”为风格取向的艺术风格，在清末民初印坛上独树一帜，开创了新虞山印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