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解惑163-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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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论语》解惑之一六三:克、伐、怨、欲
原宪请教什么是耻辱,孔子说:“邦君有道义,应该领俸禄做事情;邦君没有道义,仍然当官拿俸禄,就是耻辱。”原宪又问:“克(好胜)、伐(自夸)、怨(怨恨)、欲(贪欲)都没有的人,可以算是仁人了吗?”孔子说:“可以说是难得的人,至于是不是仁人,我就不知道了。”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佛教中的五毒:贪、嗔、痴、慢、疑。
贪,就是六根生出的贪婪、过分的欲望。对应的是“欲”。
嗔,就是遇到挫折后的怨恨、愤怒。对应的是“怨”。
痴,就是愚痴蒙昧,自是非他。对应的是“伐”。
慢,就是目中无人,即使别人比自己强,也会轻慢不屑。对应的是“克”。
原宪能够说出五毒中的四毒,令我非常惊异。想不到,他有佛家眼光,竟然成为孔子的弟子。孔子承认戒掉四毒是非常难的,但这种提法与“仁”是不同的理论体系,所以,孔子也如实地说:“仁?则吾不知也。”
原宪曾做过孔子的家宰,孔子给他九百斛的俸禄,他推辞不要。孔子死后,原宪隐居卫国,生活极为清苦。子贡做了卫国上大夫后,结驷连骑,看望原宪,因巷陋窄,只能徒步前往。见原宪一贫如洗的样子,子贡关心地问他:“啊呀!你是不是生病了?”原宪回答:“无财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我没有病,只不过贫而已。”子贡很惭愧地走了。原宪站在门口,徐步曳杖朗诵着歌颂其祖先的诗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
让我们再看看原宪的“行状”,非常像“苦行僧”。更令我相信,原宪就是“儒中高僧”。
据考证,释迦牟尼生活在公元前七世纪或六世纪,略早于孔子。那个时候,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华大地。所以,原宪的存在,确实令人惊奇。
14.2《论语》解惑之一六四:士而怀居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居”的意思是“积也,蓄也”。“士而怀居”“臧文仲居蔡”的“居”意义相近。“居蔡”是“收藏蔡地的大乌龟”。“怀居”是“总想发家致富”。
孔子说:“身为士,却总想发家致富。就算不上真正的士了。”
士应该“志于道”,不应该总想搞钱,谋求物质财富。
14.8《论语》解惑之一六五:为命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孔子高度重视“政策、命令”,对卫国起草“命令”的过程予以高度评价。因为,“命令”关乎许多人的“生命”,所以,重视命令发布过程就是关心生命。
14.9《论语》解惑之一六六:彼哉,彼哉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孔子对子西的评价是“彼哉,彼哉!”也就是现在说的“他呀,他呀!”
中国人评价人物的时候,往往会说“何足挂齿。”“不提他也罢。”“无语了。”,甚至,只是笑而不答。
中国人评价事件的时候,往往会说“你懂得。”“还用说吗?”,秦桧说的“莫须有”其实就是“你懂得”。
14.31《论语》解惑之一六七:不亿不信
“亿”在《论语》中出现两次,都是“臆”的通假字。
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在这里“逆”是往前推理,“诈”是敌方的故意欺骗。“亿”通“臆”是揣测,“不信”是内部的失信。
有些领导天天很忙,忙着处理问题,进行“亡羊补牢”。一会儿怀疑敌方使坏,一会儿又推测内部问题,忙着破案。还自以为有本事,有功劳。
孔子看不下去这种情况了,于是说:“不往前推理敌方欺诈行为,也不主观猜测内部失信,却也能事先发觉并消除隐患的,这难道不是更好吗?”
