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甲午》第一章大国衰败——汉唐宋明未有之变（8）

其三，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空前尖锐复杂。

人总是需要一点信仰的。

在意识形态领域，政府如果引领不了，宗教就会占据主导；正规宗教如果占据不住，地下宗教就会来填补空白。

大清帝国曾是意识形态斗争领域的大拿，其以藏传佛教掌控蒙古人精神世界的做法，立意极高、手段极狠、影响极深，至今仍令人不寒而栗。

明末清初，蒙古分裂为漠南蒙古（现内蒙古一带）、漠北蒙古（现外蒙古一带）和漠西蒙古（现青海、新疆北疆一带），各部又分为许多小部落。其中，漠南蒙古的察哈尔部，身负“黄金家族”血脉，坐拥大元帝国传国玉玺，被视为蒙古人中的皇族。

1635年，后金灭亡察哈尔部，皇太极缴获了元帝国传国玉玺，继承了元朝的法统，建立大清帝国。

正因为坐拥彪悍的蒙古骑兵，清帝国才有了入关争天下的底气。有清一代，满蒙两族号称一家，保持了密切的联姻关系和军事同盟。

尽管如此，历代大清统治者都对蒙古人抱有深重的提防之心，生恐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立武装力量的蒙古诸部做大做强，反过来威胁到满人的优势地位。为此，清政府不仅以行政手段分化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还制定了“崇释以制其生”的宗教战略，即通过推行藏传佛教，潜移默化地控制蒙古人数量规模。

其主要手段有：在蒙古草原大力开展全民信教运动，用佛法消除游牧民族的狼性，引导他们如羔羊般服从命运、逆来顺受；不断修建寺庙、分封活佛，使各部落需要定期朝拜自身所信奉的寺庙和活佛，导致牧民们长期滞留同一片草场，久而久之草场退化，单位面积草原能够承载的人口和牲畜减少；政府给予喇嘛大量政治、经济特权，诱导蒙古牧民为信仰和经济利益出家为僧，这些喇嘛占有大量公共资源，既不从事生产、又不繁衍后代，自然而然草原人口减少、经济凋敝。

对这套战略，康熙皇帝给予非常高的评价，将其形象比喻为“建一庙（喇嘛庙）胜养十万兵”，认为全面超越了以往中原王朝靠长城防御、靠杀戮“减丁”的老套路。

从1644年清军入关、到1911年大清帝国灭亡的267年间，蒙古草原人口多次出现负增长。

清朝末年，大草原十里一寺、五里一庙，仅内蒙地区就建有各类寺庙1300余座，喇嘛占内蒙古成年男子的40%。

1947年，南京国民政府组织的人口普查中，发现内蒙古地区蒙古族总人口83万，其中6万是喇嘛。

可以看到，藏传佛教是大清治理草原的战略级武器。

藏传佛教，又称喇嘛教，是我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和蒙古、尼泊尔、不丹、印度北部流传的佛教分支，分为宁玛派（即红教）、萨迦派（即花教）、噶举派（即白教）、噶当派和格鲁派（即黄教）等多个派系。

明末清初，格鲁派逐步击败其他诸派，在藏传佛教内部占据绝对优势。此时，大清帝国基本征服了中原，剑指西南腹地和青藏高原。政权和教权在互相靠近、接触和摩擦的过程中，找到了利益交汇点，就此一拍即合。

1653年，顺治皇帝明确格鲁派为藏传佛教正统，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青藏高原在名义上臣服于清帝国。

康熙年间，清廷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对一家独大的达赖喇嘛形成制衡，后又陆续册封多位活佛，最终形成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四大活佛转世体系，分别掌管前藏、后藏政教事务和内蒙、外蒙宗教事务。

雍正年间，清政府设立驻藏大臣，负责督察西藏政治、宗教重大事务，开始直接统治西藏地区。

乾隆年间，制定《钦定西藏章程》，明确达赖和班禅等顶级活佛的转世灵童以金瓶掣签制度产生，由驻藏大臣监督确定，将转世活佛的最终裁定权收归中央。

清政府逐步强化对雪域高原政治生态的渗透影响之时，在藏传佛教的信仰体系中也插了一脚。

藏传佛教中，达赖喇嘛被视为“欣然僧佛”、即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被视为“月巴墨佛”、即阿弥陀佛的化身。

