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次贷危机和中国的三聚氰胺

美国次贷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灾难

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房价又开启了一轮空前的涨价潮，高房价再次成为老百姓热议的话题。面对高房价，人们心态迥异，有人看涨，有人看跌。在看跌的众多理由里，始终有一个声音占有相当的支持率，就是中国的高房价已经严重泡沫化，中国可能随时会迎来诸如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一样的系统性危机。这个问题让很多人焦虑，不仅是那些炒房的，还有那些筹钱准备买房的。那中国到底会不会发生中国版的“次贷危机”呢？

不可否认，中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和美国本世纪初的房地产市场极为相似，都有两个基本特点：1. 房价持续上涨，吸引众多投资者纷纷进入这个市场。但是购房者真正的自住或是出租的比例很小，新房空置率很高。“泡沫化”严重。2. 商业银行的主要经营收入之一，是给房地产公司的项目开发贷款，以及给购房者的购房贷款。说明相关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很大。

初一看，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似乎离次贷危机并不遥远，但是，这种推断只是看到了美国次贷危机的一个表象，对于危机爆发真正的底层逻辑，缺少足够的了解。

正如通常所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事实上，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的风险，也不是一两年累计形成的。这一切还要从“歧视”开始。

从历史以往看来，美国的购房率就一直很低，银行对贷款购房人的信用资格审核非常严格，不轻易放贷。所以，能够贷款买房的人，在总人口数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上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全社会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平权运动，人们开始关注少数裔族群，逐渐发现，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受到了各种各样的不公正待遇。而在不动产行业里，表现的尤为突出，他们的购房率低，获取购房贷款异常困难。渐渐的，这一情况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1991年，各个商业银行的房贷数据被公布，数据显示，在各个银行的房贷发放中，存在着明显的向白人倾斜的状况。于是银行被推到了舆论的浪尖上，他们被批评进行了种族歧视。随后在1992年，联邦储备局波士顿分行出了一个所谓的科学统计报告，表示明确确定商业银行对弱势群体进行了歧视。尽管很多专业人士表示报告的很多数据不科学，报告的事实依据不充分等等，但是大众却对报告深信不疑，强烈要求政府对弱势群体予以特殊的照顾，要求银行给他们发放更多的贷款。

如果弱势群体也能贷款，银行必须降低放贷标准，也必须要承担更大风险，银行不愿这么做，因此一开始，即便呼声很大，弱势群体获得贷款的比例依然没变。这时，美国政府出手了，他们一方面“威逼”，向银行施压，要求银行不得歧视弱势群体，必须放宽对其贷款的要求，同时表示一旦查出有歧视行为，就要采取集体诉讼的手段，向银行开巨额罚单。另一方面，政府也开始向银行“利诱”，让有政府背景的两家房地产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去收购商业银行的购房贷款合同，政府变相接盘了所有购房合同的违约风险。

这下，银行看懂了，既然政府要求银行取消歧视，且承担了所有风险，那银行就没什么好担心了。银行贷款政策随机转向，银行开始争相鼓励各个阶层的人购买房产，尽量宽松的发放贷款，甚至出现了完全不需要审核资质即可放贷的情况。还有银行请电影明星来做广告，鼓励人们去购房。这些做法也刺激了房地产行业的短期繁荣，美国的房价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经历了一波连续上涨的行情。这使得更多人相信，投资房地产，有利可图。于是，雪球越滚越大。

不过银行很明白，这些贷款是“有毒”的，一旦房价停止上涨，或是贷款人的还贷出现问题，市场的繁荣将无法为继，贷款违约将大量出现，因此他们本能的采取了各种手段，将这些“毒债务”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来包去，将风险一再的转移。于是这些风险就像击鼓传花一样，不停换手，只是不知道谁将是最后一个接手。另外，银行还坚信一个原则，即所谓“大而不能倒”的原则。他们相信做的越大，政府就越不不会让他们出问题，到最后，政府肯定会出手相救。于是，这些银行就更加肆无忌惮。

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看到了。

了解以上情况之后，我们再来对照我们国内目前的情况，房价的确还在不停的上涨，但是商业银行对贷款的发放控制的非常严格。尤其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所有银行还提高了房贷的基础利率。所以， 贷款人出现大规模违约的风险并不大，在这点上，中国的市场基本面，和美国次贷危机之前是有本质区别的。因此出现中国版的“次贷危机”可能性并不大。