孙子兵法云: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同样,善于治理的人,也是无为而治。
14.34《论语》解惑之一六八:以直报怨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里,孔子把“德”理解成为“有所得的获得感”,把“直”理解成为“规矩”。
实际上,“以德报怨”是老子说法。但是,在老子眼里“德”是社会规律。“以德报怨”的本义是,即使对方伤害过自己,也要按社会规律、规矩办事。
这样看来,老子和孔子的思想是一致的,只是说法不同而已。查字典,我们也会看到:“惪”同“德”。
14.35《论语》解惑之一八零:莫,我知也夫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对这段话的一般解释为:孔子说:“没有人了解我啊!”子贡说:“为什么没有人了解您呢?”孔子说:“不埋怨天,不责备人,下学人事而上达天命。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
孔子曾经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怎么可能又发牢骚说上面的话呢?再说,如果孔子真的是发牢骚。子贡也不会问为什么,而应该说:“老师你太高明,我们不理解你是正常的。”显然,“莫我知”另有其义。
让我们先看看《康熙字典》里“莫”的意思,“莫”有“暮”的意思,表混沌状态,同时,又有“大也,不也,定也,静也”的意思。孔子问道于老子,老子对“道”的描述为“恍兮惚兮”。这个道是空的,大的,静的,定的。所以,孔子用一个“莫”字来表达“道”。
如果这样的话,那个“我知”指的就是“能感知事物的心”。翻译如下:
孔子说:“莫,才是我的觉了能知之心吧!”子贡问:“什么是这个‘莫’?什么是老师的觉了能知之心?”孔子说:“不怨天命,不忧人事,放下所感觉的一切,上达感知的本源。让我产生感知的本心,与天是一体的吗?”
《道德经》云: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所以,孔子又怀疑“道”与无边的虚空是一体的。孔子问道于老子,研究“道”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孔子懂得“道可以觉悟感知,却是无法用语言描述”。
14.36《论语》解惑之一六九:道之将行也与,命也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公伯寮对季孙说子路的坏话。子服景伯把这事告知孔子,并说:“季孙老先生已经被公伯寮迷惑住了,我的力量还能把真相辨明,杀掉公伯寮,并把他的尸首摆在街市上去示众。”孔子说:“道能实行,靠的是君令;道被废掉,也是君令所致。公伯寮能左右君命吗?”
通常情况下,大家都认定这里的“命”是“天命”。《论语》中出现三次“天命”,也都是“敬畏人生,要有使命感”的意思。孔子非常现实的,从不谈论怪力乱神,从不怨天尤人,当然,也就不会拿天命说事儿。
14.37论语解惑之一七零:作者七人矣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孔子研究过《易》,懂得七是一个周期。在孔子看来,七位贤才完全可以平定天下的。孔子叹息的是:可惜没有人能用这隐居的七人,有的话就可以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15.18《论语》解惑之一七一:义。礼、孙、信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义以为质”就是谋划工作要以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所谓“礼以行之”就是瞄准义这个目标,带头遵守规章制度,并且礼贤下士;所谓“孙以出之”就是瞄准义这个目标,保持低调,不显摆个人的能力;所谓“信以成之”就是瞄准义这个目标,说到做到,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
当领导,要瞄准“义”,还要用“礼、孙、信”来成就“义”!这是当“一把手”的心法。
15.26《论语》解惑之一七二:史之阙文(倒贴钱)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古代以马为交通工具,马的贵重程度远远超过今天的豪车,千里马的贵重程度更是超乎想像。然而,史书上却写着“有马花钱雇人骑”这样的字眼,旁边还写着“现在没有这种人”的批注,这就是“史之阙文”。中国古人编写历史,非常严谨,不懂的就空缺,有疑问的就写在旁边。孔子本着隐恶扬善的原则,把真事隐去了。那么,世界上有没有“有马花钱雇人骑”的现象呢?当然有啦,不就是“倒贴钱”么?比如:齐景公养了四千匹千里马,就是花钱雇人骑。再如:卫灵公安排南子与宋朝在洮池相会。现如今,也有富翁在5A景区花巨资买房,花钱雇人去看护。
15.31《论语》解惑之一七三:不食不寝以思“无”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终日不食、终夜不寝,就是不吃不睡,下苦功夫。什么事情值得孔子如此费心费力地尝试呢?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悟道!
