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时代

1967年9月我上小学了，入学时5周岁，虚年龄也算7岁了，农村是没有幼儿园的，因为家里没人带就提早上学，所以同班同学大都比我大一岁，有的大两岁，所以我一直是班里个子最矮，座位在第一排的那个。

小学就在距离我家两三百米的一座由庙宇扩建的学校，叫五星小学，校舍原来是一座庙，叫五圣庙，方园几里地有些知名度，别人问我们在哪里读书，就说在五圣庙里。旧的庙堂还腾出两间作为供销社的下伸店，方便农民购物，营业员的是一对老夫妇，属于供销社职工，家在县城，但常年生活在店里，大概老家是安徽的，大家都叫他老安徽。我们是没有零花钱的，偶尔有一分两分钱，我舍不得习一分钱一粒的糖果，只买一分钱五粒的小圆糖，小圆糖有两粒黄豆那么大。下伸店西侧有半间房是个理发店，理发师傅姓蔡，腿有残疾，那时大概流行打鸡血针，我看到过蔡师傅从鸡身上抽血打进自己身上。蔡师傅后来很早过世了，以后就没有理发店了。

当时国家教育政策是学校要办到农民家门口，所以我们大队就有两所学校，但五圣庙这所学校规模稍大，是一所完小，小学一到六年级共五个班级，一年级和二年级是复式班，因为一二年级学生少，教室也不够，所以合在一个教室上课，老师先安排一年级做作业，给二年级上课，半节课后轮换。一段时间还办过初中。虽然是一所完小，教师只有5个，开设初中的时候多了2个教师，教师中有几个是本村的，有的是镇上的，初中教师有的是市区的。在该校工作时间最长的张老师，她一直教一年级，教了几十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这所学校一直工作到退休，还有本村的蔡老师也教了几十年，许多家庭兄弟姐妹几个甚至父母子女两代人都是他们的学生。上课铃一摇，不仅学生都进教室，每个老师也都要进教室，没有多余的老师。所以遇到老师要去公社中心校开会，某个班级就没人上课，于是安排学生做作业或者复习课程，我们班如果数学老师不在，就叫我给大家复习，于是有的同学叫我小老师，但这不是尊重，而是笑我。如果教师请假一个月两个月，或者老师缺编的时候，就请代课老师，就是村里一些上过初中高中的农民来临时代课。我高中毕业后也当过几次代课老师，短则一个月，多则三四个月。

小学校比较简陋，有一块7字形的小操场，仅仅够每天的升旗仪式和做广播体操，没有足球篮球和排球场，和足球差不多大的皮球当作足球踢，放两块碎砖当作球门，只能踢半场球，就是两个队都往同一个球门里踢。开设初中的时候，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来了一个数学老师，喜欢体育，所以他自制了沙坑，可以跳高和跳远，他还买来一根毛竹，用来撑杆跳高，我们从没见过，腾空而起的那个画面，让我们这些农村孩子特别崇拜。

小学的主课是算术、语文、英语，副课有唱歌、军体、画图和毛笔字。我们学英语倒是很早的，四年级就有英语课了，但是没有老师，别说是英语，就是普通话都没有老师会教，所以小学里没有学过汉语拼音，也不会说普通话。虽没有英语老师，但英语课仍然要开，所以由教语文的蔡老师去县教师进修学校参加了三个月的英语培训，然后回来教我们，半个学期教我们音标。英语第一册第一课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

那时小学没有少先队，但有红小兵，成绩和表现好的学生批准为红小兵，胸前佩带一块标牌。我好像直到四年级才当上红小兵。我们那时上学是同一生产队的孩子一起排队前往学校的，排头的人举着红旗，上学路上还要唱歌。这既是一种符合那时政治需要的集体活动，也更有利于安全到校，让家长更放心。

那时没有春游秋游，但参观、扫墓、参加劳动还是有的，参观和扫墓很期待，可以出远门，记得一次去参观本县的一家轧花厂，厂里还有一个生产霓虹灯的车间，五彩缤纷很好看，扫墓往往要走很远的路，到隔壁县的一个烈士陵园要10多里路，是步行去的，到本县烈士陵园要30公里，去的时候是步行去的。但每次外出，都要写一篇作文，这是最头疼的。参加劳动的时间比较多，小学时农忙假一般回生产队做一些简单的活，比如拾稻穗、摘棉花，割草，还有稻田赶鸡赶鸟。一段时间号召除四害，每人都有任务，消灭的麻雀要上交爪子，老鼠要上交尾巴，苍蝇要上交蛹，蚊子不知道上交什么。苍蝇蛹比较容易得到，在厕所或粪坑边上土里很多，家里的猫抓得到老鼠，也容易得到，捕麻雀比较难。

