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差异：青春后期/成人期适应性和适应不良性自我过程及其后果

（摘自《儿童心理学手册》第六版第三卷第9章【自我】）

个体差异：青春后期/成人期适应性和适应不良性自我过程及其后果

在本阶段仍然可以观察到许多在之前几个青春期阶段中描述过的病理过程，虽然发展导致其形式有所不同。青少年盼望着早日长大成人，这使他们日益关注自己无法达到的魅力的文化标准。为了被社会接受并在崭新的成人世界中取得成功，达到这些标准对青少年而言变得更加关键。对女性而言，无法达到这些标准可能会导致更多包括饮食障碍在内的病理过程。

Danis 在我们的一项研究中，考察了两组有饮食障碍的女大学生，分别表现为厌食症和贪食症症状。与没有此类症状的控制组女大学生相比，厌食症和贪食症对外表重要性的评分显著高于正常样本，接近量表最高4分位点。而且她们对自己外表的评分都非常低，产生一种很大的差距：重要性得分大大高于外表知觉分数。通过这种差距可以清楚地预测这两组饮食障碍群体与常模样本相比自尊分数极低。这些低自尊分数往往预示着极高的自我报告抑郁水平。值得思考的研究结果是，虽然两组饮食障碍群体都报告出现负性症候群，但贪食症组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他们的外表知觉分数、自尊分数和抑郁分数都是最低的。Danis 用控制知觉来解释这种组间差异。她认为厌食症组客观上都较瘦，她们对体重控制具有成功感的可能性更大。而贪食症组吃了吐的行为模式导致控制感较低，而且这个群体的平均体重也更重。据说厌食症患者更有可能营养不良，通常会影响到骨骼、大脑和身体的发育，严重的厌食症甚至会导致死亡。贪食症患者也容易出现各种身体症状，包括口腔和食道损伤以及其他身体发育不良症状。她们还可能出现大量的心理症状，包括家庭破裂、学业危机和社会功能受损。

男性青少年仍然容易出现暴力倾向，尤其是那种由同伴拒斥和羞辱引发的暴力。长期的拒斥和羞辱很有可能是导致暴力想法和行为的罪魁祸首，校园枪击案中的青少年罪犯就是这种情况。不同于青少年中期校园枪手的冲动行为，较大青少年（如，科伦拜恩中学的Eric Harris 和 Dylan Kleibold）的行为明显更具计划性。他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用于研究策略，Harris 甚至发表了某些书面宣言。目前我们只能根据11起公开的校园枪击案的媒体报告推测，其中的动力机制可能有别于受到教师、教工、学校心理学家、同伴和家长关注的通常意义上的行为不良和品行障碍行为。这些案件中的绝大多数男性犯罪者在此之前都没有触犯过法律，也不是学校中的肇事分子；没有接受过临床诊断，也没有被编排到有不良行为倾向的特殊班级。正如之前提到过的，我们发现33%的常模样本报告他们真的曾经仔细思考过要伤害那些羞辱他们的人，而被我们要求用平行问卷对这些学生进行评分的班主任并未察觉到这一切。因此，有必要将这种近来出现的暴力形式与以往的那些已经引起学校和心理健康专家注意的行为不良的品行障碍青少年的犯罪行为相区别。两者的犯罪类型不同，例如，开车射杀目标对象对比尽可能多地随意射杀同学。不同的发展阶段可能具有不同的动力机制（如，较大青少年更具计划性）。

多重自我的建构是一个常规过程，但也可能引发病理状况。在青春中期部分已经提到，虐待会导致分裂症状，使多重自我无法整合。最严重的情况下，这会导致分裂型同一性障碍（过去所谓的多重人格障碍）。虐待还会影响到个人对核心自我特征的判断（正性或负性）。我们发现，当要求多重关系情境中的特征进行评分，评价重要的核心特征和次要的边缘特征时，较大青少年的常模样本会赋予最重要的特征正性的定义，把较负性的特点（次要特征）归于边缘自我。Greenwald 将这种自我保护策略称为“自我恩惠”效应，即个人把积极的特征视作自己的重要特征，而把负性特征边缘化。

我们的同事 Fischer 和 Ayoub 用多重自我测量法对一组遭受过严重虐待的较大女性青少年进行了测试，结果恰恰相反。与常模样本不同，受虐病人将负性特征视作自己的核心自我；仅有的少数正性特征也被归入边缘自我。因此，我们可以察觉到虐待对自我过程的另一种破坏作用。这种破坏作用导致的病理后果需要临床干预，才有希望恢复到一种更积极的自我知觉平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