这里的“无”相当于佛家所说的“空”。“思无”相当于佛家所说的“体悟空性”。孔子曾经整天不吃,整夜不睡,来思考“无”的玄妙。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其中的好处,与日常学习是不相同的。
时隔两千多年,我们通过这段文字,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春秋时期,就有静坐悟道的方法了。事实上,比孔子略早的詹何,就能够“在家中静坐,观想到屋外牛的模样”。所以,孔子不吃不喝不睡,静坐悟道,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15.33《论语》解惑之一七四:知、仁、庄、礼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孔子说:“靠聪明才智治理百姓,不能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方法守住它,虽然会暂时得到民心,久而久之也会失去民心。靠聪明才智治理百姓,也能用仁道守住它,但不用严格监督来治理百姓,百姓也不会敬服。依靠聪明才智得到了,也能用仁道守住它,又能用严格监督去治理百姓,但没有最初的安民告示,那也还不够完善。”
这一次,孔子阐述的是治理的方法,就是要做到“决策有智慧,执行有仁爱,监督有力度,最初有动员。”
15.34《论语》解惑之一七五:不可小知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这里的“小知”到底指什么?首先,“小知”与“大受”是对立的。因为“大受”是承担系统复杂的重任,需要有战略眼光,所以,“小知”就是做某项具体工作,需要有专业技能。
因此,孔子的意思是:君子不必有专业技能,却必须有战略眼光能承担重任;小人虽不能够承担重任,却有做具体工作的专业技能。
个人感觉,君子应该有专业技能,但是不可以发挥专业技能。有技能,说明君子在细节上也非常过硬。不使用,说明君子能够放下自我。和尚有而不用,能修成正果。太监无而无用,并不是修行之行。
17.2《论语》解惑之一七六:性相近
“性”通常解释为“生之质也”“天生禀赋”。但是,人的先天差距是非常大的。孔子曾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显然是说,人类先天的智慧差距非常大,不存在“相近”现象。
孔子精通六艺,其中的“书”,就是六种造字方法。因此,我们可以用最古老的望文生义的方法,来审视“性”字——心生为性。在这里,“性”指的是觉了能知之心对世界万事万物的感知。孔子当然知道觉了能知之心存在着差异,七口咸八口淡的,虽然众口难调,但是大致相近,人人几乎都能品尝出酸甜苦辣,人人几乎都能看到红白黑蓝,人人几乎都能听出抑扬顿挫。按道理说,既然人类的觉了能知之心都差不多,人的发展也应该差不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后天发展差异巨大,有的人眼睛越练越明,耳朵越练越聪。因此,孔子说的“性”并无善恶之分,“性相近,习相远”所表达的意思是,经过后天努力可以提升和改变人的感知能力。
所以,把“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翻译过来就是:“人类的觉了能知之心都差不多,习惯养成导致的后天发展却差异巨大。”这样一来,孟子所说的“性本善(人性向善)”就与孔子的“性相近”就没有半毛钱关系了。
17.3《论语》解惑之一七七:与下愚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对这句话,常见的翻译是:“只有上等的聪明人与下等的愚笨人是不可改变的。”但是,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匹夫不可夺志也——无论地位高低、聪明与否,任何人的三观都是非常难改的。
这里的“上知”与“下愚”是对立关系,“上知”是地位高的智者,“下愚”是地位低的愚者。他们之间应该存在怎样的关系呢?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所以,“上知”应该帮助“下愚”。再来看看《康熙字典》,“与”字果然有赐予、帮助的意思。
所以,孔子的本义是:聪明的上等人,永远要帮助愚昧的下等人,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因为精英阶层帮助普通百姓,其实,就是在帮助自己。
然而,现实世界中,却存在“马太效应”: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其结果就是暴力革命,统治者被推翻,甚至是清洗。
17.12《论语》解惑之一七八:犹穿窬之盗
犹穿窬之盗:就像挖墙洞、爬窗户行窃的盗贼。既然是盗贼,就必然做贼心虚。既然心虚,就肯定伪装成强大的样子。孔子推理出来,凡是伪装强大的色厉者,内心一定是怯弱的。反之,凡是温良恭俭的,内心一定是强大的。所以,孔子说:“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
