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妇婴保健院段涛：院长八年，走过孤独，走向无畏
“索性，做就做吧，至少我会对患者好一些，对医生好一些。”
段涛
每个周二、周三的上午，段涛都会早早换上白大褂，穿过安静又略显空旷的院长行政楼，在八点前赶到第一妇婴保健院的特需门诊。医生，是他所有身份中最“单纯”的角色，他珍惜每次和患者交流的机会，遇到共性的问题，就从口袋里掏出小本子，快速地记录下来，作为下一篇微平台推文的备选主题。
2014年，段涛第一次“触网”写医疗科普文章，初衷只是让病人就诊前做好“功课”，以提高看病效率。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这些年，每当他血脉偾张，需要写上一卦才能舒缓时，写作不觉间已让他上瘾并从雷打不动的每周两篇增加到三篇。透过文字的力量，他教育患者，表达心声，也让同事们越来越了解这个院长的所想所为。
时间长了，段涛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一篇新鲜出炉的微信文章一、两个小时内就可以阅读破万，跟帖数十条。“杜蕾斯式”的文字态度、段子式的科普长文再加上网友口中的“段爷”、“涛哥”，一切的一切都与一家传统三甲医院院长的身份大相径庭。
前阵子，央视报道的“医生回扣事件”让段涛心情特别复杂。他曾公开表示过观点，医生拿回扣肯定不对，但是面对整个医疗卫生制度设计的复杂问题，人们看到的往往是表象和结果。“大家谈论来，谈论去最后变成了相互指责，谈的都是细节问题，所以我现在也懒得说了。”不过，他最后补充道，“无论如何，这些不能成为拿回扣的理由。所以我希望起码在我能力范围内建立信任。”
医改之路漫长曲折，医院作为场景、出口和主体，是医改的“大头”，也常常成为众矢之的。“当今的公立医院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涌动。”在段涛看来：未来3-5年，公立医院将面临解构与重构。解构，但不会垮掉，不重构，则问题多多。互联网、医生自由执业、商业保险以及人工智能这四个方面决定着公立医院必须改革。这无关乎体制变革和资本来袭，而是一股真正推动医院变革的市场化力量，是根本的力量。
而段涛，就是一个一直准备着，迎接这天到来的人。
Be same and be different
像是和网友开了个玩笑，段涛本人，是一个与文字代入感截然不同，与院长气质相对等同的人。他个子不高，轻声慢语，皮肤和声音状态都显年轻，若不是院长身份和那一头灰白头发，让人想不到他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
2017年元旦，段院长在自己的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有困难、有挫折，但是还是有更多的温暖。2016年，一妇婴分娩量再创新高，达到33900+。”简单的话流露出骄傲，但更多的是他为团队打气。
翻阅历史，不难发现：1947年建院，2006年才成为大学附属医院的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并没有令人瞩目的背景。用段院长自己的话说“基础不太好，学科学术氛围也不够。沉淀、积累、品牌就更难和百年医院比了。”所以就分娩量而言，2012年以前的一妇婴，缺乏竞争力，在上海排名都无法进入前三。转折点出现在2012——段涛接手医院的第四年，一妇婴一跃成为全国第一，并持续到现在。
段涛把这一弯道超车的秘诀概括为“Be same and be different。有相同，有不同。”相同之处来自于医学作为严谨科学的本身，其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程度及外科手术技能上必须和国际、国内水准一致。不同之处则表现为医院的管理、服务、文化、技术创新方面要有特色。“只有创新、革命性的东西才能构成弯道超车。”为此，段涛狠抓了特色技术、特色管理、特色产品服务，近年大家熟知的一妇婴在移动医疗方面的探索，其实就是段涛整体布局的一部分。多年前，他就在思考如何打破旧有的医院格局，向一流医院迈进的问题。
