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边书房@解读王阳明《传习录》【144】良知良能,殊途同归。
【来书云:聪明睿知,果质乎?仁义礼智果性乎?喜怒哀乐果情乎?私欲客气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韩、范诸公,德业表著,皆良知中所发也,而不得谓之闻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质之美耳,则生知安行者,不愈于学知、困勉者乎?愚意窃云谓诸公见道偏则可,谓全无闻则恐后儒崇尚记诵训诂之过也。然乎?否乎?】
陆原静来信说:聪明睿智,这是人的质地吗?仁义礼智是人的天性吗?喜怒哀乐是人的情绪吗?私欲和外来的邪气是一个东西?还是两个东西?古代的英才,如张良、董仲舒、黄宪、诸葛亮、王通、韩琦、范仲淹等等,德行和功业都表现卓著,都是从其良知中生发出来的,但是也不能说他们都是得闻大道的人,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说他们天资卓著,那就是生知安行者,生知安行者都不比学知利行者和困知勉行者好吗?如果说他们对道的理解还有偏差的话还可以理解,但是说他们对道毫无认识,那就是后儒太过于崇尚记诵和训诂学的问题了,是这样吗?或者不是这样?
【性一而已。仁义礼知,性之性也,聪明睿知,性之质也,喜怒哀乐,性之情也,私欲、客气,性之蔽也。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不及,而蔽有浅深也。私欲、客气,一病两痛,非二物也。张、黄、诸葛及韩、范诸公,皆天质之美,自多暗合道妙,虽末可尽谓之知学,尽谓之闻道,然亦自其有学,违道不远者也。使其闻学知道,即伊、傅、周、召矣。若文中子则又不可谓之不知学者,其书虽多出于其徒,亦多有未是处,然其大略则亦居然可见,但今相去辽远,无有的然凭证,不可悬断其所至矣。】
性就是那一个。仁义礼智,就是性的本性,聪明睿智,就是性的质地,喜怒哀乐,就是性的情绪,私欲和邪气就是性的遮蔽;质地有清浊之分,情绪有过和不及,遮蔽也有深浅。私欲和邪气是一个病两种痛,不是两个东西。张良、黄宪、诸葛亮以及韩琦、范仲淹,都是天资卓越,自然与天道有暗合之妙,尽管不能说他们学问通透,但是他们自己也在学习进步,离大道也不远。如果他们再进一步,那么就是伊尹、傅说、周公、召公那样的圣贤了。就像文中子王通,你不能说他不明白圣学,虽然其书很多都是他徒弟写的,也有很多错误的地方,但是其学问大致是清楚的,只是离现在太远了,也没有证据说明他的学问到了哪一步,没到哪一步。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数公者,天质既自清明,自少物欲为之牵蔽,则其良知之发用流行处,自然是多,自然违道不远。学者学循此良知而已。谓之知学,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数公虽未知专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滥于多岐,疑迷于影响,是以或离或合而末纯。若知得时,便是圣人矣。后儒尝以数子者尚皆是气质用事,末免于行不著,习不察,此亦未为过论。但后儒之所谓著、察者,亦是狃于闻见之狭,蔽于沿习之非,而依拟仿像于影响形迹之间,尚非圣门之所谓著、察者也。则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谓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虽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谓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王阳明继续说,良知就是大道。良知就在人心,不只是圣贤,常人也是一样的,如果没有物欲的牵绊,只要循着良知扩展开去,那就无处不是道了。但是常人大多被物欲牵绊,不能遵循良知。你说的几位先贤,天资清明,很少受到物欲的牵绊,在其良知的运用处,自然就很多,自然离道不远。学者只要学习洗遵循此良知就可以。如果说要学习,也是专注学习致良知。先贤虽然不知道专注在良知上用功,或者兴趣广泛,或者受其他事物牵绊,与道有时分离有时相合还未精纯。如果能做到精纯的程度,那就是圣人了。
后儒评价他们只是凭借自己的成就才干,未免落入了“行不著,习不察”的毛病,这样评价也不过分。著就是义利分明,察就是洞悉精微。后儒所谓的著和察,也未免有点狭隘,遮蔽于错误的陋习,只是学习模仿圣学的行迹罢了,并不是真正的著和察。自己都没搞明白,还能要求别人吗?所谓生知和安行,知和行两字,也是从用功的角度说。如果是知和行的本体就是良知和良能,即便是困而勉行之人,也可称之为生知安行。知和行两个字更要精细的去体察。
关于行动的三个场景: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和困而勉行,虽然看上去有高低之分,实际上大家都是一回事,都是在致良知。因为知行的本体就是良知,大家是殊途同归而已。条条大路通罗马,不是每一条都一样,而是说路径可以不同,但是最终的目的是一致。有良知才有良能,致良知就是践行良知的过程中发展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