八十年代，这所小学拆除了，在靠近村委会处建造了一所新的小学，到九十年代初，村里小学关闭了，上学都到乡中心校去。校舍被我同学租下来改成了五金加工厂，到二0一几年的时候，厂也拆除了，重新恢复成耕地。

我上学时是秋季升学，到小学毕业前学制改成春季升学，所以6年级只上了一个学期。1973年春节后就上初中了，我们生产大队有部分孩子安排到隔壁的新场镇去上学，新场是全县4个建制镇之一，镇上有多家市属和县属的国营企业，还有比较齐全的商业，镇上有非农业的居民，我们当地人称居民叫有豆腐票的，因为农民是没有豆制品票的，农民购买豆制品要拿黄豆去换的。外省有些地方称为吃商品粮的。除了四大镇，其他的都是公社，包括新场也区分为新场镇和新场公社，新场的农村地区属于公社所属。

我们在新场中学上学，属于新场镇的学校，新场公社的大多数孩子在新场民办中学上学，少部分在新场中学，所谓民办中学，并不是个人设立的，而是农村人民公社集体建造的，不是国家财政投资拨款建造。

新场中学当时规模就比较大，有20个班级。初中生倒是不多，因为有的在新场民中读书，但民中没有高中部，所以高中都到新场中学读。

我从农村小学到新场中学去上学，真是开阔了眼界，无论是学校的规模和各种设施，都让我们觉得新鲜。中学有标准足球场、多个篮球场和排球场，有田径场地，还有乒乓室。文娱活动室有一架钢琴，还有不少手风琴和风琴。还有一个由耶稣堂改成的礼堂，名字叫革命堂，作为我们学校的礼堂。走进中学，我们像刘姥姥进大观院。

我们当时学制是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教室的标牌上是中一某班和中二、中三、中四某班。中二结束发初中毕业证，中四结束发高中毕业证。

中一中二的时候我们同班同学除了少数几个是隔壁两个公社的农村同学外，大都是新场镇上的同学。农村同学每天午饭在食堂蒸饭，每天铝盒里带米到学校，还要自己带菜或者食堂买菜，但我每天只买三分钱一碗的汤，一般都是雪菜汤或者猪血汤。鱼和肉要一角五分甚至两角一份，我们舍不得吃，也没钱吃。每星期三上半天学，所以回家吃午饭，镇上的同学每天都回家吃饭。下午放学后，农村同学都抓紧时间赶回去，因为路上要走四十分钟，回家还要割羊草。而镇上的同学放学后往往到操场上去打球或游戏，或结伴逛街，我们很是羡慕。放学回家的路都是泥泞小路，遇到下雨天，一脚踩下去胶鞋拔也拔不出来，所以天气不太冷的时候，下雨天就光脚走路，路上很滑，就从田间草地上走。从那时起就有一个梦想，有朝一日要成为镇上人。

刚到中学，学校对我们中一新生组织了一次摸底考试，只考语文、数学和英语，语文和英语是我的弱项，语文分数在全班50个学生中排在20多名，英语排在30多名，我最喜欢的数学也只考了70多分，我后悔没有考好，可结果是全班第一。

初中的班主任是翁老师，是个30多岁的女教师，家在市区，平时带着四五岁的女儿住在学校里一间很小的单人宿舍里，周末才回家。翁老师教学能力很强，人又温和，对学生很关心。那时的课程除了数学、语文、英语、化学、政治，还有唱歌、体育和美术。另外还有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简称为工基和农基，其实工基是物理和工业劳动技术，任课老师姓徐，农基是生物和农业技术，老师姓周。后来又恢复了物理和化学课。我除了数学还喜欢物理，担任过物理课代表，但不喜欢化学，化学和英语一样是我最差的课程。

每到农忙季节，学校都会放农忙假，每年三个农忙假，分别是三夏、双抢和三秋。三夏是指初夏时期的夏收、夏种和夏管，持续大半个月。双抢是指初秋时期的抢收和抢种，持续半个月，就是立秋前半个月开始收割早稻，最晚在立秋前一天要播种好晚稻，过了立秋，那怕只差一天，晚稻产量就会低很多。所以农村有句话叫：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三秋是指晚秋季节的秋收、秋种和秋管，持续一个月。农忙假每次放假半个月，农村同学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还挣几个工分，镇上同学参加学校组织的支农劳动。