因为不把自己定位于一般的“产科专业户”，所以一妇婴开始大力发展亚专科和专病，在全国率先进行产科的亚专科建设，把产科分为普通产科、母体医学、胎儿医学三大亚专科。实践过程中又发现：特色技术的发展，需要相对集中，专病医生需要更多的专病病人。所以大胆尝试让一些医生专注某一疾病治疗的专病化建设。比如：双胎、臀位外倒转、VBAC（上次剖宫产这次阴道分娩）、早产等。“臀位外倒转其实是有风险的，转着转着可能会胎盘早剥，严重的会导致胎儿死亡。所以绝大多数医院是选择剖腹产，但是一妇婴有几个医生就来钻研这个技术，专注做臀位外倒转技术。”
针对早产，他们用宫颈环扎和宫颈托技术，效果也很好。时间长了，别的医院不会、不敢做的，一妇婴能做、敢做，而且技术水平和临床结果一点不输国际同行，品牌知名度就逐渐建立起来了。随着病人的增多，又会促进医生临床经验的提升，技术的进步。
管理上，他们的特色表现在培育好人，创造好环境。曾几何时，非一流的一妇婴，医生资源并不算优秀，段涛不否认招收到的医生与一流妇产科医院医生的差距，但他相信：培养方式的差异会导致最后出口的不同。因此，他们开始了“学先进”之路。“我们就看全世界最好的医院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专家在做什么？”一妇婴在开展新技术之前，要求制度先行、规范先行、培训先行，所有的技术必须接受非常正规的系统培训，这些有效的制度保证了一妇婴开展最新技术时比别的医院更有把握。
服务特色是患者感受最直接的。在中国，大多数的妈妈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在孕检和生产的过程中，门诊、病房、产房是轮流医生制，患者永远面对着陌生面孔，接收着相互割裂的信息，出了问题也找不到责任医生。几年前，段涛就打破了这种不友好现象。他们取消了门诊医生和病房医生的做法，实行一个正（副）高医生作为组长，下面是主治医生，再往下是住院医生的主诊医生负责制。所有的医生都被分编成了A、B、C、D、E、F……小组，每个主诊组都有自己的病房，大家轮流看门诊。孕妇在初诊建卡时即被分组，整个孕期由同一组医生检查。每组组长负责组内的疑难复杂病例，对所有孕妇负责，并被要求孕检周期内至少对每个孕妇关心一次。遇到双胎或是胎盘问题的病人，组和组之间可以转诊。这样，病人可以获得归属感，再不会被遗漏了。
有无力时，有孤独过
段涛在医院内进行着管理改革，到了2014年，外部的世界也悄然发生了变化。这一年，被誉为移动医疗元年。段涛突然发现，每天跑到一妇婴“拉人”的创业者多了起来。他们拿着宣传单页，举起手机比比划划，教医生下载软件，给患者送礼物，忙得不亦乐乎。段涛看了几个产品后，直摇头，“这些门外汉简直是胡闹。”他毫不客气的在自媒体里写了句名噪一时、毫不留情的话“多数移动医疗APP是意淫医院，手淫资本，最后难免精尽人亡。”
2015年移动医疗更火了，也有很多人主动找段涛合作。段涛其实一直在观察，他自然能看懂其中的潜力和趋势，但促成他态度转变的是他想通了一点：与其让这些创业者整天在院内偷偷摸摸地瞎折腾，不如敞开怀抱让他们进来。你们要两个C端（医、患）体验，我们一起支持，希望你们能上路，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样在段涛主持下，一妇婴“移动医疗创业中心”应运而生。
接触多了，段涛更加理解了互联网其实是一个思维方式，一种工具。他想让大家知道在保守的医疗系统中，互联网会改变很多。经过实践论证，他们在全国医院率先做到了几个场景的互联应用：同时实现微信和支付宝门诊全流程应用、医保微信和支付宝的缴费、微信摇一摇应用及院内的智慧停车等。这时，又有很多人建议段涛建立一个医院的APP，段涛拒绝了，他觉得如果每家医院舍去第三方大平台而自建APP，让患者下载才能使用的路径，完全没有必要。对于C端用户而言，他始终认为方便实用、节省空间是首要的。“互联网要植根于医院，第一院长要有动力，第二院长要懂行。”段涛解释说。2017年1月9日，微信之父张晓龙在朋友圈公布了微信小程序上线，业内普遍认为一大波APP会面临卸载。这似乎印证了段涛的判断：大的公共平台会吞噬掉那些不成气候的小个体。
对于智慧医院，段涛的设想还远不止眼前这些。医院可将所有场景设置为AI和物联网化：院内，空调的使用，患者的体征（体重、血压、体温，大小便）都可以通过智能设备进行数据采集、自动上传、及时提醒。这样护士就可以不用半夜或是早上去量体温了。甚至医疗器械、化验设备也都可以通过数据接口实现联网控制。院外，晚孕检查的老四样（体重、血压、小便、胎心监护）孕妇在家就能检测，上传到平台供医生参考了。这样就把院内、院外、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有机联系在一起。