17.13《论语》解惑之一七九:贼也,弃也
子曰:“乡愿,德之,贼也。”子曰:“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
这两段应该放在一起比较。前者结论是“贼也”,后者结论是“弃也”。《说文解字》认为,“贼”的意思是“败也,毁也”。“弃”的意思是“捐也”,扔掉。“德”同“得”,“德之”就可以理解为“得到凭据”,有抓把柄的意思。
所以,合理的翻译为:孔子说:“把面对面的密谈当成把柄的,必然招致失败。” “信谣传谣并以谣为证据的,必然招致背叛。”
是的,乡(向)愿是面对面的谈想法,是私密的,怎能见光?如此一来,大家就像防贼一样防着你,再也没人敢你在面前说真话了,甚至也没人与你喝酒吹牛皮了,这样,岂能不败?街头巷尾的议论,是不实的,怎能当真?如果听信流言,就会疑神疑鬼,引发众叛亲离。
这两段话提醒我们如何对待密室之言和流言谣言。要把密室之言烂在肚子里,做到心中有数就好。要把流言谣言当成耳旁风,做到心有定力就好。
后来,“乡愿”引申为“见不得光的私下交易”,站到了“乡绅(土生土长的代表公平正义的自然领袖)”的对立面。但是,那是后话了。
17.19《论语》解惑之一八零:天何言哉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天地无言,万物生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给我们的启发是:只要给群众一个美好的愿景,让大家有理想之天;再给群众一个广阔的舞台,让大家找到耕耘之地;然后再给大家一个规则,让大家各安其位。领导的主要任务就完成了,就可以实现最崇高的“无为而治”。
17.25《论语》解惑之一八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子曰:“唯女(汝),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中的18个“女”都通“汝”,所以,不可理解为“只有女子和小人难养”孔子讲究孝道,是母亲颜徵在一手拉扯大的,他又怎能说女人的坏话,得罪全天下的女人呢?
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孔子说:“告诉你啊,不要因为一点点名利就去巴结小人,太难相处啦——亲近他,他就登鼻子上脸,疏远他,他就怨恨你。”
孔子知道世界上到处都有小人——那些有血缘关系和同事关系的小人,就够我们喝一壶了。何苦还要因为一丁点名利,再去攀缘小人?
对待回避不了的小人,孔子给出了不同态度。
对待血亲长辈中的小人,孔子建议我们要孝敬他(入则孝,要感恩,有敬意,几谏,感化);对待兄弟姐妹中的小人,孔子建议我们尊重他(出则悌,要在团结的基础上,进行切磋琢磨式的斗争);对待同事中的小人,孔子建议我们保持距离(而亲仁);对待地位低下的群众中的小人,孔子建议我们要爱护他(泛爱众,惠及他们);对待手操着名利大权的小人,孔子建议我们不要巴结和追随他。
18.4《论语》解惑之一八二:齐人归女乐(‘逗你玩’综艺)
齐人归(馈)女(汝)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孔子担任大司寇(摄相事),不仅帮助鲁国在齐鲁夹谷之会上取得外交胜利,而且把鲁国治理的蒸蒸日上。齐国害怕了,于是赠送“汝乐”给鲁定公。鲁定公偷偷地派季桓子接受了。从此,鲁定公一味高乐,很多天不上朝,孔子便离开了鲁国。
《论语》中出现18个“女”,都是“汝”的通假字。所谓“汝乐”就是“逗你玩”马戏班子,不仅仅有美女,还有侏儒之类,能演出各种综艺节目。
《红楼梦》里,贾府养的戏班子就算是“女乐”了。电视普及后,家家都有“女乐”了。智能手机普及后,手机“女乐”比鲁定公所见“女乐”不知丰富高明了多少千万亿倍。孩子们玩手机不读书,当然就是正常现象了。
18.8《论语》解惑之一八三:无可无不可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这段话,表明了孔子的价值观。孔子对七位仁者的行状进行了评判,并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说:有德行无成就的人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就是伯夷、叔齐吧!”又说是“柳下惠、少莲,他们降低了自己的志向,辱没了自己的身份,但他言谈符合伦理道德,行为经过深思熟虑,却也没有什么成就呀。”
又说虞仲、夷逸“避世隐居,放肆直言,为保持自身清白,舍弃志向废除其他方面的权衡。”孔子认为自己与这些人不同,说:“我与道同在,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我到处寻找有道的邦君,找到了就做一番大事,找不到拉倒,没什么值不值得的。”
