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农工商，历史上商人为什么成为最低级的职业？

从儒家经典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社会职业的划分，也就是士农工商。士是最高级的，当然，那是统治阶层一伙的，靠吃公粮生存的。这个“士”不是唐宋之后的“士大夫”的“士”，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的“士”是战士的“士”，也是最基层的官员。这个身份有点类似于西方的罗马公民和后来的骑士阶层，更接近于罗马公民。也可以用日本战国时期的武士的地位来理解。因为日本社会发展慢，所以，他的武士阶层存在更长时间，这些都是学习了中国的传统和社会结构。

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行政官员的概念是比较模糊，没有后来帝制时代那么清楚，基本上可以将“卿”理解为当时的官。这是低等级的贵族，而不是职业。包括天子、国君（诸侯）、卿（大夫）大概三个层级，这三个层级是贵族，不划入职业的行列。因为贵族是世袭的，不是谋生而为的，不是职业。所以，以职业进行底层人民的分类，就剩下士农工商。

农就是农民，这个就不说，延续了几千年，都是社会的主体，起义造反都要说成是农民起义，可见这个群体有多大，有多重要。

工是工匠的意思，在古代其实就是那些为贵族阶层制作衣服、陶器、青铜器、战车、攻城器械、建筑等半奴隶状态的人。很可能都是从奴隶发展而来的，因为与贵族联系较为紧密，有点像家中仆人，相处久了像家人，从而地位比商人高。古代只有简单的工艺和器具，所以作为工匠的人数不会太多，技术也不会太复杂。最复杂就是制作青铜器及筑城的工匠。如青铜器的制作工匠，他们虽然会在青铜器上刻字，但很有可能他们是不认识字的，是不理解字的。特别是在周朝时期，这是高科技，是最高权威和文化的象征。应该只是掌握在天子及其三公六卿手上的核武器，连诸侯都不掌握秘密。

因为商周时期，天子是靠在祭祀祭天等特殊日子铸一些有文字符号的鼎，然后将鼎赐给各分封诸侯的方式表示权威和臣属关系的。诸侯是不可以铸鼎的，那时非礼。所以，正常来说，诸侯是不拥有这种技术的，或者不认识文字，或者不懂铸鼎技术或刻文字的技术。所以，工匠数量不多，而且地位也不高。

最后说到商人，本身“商”字在周朝来说，就可能是有原来的“殷商族人”的意思。周取商而代之后，从政治上来说，原来的殷商人就是要打压、控制、防范的，具有政治黑点的人群。是潜在的最大对手和安全隐患，将他们的政治地位降至最低，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周人将原来的商族人全部驱逐出原来定居的富裕之地，并禁止在同一块土地上聚集和耕种。一部分合作者被封在宋国，成为殷商后代；另一部分反对者，估计就是被驱逐并发展成经商人。就像犹太人被驱逐出约旦河西岸、驱逐出耶路撒冷城，永远不得返回一样。没有了政治地位和定居地点，只能到处流浪。在农耕社会，没有定居点，没有土地，可能连奴隶也不如，自然自然就低下。

在打压的情况下，殷商族人只能从事最辛苦、最危险、最没有保障的工作用于谋生，那就是贩卖商品。在那种近似于原始社会的时代，平民只能谋得温饱。日出而作，日落而归，鸡犬之声相闻，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并没有什么商品的需求。对商品有需求的是那些贵族，而贵族是家里自己养着工匠的，没有多余的出售，也没有需要购买。所以那时的商人并没有像近现代的商人那样，能够容易成为富裕的人。几十年前那种走乡串户的货郎，就是最基本的商人，他们的生存状况比古代的商人并没有改善多少。

在那种走乡串户的过程中，安全是最大的问题。道路是没有的，有的是原始森林和野兽、盗匪和异族野人。离开城市或村落，就只能听天由命，希望不要遇上什么危险。但危险是不会走远的，特别是长途贩运的商人。可以再将时间拉近一点，唐宋时期的丝绸之路上的商人，通过马匹骆驼贩卖商品，途中所遇的危险有多少？自然灾害，如暴雨、山洪、炎热、迷路、缺水缺粮、盗匪、风暴、沙尘暴、野兽等等，无数的危险，能或者回来就是成功者，是不是挣钱了反而是其次。离开陆路，看看水路，海商的危险性也不比陆商低啊，想想茫茫大海，没有卫星导航，东南西北完全靠经验区分，达到目的地是要一定的运气的。风暴和海盗、迷航，是最大的风险。多少人一出海就不知归期，甚至葬身鱼腹。然后再想想，周朝、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根本无法到岭南，不肯过江南，可见当时的环境之恶劣。甚至可以说，晚上一旦离开城池或村庄，基本等于死路一条。一个商人面临的风险是农民和工匠的无数倍，但从这点就会被世人鄙视，就会被社会降级为最低等级的职业，因为实在太危险了。

靠双腿走路的时代，一外出就是一年两年，是生离死别，能回来的是万幸。常年离家在外，回来后老婆改嫁、父母无常的事情恐怕是非常常见的。这种职业，怎么可能赢得社会的尊重，怎么可能成为高贵职业？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商人一有钱就会买土地，无论做什么生意，做多大的生意，最后都是要买地。因为有土地才有定居点，才有家，才不至于漂泊在外，才能摆脱悲惨的境地，成为有根的人，而不是“商人”。

第三方面，历史上长期的阶层斗争也是造成商人地位低下的原因。因为商人在唐宋以后，因为交通、道路和人口的发展，经商致富的成功率越来越高，很多人能够集聚其大量财富。这个阶层多人成为了影响社会和政治的新生力量，会对士大夫阶层产生严重的威胁。为此，士大夫们必须发起反击。于是，古代典籍的士农工商的排位成为士大夫们打压有钱阶层的工具，成为最佳的仇富理论。因为士大夫始终掌握着权力和舆论，商人无法翻身，最后走的是一条通过家族进行融合的道路。所以，古代大部分的士大夫家族，基本都是有人经商、有人读书，结合两方面的优势发展势力的。就算自己家无法产生商人或官员，也要通过联姻解决这个问题。

想象一下，一个贫穷的举人进士，无论是赶考、读书、买书、发展师生关系都需要钱，穷书生哪里有钱？找个商人地主的女儿呗，这样双赢的结果在中国社会上流行了上千年。

阶级斗争的结果，就是让一个好职业几千年来无法翻身，成为脚底泥。甚至在明朝初期，商人连丝绸都不能穿，这已经到了荒谬的地步，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当时商人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大了，只能通过大力打压，才能不让其翻身。那个修筑了三分之一南京城墙的商人沈万三可能就是个代表，最后还是被士大夫们弄死了。

所以，从当时商人出现和发展的社会背景来看，商人在历史上地位低下，并不完全是儒家文化鄙视商人的原因，而是有政治的原因、社会环境的原因和职业本身的原因。也不完全是统治者怕商人到处活动而影响社会稳定，更多是以为职业本身的危险性和不稳定性，导致大家都不喜欢这个职业。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想从事这个危险、成功率低的职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