在中学期间还要参加学工、学农和学军，这是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老人家说学生不仅要学文，还要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工都是安排到工厂去劳动，但我没有去企业，而是在校办厂学电工，师傅是桑老师，是学校从前的物理老师，当时被打成右派取消教师资格，在校办厂当电工，接受监督劳动。学工两个月，学会了电灯的布线安装和电动机的简单维修，所以后来家里的电器安装都是我自己动手。学农用了一个星期左右学习开手扶拖拉机，这倒是对后来学开车有了些基础。还结合农基课学习其他一些知识，在学校有一块试验田，种植一些农作物。我们还试验过生物灭虫方法，就是养殖一种叫金小蜂的昆虫，作为棉花田里棉铃虫的克星。

高中两年的班主任是王老师，是政治老师，给我们上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还有政治思想教育，后来到部队后，指导员也给我们上哲学课，所以后来参加华东政法学院自学考试的时候，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得比较容易。高中时，我们全年级共6个班级，每个班级开设一个特色专业，是根据班主任老师的特长开设的，我们班是政治专业，班级里组织一支演讲队，演讲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走白专道路。在批林批孔运动时还写大字报。别的班级有的是文艺班，有的是写作班等等。

在新场中学，遇到了很多教学水平很高的老师，比如翁老师，上课通俗易懂，让人有兴趣学。还比如政治课王老师，恢复高考后，王老师复习的政治课，押题很准。还有一个美术老师，擅长板画。还有一个教唱歌的周老师，多才多艺，很多课都会教，在八十年代出国潮的时候出国了。还有个施老师，当时是个插队知青，20岁刚出头，用现在标准是个奶油小生，他来当音乐课代课老师，后来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他考上了医科大学，后来当了中心医院妇产科主任。

中学参加扫墓和参观的地方就远一些了，记得一次去市区兴业路参观一大会址，还买了一套明信片。还有一次是到中山公园参观一个展览，展览内容是泥塑收租院，是我们学过的课文里四川恶霸地主刘文彩的场景，用泥塑来展示。

当时还遵照“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控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全民参与人防工程。我们学校的教室前后都有人防工程，和镇上的防空洞是相连的，我们有时候中午钻入防空洞，一直走很长路，照明工具是自制的蜡烛，但越到里面，蜡烛越缺乏氧气，光线就很微弱。我们上学期间，在操场边上要增加防空设施，所以我们每个学生都要去捡砖头，还参加施工劳动。

有的年级还参加学军，到驻军部队去参加军训。现在大家都认为当时对文化课学习抓的不紧，其实不然，我虽然上到高中，但整个中小学一共读了九年半，和现在的初中生比较，数学语文等并不少学，比如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我喜欢做几何证明题、代数求证题和解方程，很享受那种拨开迷雾豁然开朗的感觉。当然，那时英语等课程肯定没有现在学得多，而且我也不喜欢。但我们也学到现在的学生没有学习的内容，比如笔算开平方根，比如珠算，会珠算加法减法和乘法，但没有学过除法。还学过毛笔字等等。吃苦精神和动手能力更不用说。

上学期间也有很多印象深刻的事。学农时，一个同学手指绞入拖拉机皮带中，造成手指骨折，没有接好，至今活动受限。我们教室前面有一条小河，有次一位姓邵的同学发现河边上刚孵化出的蟹苗，很可爱，于是去捞，一不小心掉到河里，所幸河水很浅。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那天，学校一位老右派招待一位远道而来的同学，他不知道老人家去世的消息，于是买了菜和同学在宿舍喝酒，被学校发现，于是遭到批斗，批斗时被学生抽了耳巴子。

我们上学时没有学生会，但中学有红卫兵团，我也是红卫兵，红卫兵在左臂佩一个臂章，毕业前，红卫兵都加入了共青团。当时红团负责人也是同学担任的，他们这些同学，当时是我仰望的对象，其中一人他后来当了镇团委书记，后来又当了其他镇领导，那时我们重新又认识了。

我1977年1月高中毕业，年龄是15岁。镇上的同学有的分配到工厂，有的到商业单位，有的安排进事业单位，有的插队落户到农村。农村同学都回农村，个别的去学木工、泥工、缝纫裁剪等，有的也进了社办企业。我没有任何背景，只能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三年后应征入伍离开了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