整篇《论语》,孔子经常说“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观点,为达成“唯道是从”的目标,孔子辞去鲁国大司寇摄相位的高官,开始周游列国。后来,又无视卫灵公给予的丰富待遇,继续周游列国。孔子的目标就是找有道之君,再建一个伟大的周朝。孔子的价值观是什么?就是“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至于个人荣辱、功业,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没有什么值得不值得的。
无可无不可是一种大智慧,是完全根据环境和社会需要做出最合理的选择。历史上,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
李泌幼时有神童之誉,受到唐玄宗和张九龄等人的赏识。成年以后,李泌并未做官,而是精研学问。天宝年间,唐玄宗忽然想起李泌,特召他进宫教导皇子。安史之乱后,李泌得知肃宗李亨即位,正是用人之际,便主动来到灵武。肃宗见李泌到来,大喜过望,立刻和他商讨当前的战局。李泌全面分析天下大势,为肃宗制定了全面周详的平叛战略。后来,肃宗要封他做官。他坚辞不干,只愿以白衣之身为朝廷出力。李泌虽然没有任职,却“权逾宰相”,为朝廷出谋划策,居中调度,责任甚重。由于李泌与皇上关系极为亲密,招来了权臣崔圆、李辅国的嫉恨。两京收复,大局已定,李泌便主动要求退隐。
不久,唐代宗继位,立即召回李泌,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当时的宰相元载非常忌妒他,便找个机会外放他去做地方官。代宗也很无奈,只得派他外任。后来,元载犯罪伏诛,代宗立即召他还京,准备重用。但又遭到另外一位权臣的排挤,外任杭州刺史。建中四年,京城发生泾原兵变,唐德宗逃往奉天。危难之际,德宗把李泌召到身边。不久,李泌正式出任宰相,又被封为邺侯。
李泌身逢乱世,经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四朝,历次参与军国大计,运筹帷幄,抚平安史之乱,安定唐朝边陲,为唐王朝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局动荡,许多名臣都不得好死。李泌执掌大权,身负国任,遭到许多权臣嫉恨,五次被排挤出朝廷。但是,他悟得大道,达到了顺应外物,该进则进,该退则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即建功立业,又能避祸全身。李泌的“无可无不可”,深得孔子处世思想之精髓。
19.13《论语》解惑之一八四:仕而优则学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夏说:“对于士大夫而言,当官的空闲时间,就一定要学道;悟通一些道理了,就一定到做官的实践中磨炼。”显然,子夏的积极入世,已经脱离了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价值观。
近代,人们把“优”理解成“优秀”。把“学”理解成“考试成绩”。于是就误解为:“学习成绩好就应该当官。”这就是“官本位”的由来。
19.16《论语》解惑之一八五:为仁矣
“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曾子说:“子张看起来堂堂正正,却难结交,有刻意做‘仁’的痕迹。
其实,孔子早就告诫了张:“‘为仁而仁’已经偏离了仁,却能有好名声。”后来,子游也说:“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因此,我们最终可以认定:子张犯了“为仁而仁”的毛病,只得到了仁的外在,而未得到仁的实质。
孔子究竟是何等高明,竟使嫡传一代优秀弟子子张“仅得其形”。颜回和子贡分别给出了答案。最智慧的颜回认为,孔子是不可超越的;最聪明的子贡认为,想窥视孔子学说需要有“万仞”的高度。从孔子学说衰减的速度来看,我们可以断定,孟子以降,孔子学说就几乎“神形俱丧”了。
实际上,从董仲舒开始,就扯虎皮当大旗,把儒学改造成统治工具了。到朱明时代,更是把儒学搞得支离破碎、一塌糊涂。
19.17《论语》解惑之一八六:未有自致者也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根据《康熙字典》的解释,“致”可以理解为:致其所掌之事于君,而告老。也就是后来说的致仕,辞职。所以,曾子的意思是:“我听老师说过,人没有自动辞职的,(如果有)一定是在父母死亡的时候。”
人类社会需要各方面协调发展,尤其需要不断把最优秀人才推举到最高统治阶层。然而,人是有趋利避害习性的,当官的既尊贵又有待遇,当然不会主动辞职。慢慢地,就会发展成既得利益集团,随后,就会像肿瘤不顾母体死活一样,攫取一切权力和利益,阻碍着社会正常运转。