“如果做出来，就是革命性的。”革命性在段涛眼里意味着不仅是弯道超车，更是一次自我超越。“而现在，这样的事情，没有人去思考，因为不在院长的考虑范围内。”就算段涛想了，等待他的将是尴尬与无奈。且不说，现有的医师团队力量不足，精力有限，就算有天去做，公立医院的身份、机制、定位等也会限制其参与的深度，不过尔尔。此时，每当有人抛来嘲讽或质疑声音，尽管嘴上段涛不甘示弱反击道：“请叫我们雷锋！动力原因本宝宝不告诉你！”但关起门来，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动因不成立，也只能是“有心杀敌而无回天之力。”甚至越是热心，就越是接近中国医疗的底线。“很多时候，有无力感，也会孤独。”网络上谈笑风生的段爷再无闹劲。Who am I? 像极了卓别林演完一场绝世喜剧后，换下戏服的孤单落寞。
但他毕竟是三甲公立医院的一家之长，他不羡慕体制外的医院。“各有各的好处，没有可比性。”公立医院是做真正的学科发展，尽管价格和定位来说是大饼油条，但也挺好。“鲍鱼鱼翅和大饼油条各有各的喜欢。”抛开类比，事情本身远没有两类食物这么简单了。
有所谓与无所谓
1964年，段涛出生于孔孟之乡的一个医学家庭。从小在母亲医院和父亲药房里长大的段涛并没有立下学医的志向。他喜欢文、史、哲，但在那个“数理化走天下”的年代，文科生的生源和前途皆令人堪忧。在班主任和父母的劝说下，他选择了从医，大学毕业后，又拜在同学父亲——张振钧教授的门下。在他的微信里，段涛对恩师的敬仰和怀念跃然纸上。恩师树立了他的医学人格，构筑了不灭的记忆，也时刻鞭挞他努力前行。
打上时代、环境、地域烙印的段涛有时觉得无法理解年轻医生“clock in , clock out”的态度，也会觉得自己发自内心的想法貌似有些唱高调。他说上一代下一代有代沟很正常，但外人看来，他的想法有时与当前社会似乎更具“代沟”。他想建立民主，想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想人人有主人翁意识，他说“这话听起来有点虚，但是我们那个年代受到的教育以及漫长岁月中积累的价值观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说45岁以前，还惦记着名气、荣誉之类的，那这之后，他形容自己的人生开始体会“无欲则刚”了。“干活不会累死，心累就会死，不在乎一些事，人就轻松了。”在普遍缺乏信任的医疗环境里，医患交易的最大成本是信任。他给自己规定，只要坚持内心的认可，不要去触碰高压线、红线、底线，其他的无所谓。“我愿意很自由的去表达，不愿意有包袱。”
基于“自由的表达和表达的自由”，2014年开始，段涛在医院建立了覆盖医生、医院之间，患者、院方之间的民主对话的委员会制度。段涛深知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也是个技术活，如果没有一系列配套的举措和坚持，民主很容易流于形式。
刚开始，段涛讲过“要民主，要用我的权利去剥夺我手中的权利。”但是没有人听，确切说是大家听不进去，民主与作秀相比，很多人更认同后者。后来段涛索性不说了，那就让事实说话。他首先建立了患者委员会，并不顺利，这是在医院帮助下患者自发成立的组织，不受医院约束，出现过问题，不要紧，再来过，调整后再起航。那时大家都在观望，挑战和压力特别大。可接下来两年多的时间，段涛又陆续成立了住院医师委员会、护士委员会和医生委员会。理解的人后来明白了，段涛在布一个很大的局：管理想要持续运行，作为院长要学会放权，才能腾出精力思考更多、更重要的事情。回顾这一段历程，段涛总结说：难的地方在于要突破，要放弃。但是当同事们真的知道你是下定决心要做了，很多问题也就不那么难了。
做事，总是会受到别人的质疑和非议，段爷显得无所谓，甚至会调侃和挑衅。他说一半是个性使然，一半是没必要解释。有敌意者解释无用，不理解者，一次听不懂，也别指望两次就懂了。“我没有必要对每个人负责，坚持做认为对的事就行了。”他说。
这样的性格，难怪接近的朋友会说段涛不适合做院长。可是他做了，而且一干就是八年，一手把“普通生”带到了“优等生”的位置。这个原本只想做一枚安静美男子的人，却被指手画脚激怒，“被逼无奈”成为了一家专科医院的一把手。
“索性，做就做吧，至少我会对患者好一些，对医生好一些。”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