不过本文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想回答上面这个问题，而是想通过这个例子来揭示一个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歧视，以及对歧视的错误对待，所可能带来的问题。

经济学里，歧视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一个中性词。我们的社会有一个基本现实，就是资源的稀缺性，由于稀缺性的存在，导致了人们在分配资源时，必须要进行选择；而一旦要面对选择，就必然要设定选择的标准；而一旦有了选择的标准，就必然出现区别对待，这种区别对待，实质就是歧视。所以有稀缺，就必然有歧视。通常情况下，歧视规则的形成是市场自发的，并不需要人为干预。比如拍卖行里的艺术品拍卖，遵循的是价高者得的规则，这就是最基本的价格歧视。但如果我们对合理的歧视进行错误的干预，就往往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从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商业银行的购房贷款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人人都想获得，银行为了规避风险，制定了一系列选择的标准，比如足够高的信用等级，足够多的固定收入等等。这里，银行的确采用了资格歧视的手段，他们歧视的本质，针对的是那些经济实力不足的人，这和申请人的肤色，原籍没有关系。恰巧的是，能够达到这些标准的购房者，多半是白人，少数族裔人群往往达不到。而人们和政府都只看到了表象，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银行对少数族裔进行了歧视。

倘若让这个误解继续存在，不去改变原有的规律，那也就罢了，但是美国政府却做出了错误的政策，要求银行放弃所谓的“歧视”，而这恰恰破坏了银行筛选客户的标准，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的爆发。

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需要尊重市场，通过自然竞争去形成的合理的价格歧视规则，刻意地去改变，有可能会出现好心办坏事的局面。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三聚氰胺事件，就是另一个典型案例。

先说说标准，我国最早的关于鲜乳卫生相关的标准，是卫生部在1977年颁布的《鲜乳卫生标准》，该标准并没有将蛋白质含量，菌落总数等相关指标进行规定。1986年，农业部颁布了《生奶收购标准 》，首次明确了蛋白质含量不低于2.95g/100g，菌落总数不高于50万个/ml的标准，但蛋白质含量并不要求强制执行。2003年，卫生部更新了1977年的《鲜乳卫生标准》 。对鲜乳的要求与1986年农业部的要求一致，但标准要求强制实施。我们看出，我国政府对鲜乳的标准要求是逐渐提高的。

因为历史原因，中国的奶牛基本都是广大奶农散养，大规模集体化饲养的比较少。因为饲料，奶牛品种的原因，奶农们对提供的鲜奶，在品质上并没有太多的办法来改善。所以如果奶牛产的奶稀了，他们就卖便宜些，如果牛奶浓，价格就卖高些。消费者这边也一样，如果预算充分，就买好一些贵一些的，预算不足，就买稀一些，便宜一些的。所以市场本来就自然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价格歧视规则。它既保护了奶农的生存权，也让消费者能够自由选择，让更多人喝上牛奶。但是，在2003年的强制标准出台后，原本的价格歧视规则不管用了，新标准使得很多奶农无法生产出满足标准的生奶，他们只能将不合格的鲜奶倒掉。与此同时，奶制品企业却面临收不到鲜奶，经营受困的局面。这就让制造三聚氰胺的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我们说，在生存问题面前，道德问题不是问题；在暴利面前，道德问题不是问题。雪球越滚越大。直到2008年9月11日，三鹿奶粉事件爆发。

通常我们认为，食品安全标准定得高一些，对广大消费者是一种保护。但是这个例子也再次印证，错误对待歧视规则，好心也会办坏事。2010年，卫生部颁布了乳业新国标，新国标中，将蛋白质含量从原本的2.95g降低到了2.8g，菌落总数从50万个，降低到了200万个。这个标准的出台，救了很多的奶农，也给企业送了绑。是一个好国标。虽然新国标颁布后，招来了众多的质疑和责骂，但是我们要看清本质。

最后，想问一下看文章的您，在您的平时生活中，是否也有见过类似的错误对待歧视规则，好心办坏事的案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