基于上述认知,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孔子有机会进入鲁国最高统治阶层已是“奇迹”;辞去鲁国大司寇摄相事的职务,更是“神迹”!从而,才能深刻体会孔子践行“有道则行,无道则隐”“唯道是从”的理想,付出了多大牺牲。
孔子去世后,他的许多学生主动到坟上为他守孝三年(子贡六年)。到了汉朝,“丁忧”虽然未强制离职守丧,却对官员行为提出诸多要求,行为不端(如饮酒作乐、娶妻生子等)会受到谴责和处罚。西晋武帝年间,诏令明确规定官员遭父母之丧,必须解职服丧三年(实为27个月),从此,丁忧制度一直推行到晚清,直到民国时期才被废止。
丁忧制度实在是中华文明的一大创举,打击了趋利避害的动物性,增强了感恩回馈的社会性,畅通了人才交流。也为士大夫们的反思、自律、接触民间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和平台。
致仕守孝,利大于弊。
19.22《论语》解惑之一八七: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子贡慧眼如炬,能看到文武之道无处不在。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只要做个有心人,依然可以随处见“道”。如,“知道”是中国人最常用的词语,意思是:人生的最主要目标就是来“知道”的。如果你去追求升官、发财,那肯定是跑偏了。
那么,“道”在哪里呢?“道”在儒家、道家、佛家的经典中,“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道”在老百姓的口语中,“道”在各种技能中。只要虚心请教,认真体悟,就会得“道”。
需要说明的是:真儒的“道”是从孝道感恩开始,激发敬畏和自律意识,养成内求、反省、改过的习惯,最终形成完美人格,达到不惑、不忧、不惧的“无我”境界。
20.1《论语》解惑之一八八:允执其中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舜亦以命禹。
《论语》这样记载了尧舜禹禅让时说的话。这段话的重点是“允执其中”。《尚书·虞书·大禹谟》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据传,这是尧舜禹禅让时的“十六字心法”。
所谓人心惟危,是指人心最大的特点是趋利避害,所以,任何领导都不要指望老百姓有高尚情操。大家都是普通人,眼里都只有名利。高水平的领导不是“废众私而布大公”,而是“顺众私而成大公”;前者容易导致平均主义,后者才能达到各得其所的圣境。
再来看道心惟微。有人认为是“道心”,然而,“道”本无心。《道德经》五千言,也没能把“道”说清楚,“道”又怎能有“心”呢?春秋时期,语言贫乏,“道”与“导”是通用的。所以,“道心惟微”就是“导心惟微”,指的是:引导人心的决策都在细微的事情上,而不在空洞的口号中。人为财死,所以,必须关注分配制度。分配制度的每一次微调,都必须及时、准确、精微。
所谓惟精惟一,是指细节精微,都归于整体之中。即:“用细微的事情”引导民心,但是不能脱离“整体一”的指导。也就是说,调整分配制度,永远要面向全体大众,而不是偏向既得利益者。否则,就会出现偏差。
所谓允执厥(其)中,就是符合“整体利益”。面向全社会的分配制度,不仅要做到目标正确,还要做到人员得当,时间合适,计划合理,过程正当,效果良好。同时,还要保持动态微调,以应对变化。
如果大家还不明白“十六字心传”指向分配制度。那就看看尧说的最后八个字“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翻译过来,就是“假如天下百姓困苦和贫穷,上天赐给你的禄位也就会永远终止。”显然,分配制度偏向了少数人,统治阶级也就会被推翻。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最好的分配制度是亏好不亏歹的,是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
20.3《论语》解惑之一八九:君子知命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这里的命,不是“天命”而是“下命令”。当领导的,如果不懂得如何下命令,又如何管理百姓?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郑国发布公文,下达命令,通常要经过这么多程序,就是为了确保证命令的准确性、严谨性、通俗性、严肃性。当然,郑国只是在拟定文本时下足了功夫。仅有这一点,这还远远不够。
实际上,“下命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首先,要调查研究,找出要解决的问题。其次,要拟定文本,说明前因后果,重大意义,具体措施,责任分工,要求时限,达成效果,等等。再次,要树立样板,面上推广,扭住不放,直到抓出成效。最后,还要及时反馈、跟进矫正,不断地总结提高。这样,算是完成了一次“下命令”的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