比起达赖和班禅，大清帝国皇帝的身份当然更尊贵。于是，乾隆皇帝先后被六世班禅、八世达赖尊为“天神文殊大皇帝”和“文殊菩萨大皇帝”。此后，大清历任皇帝均被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获得与达赖和班禅平起平坐、甚至犹有过之的地位。

由于见证过藏传佛教在蒙古草原和雪域高原上的强大影响力、号召力，清朝统治者对宗教的煽动性、传染力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因此，他们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问题保持高度警惕，生恐一不留神遭受宗教的反噬。

终清一代，中央政府对各大宗教既用又防，既运用藏传佛教统治蒙古草原、青藏高原，在东北地区着力扶持萨满教，还在中原地区实施了看似宽松、实则严厉的宗教管制政策。

顺治之后，清廷不断提高宗教组织在中原地区传教弘法的门槛，宁可用高薪把宗教人士圈养在庙观中，也不允许他们在民间自由传教。结果，喇嘛、和尚、道士们“谈笑有官员、往来无白丁”，整天与上流社会打交道，看似地位尊崇，却渐渐断掉了与底层民众的血肉联系，植根于草莽之中的邪教组织趁机发展壮大。

在中国北方，白莲教、八卦教、红阳会、虎尾鞭等不计其数的民间社团组织遍地开花；在南方，三合会、天地会、洪门、漕帮等半宗教半黑社会性质团体遍布长江、珠江流域。

“癸酉宫变”爆发前一年，四川刚刚查处了非法宗教组织“无为老祖教”，直隶爆发了董太、董怀信父子传习“金丹八卦教”近40年、入教者5千余人的滦州邪教案；再追溯到10年前，清廷花了8年时间、耗费军费近2亿两白银，才勉强平定了波及5省的白莲教大起义。

为了遏制邪教的滋生蔓延，清政府使尽了浑身解数。

首先，制定《传习邪教治罪条例》，明确白阳、白莲、八卦等非法宗教“凡传徒为首者…定拟绞决”，用严刑峻法吓阻百姓。其次，严格人身控制，以十户为牌、十牌为甲、十甲为保，由牌长、甲长、保长分片区稽查邪教及其他不法分子，如有遗漏则保甲连坐。再次，各村颁发《圣谕广训》，每月组织集中宣讲，让普通民众学习领会皇帝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不听、不看、不传非法宗教宣传物。最后，号召官员们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以自身表率引领广大民众效忠朝廷，远离各类非法宗教组织。

然而，清政府虽然在政治上高度集权，但仅靠全国2万余名在编公务员和80万余军队，只能勉强控制县级政权，根本无力覆盖广大农村。在“政权不下乡”的现实下，地方绅士、宗族长者把持了农村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基本垄断了教育权和受教育权。占总人口95%以上的普通农民，多为文盲或半文盲，根本不理解、也不想理解国家打击非法宗教的良苦用心。加之大清帝国严重缺乏公平正义，官府“公信力”不足，百姓们对枯燥的政治宣传很不感冒，对宗教迷信活动和各类小道消息却很热衷，天然为邪教组织提供了广阔生存空间和传播土壤。

因此，在民生和吏治两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纠治前，清政府种种遏制打击邪教的措施都显得软弱无力。无论是加强社会控制还是严肃法律惩处，无论是推行思想禁锢还是强化教育引导，终究是治标不治本。相反，政府针对邪教组织的负面报道，反倒让百姓们知悉了非法宗教，当他们生活窘迫、衣食无着、再也过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寻求另一种宣泄和表达的途径。

据统计，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到道光十五年（1835年）的短短二十年内，有史记载的民变高达323次，平均每年16次。这些所谓民变的背后，大多有着“邪教”的背影。

19世纪中期，“拜上帝教”在南方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19世纪末，中国北方又爆发了崇拜各种神袛的义和拳运动。如果按清廷官方的界定，无论是“拜上帝教”还是“义和拳”，都属于根正苗红的“邪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