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的“虎烈拉”，夺取无数性命，改变国人观念！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经过八国联军蹂躏之后，北方一片断壁残垣。未曾想，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国人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一场更大的灾难消无声息地降临，如死神般收割着脆弱的生命。

它，有个令人闻之色变的名字——霍乱！

明朝灭亡，与霍乱流行关联甚深。清乾嘉之际，霍乱再度流行，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皆有多次爆发，尤以1902年为最，持续近一年时间，沿着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水陆交通网，迅速蔓延至全国，北至黑龙江，南抵海南岛，东达东南沿海，西至湖广山陕。

霍乱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传播速度快，死亡率超高。正如张剑光在《三千年疫情》中所言：

“这次爆发的瘟疫最大的特点是传染速度极快，在短短的十多天时间内，全城都出现了疫疾病例，并且快速地向城外扩散。得病者仅在一二天内就不治身亡，因而活着的人心中都惴惴不安，有朝不保夕的感觉，不知自己一觉睡后还是否起得来。”

当真是：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哪个会先来。尽管各地疫情存在差异，但仅温州一府就死亡3万人，其恐怖程度由此可见一斑。那年的中国，宛如地狱。

感染霍乱的症状为急性腹泻，即：“得病后下泻如白冻者即不可救。”由于此病威力过于猛烈，所以有的地方志将霍乱称之为“虎疫”或“虎烈拉”。《张北县志》记载：

“七月间，发现虎烈拉传染病，传染迅速，壮年人得之最多。病之初来，吐泻转筋不过数小时即可殒命。能治愈者十无一二，以至各城市棺椁均售一空，有装木柜者，有装磁缸者，有裹炕席者，足证当时传染病之剧烈。死人之众多，不待言而喻矣。”

对于死去的人，大部分地区采取传统办法，有的用棺材，有的用炕席，有的直接投入井中，反而使疫情恶化，甚至出现全家死亡而无人掩埋的惨状。山东境内最早爆发霍乱的是济南，时人记载：

“霍乱疫起，县境村庄无一幸免，城西关家家户户传染死亡，甚有一家尽死无人葬埋者。”

这场大规模霍乱同样威胁到北京、天津地区，包括皇宫里的嫔妃也难逃此劫：“京津瘟疫盛行，近闻大内嫔妃中亦屡染时病且患目疾者尤多。太后慈躬亦连日进药饵以防疫气，故太医院各官每日皆有宣召云。”

那么，最要紧的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在这一年爆发如此大规模的霍乱呢？

俗话说：大乱之后，必有大疫。对于这场瘟疫的大爆发，八国联军发动的侵华战争难辞其咎。战争必然造成民众流离失所，生存环境遭到破坏，卫生条件十分恶劣，尤其是难民的大范围流动，都极易造成传染病的迅速传播。其实，在义和团运动之前，各地已有霍乱出现，但仅是零星现象，而战争过后，疫情却蔓延开来，二者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疫情十分严重的广西，同样伴随着较大规模的地方动乱。

其次，气候异常。霍乱往往藉水而生，而1902年恰恰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不同程度的水灾。水灾过后，旱灾又紧随而来，导致食物短缺，人们身体免疫力下降。这些，也是该年霍乱横行的重要原因。

再者，人口密度大，生存环境差，饮食习惯坏等，同样是这场大灾难背后的重要推手。为时14年的太平天国让清朝人口大幅度下降，但随后的洋务运动带来了更快的人口增长。此次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人口密度都相当高。即便是不适宜疾病传染的东三省也未能幸免，正是因为清廷对“龙兴之地”开禁，大量华北人民涌入导致的。至于中国的卫生状况，即使在大城市也不容乐观。来华的外国人对此深有体会：

“省城街道湫隘，人烟稠密，居民每以秽物任意堆积门首，以致秽气熏蒸，酿成瘟疫之症。”

“中国市镇更易受到疾病的袭击，原因在于过于拥挤、贫穷、脏乱的环境。”

“在不需要肥料时，这些粪便积存数月。到了春天和秋天，粪便通过运河用船装运走。而在运河中，当地人却在那里洗菜洗米。我曾经看到一个妇女在一个离粪船只有几英尺远的地方洗菜洗米。在运河的岸边，也是交通最繁忙的地方，有一个供应外国人的牛奶场，牛奶场职工也在运河边刷洗器具。每一项必要的预防霍乱传播的卫生措施在这里被完全忽略了。”

面对如此凶猛的霍乱，普通民众一般采取“驱鬼辟邪”的旧方法，而政府当局在处理上则显得更为科学。尤其是在大城市，几乎都采取了隔离审查、稽查食物、禁卖鱼虾以及修建公共卫生设施等措施，取得一定效果。对此，创刊于1902年的《大公报》都有详细记载。比如：

“以鱼虾等类其味腥臭，易召时疫，乃出示禁止，市中不得售卖鱼虾等鲜物，而业渔者亦遵谕歇业矣。”

《大公报》的创办人是英敛之（辅仁大学倡议者之一），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创刊号，名称取“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之义，以“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宗旨。

有鉴于此，在整个霍乱爆发期间，《大公报》都致力于宣传西方现代医学以及健康、卫生理念，希望能改变国人的陈旧观点。有些话，今天看来仍然有警醒作用。比如：

“中国贫穷软弱，不足为忧，可忧的就是糊涂，没有真见识，专信那异端邪说，牢不可破，这就是大阻挡长进的一个关口。”

“前几天我讲的，我们中国人妄信异端邪说，就是最阻挠我们长进的一个大关口……这几天更听见新鲜事了：有瘟气，不知道想正经法子躲避，搭着个姜太公像，满街游。在他们想，这是很大的聪明人出的主意，因为有一句话说，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

尽管上述论调与英敛之的天主教背景有一定关系，折射出中西方宗教信仰之间的巨大张力，但正是在《大公报》的宣传下，新的卫生观念才开始慢慢建立起来，不仅注意清道排污，而且成立了自来水厂以及专门的官厕、粪厂，同时形成报丧制度。

1902年底，《大公报》收到一则“来函”，内中云：

“某君来函云窃查泰西卫生之道，精益求精，其保卫之有方，盖以民生为至重耳。自天津设立都署以来，即安设卫生总局以除污秽，以洁街衢，法至良，意至美也。今夏疫气盛行，朝不保夕，而卫生局竭力保护，讲究卫生。凡有益于民者，莫不剀切而晓谕之；凡有害于民者，莫不出示以严禁之，卫生有术，故能疠疫潜销焉。”

文中提到的卫生局，是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成立的。1902年8月，袁世凯代表清政府收回天津后，在列强要求下保留了卫生局，并制定《天津卫生总局现行章程》等规章制度。但是，保留下来的卫生局职责范围大幅度萎缩，只负责清洁街道。这说明，当时中国人尚未建立起现代卫生制度，直到霍乱大爆发后，才开始意识到其重要性，并在几年后如火如荼的清末新政中成立了中央级别的卫生机构——卫生司，“掌核办理防疫卫生、检查医药、设置病院各事”，并逐步推向全国。

需要指出的是，这套制度模仿的对象，是日本。

祥说：一场席卷大清朝的瘟疫，竟意外改变了中国人的卫生观念。只是，这一改变，未免代价太大。然而，哪一次社会大转变，不伴随大事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