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加班，有的人选择辞职，找一份工作较轻松或者薪资更高的，毕竟一份付出一份收获；有的人选择留下来，因为他相信“努力工作，总会有收获的”，又或者是被现实生活所迫不得不待着。

而有的人呢，则选择硬刚。

1973年圣诞节刚过的第3天，威廉·波格和他的两位宇航员同伴正在空间站工作，由于长时间的工作以及监控和糟糕的日程安排，他们扳动了开关以示反抗，停止了飞船维护、自我监控和各种实验，休息了一天。

这就是NASA传说中的“太空罢工”事件，一件发生在天上400公里外的劳务纠纷。

诚然，过度工作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很多人习以为常。不止我们，数百万的美国人也感受着这份沉甸甸的压力。

在《过劳悲歌》一书中，美国明德学院社会学教授杰米·K.卡麦伦就揭露了过度工作与不平衡之间的关系，并且剖析了资本家控制工作者工作时间的全新手段，向我们展示了各类劳动者所面临的的过劳危机。

通过阅读本书，你会发现工作时间被有形的和无形的两种力量所控制，想要从困境中挣脱出来，除了摆烂，不如赋予工作意义，或许会使你感到宽慰。

01 时间从来就是不公平的

在一次闲聊中，不知道怎么就说到彩礼上，有个朋友说：“出不起彩礼，是因为这个家庭有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努力工作呢？”

事实上，这个家庭里的每个成员都非常努力工作，可是他们的财富并没有增加，充其量就是略微增加了一点收入而已。

这就像《过劳悲歌》中所讲述的医疗护工阿曼达的故事一样。她每周工作时间接近60小时，基本每天晚上都要随叫随到，但是过度和不规律的工作时间让她的生活处于不稳定状态，而工资却很低。

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会选择薪资更高且有加班福利的工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能抵消过度工作所带来的一些危害，换取一些有利的回报。

尽管在当下，“996”“24小时自由工作”等一度成为热词，然而受到关注的却是白领阶层、中高阶段，而不是普通的劳动者，比如制造业工人、服务业从业者。毕竟，前者过度工作所带来的价值远大于后者。

杰米·K.卡麦伦在书中所写的：“今天的富人则是通过炫耀他们对工作的极端献身精神而获得威望。”

当然，事实也确实如此。“从绝对值来看，收入前20%的人每年的工作时间比任何人都长。”他们会在带薪假期或休假时工作，也会在半夜因为一通电话起来工作……

相较阿曼达他们这个阶层来说，这群人有着可控的自由支配时间，可以计划自己的日程表、休息时间和家庭生活。

可见，过度工作与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并不平等。

每个人一天都有24小时，但是这24小时却不是平等的。就像滚雪球一样，富人长时间工作更容易取得成功和财富。

02 我们是如何被控制的？

我们真的天生就得努力工作吗？

从我们工作时间的历史变化来看，答案显然不是。

本杰明·富兰克林发明了待办事项清单；马克斯·韦伯则把富兰克林的理论应用到管理实践中；“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提出生产作业管理……

至今，这些管理方式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其中，打工人出售劳动，有钱人则是消费他人的劳动时间。

时至今日，数字技术正无所不在地渗透进我们的生活，新技术可谓是给了时间管理第二次生命，也让我们参与了这一场“浮士德式的交易”。

网上爆出的公司监控员工的新闻：公司认为员工上班摸鱼，工作效率低，予以辞退……此外，还有监控摄像头以及其它监控软件，一度让打工人“战战兢兢”，身心备受折磨。

诚然，这些新技术让工作时间能很好地被准确测量，但也让工作者被完全掌控和监控。

书中讲述了伊莎贝尔所工作的迪士尼地下室自助洗衣店，其周围都贴着巨大的屏幕。如果你没有认真工作，屏幕上你的名字就会变成黄色或红色，一直闪烁着。管理者就是以此来调整你的工作强度并进行纪律处分。

不可否认，科技应用于工作场所，看似变得更公平公正了，但是却忽略了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以及发明者自己的个人偏见。

如何更好地对时间进行管理，应该像控制水管一样，有的时候开大，有的时候调小，能够机动灵活。

当然，只有正确地使用它，时间才能为我们所用。否则，它就会属于其他人，比如你的竞争者、领导或者老板。

03 热爱你的工作

乔布斯曾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会上说：“你的工作将占据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做伟大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热爱你所做的事情。”

这让“有意义的工作”成为了一些公司的文化，鼓吹努力工作和长时间工作是对自己的一种回报。

这也让“有意义的工作”成为了工作者的工作信条，他们希望所从事的工作能符合自己的目标，为此他们愿意接受更低的薪资待遇。

然而，有意义的工作并不如想象中的那般，反而成为了加班的理由。“你那么热爱工作，你不多留下来工作一会儿吗？”

而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作，休闲成为了一种奢侈品。

但是归根结底，热爱你的工作总能给人一定的精神上的慰藉。正如《过劳悲歌》所写的：“如果我们必须为了生活而工作，我们就应该要求有意义的工作成为一项合法的社会基本权利。”

所以，假如工作让我们失望，不管怎样，我们也要通过工作找到意义。

写在最后

正如杰米·K.卡麦伦在《过劳悲歌》所写的：“工作的需要实际上不是对自由的限制，而是我们实现社会自由的条件。”

如果工作既能实现生活的必需又能实现自由，那绝对会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