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的冰山之下……
雄安新区的冰山之下……
如今有言，中国格局现在是“北雄安，南海南”，上一篇写的是中央在上海自贸港与海南自贸港中玩的套路，那这篇，就让我们看一下雄安。
是的，上一篇我们通过中央和地方的公开新闻，进行的分析推理和逻辑演绎，得出了“海南自贸港”其实是中央在贸易战的严峻态势下，下的一步慎之又慎的缓棋，这一篇我们也是一样的以阳测阴，尝试分析下国家到底是为何将雄安定位为“千年大计”的。
另外，这里多提几句，在上篇自贸港文章里，有几位读者说岱岱揣测上意，泄露国家机密，本人是有点无语的。
因为本人掌握的信息就这么一点点，提出的分析爆料也仅是这么一点点，以天下之大，以能人之多，本人这一点斤两，够入国安的法眼吗？
还记得岱岱在《香港，间谍之都》里提过的那个研究中心吗？
香港某研究中心，回归前曾是美国中情局负责搜集我国各类政治、经济情报的中心。该机构利用微缩影印、计算机下载等方式，搜集了新中国成立后内地各主要省市每日的主要新闻报章以及我国2000多个县的县志，有的甚至比内地掌握的资料还丰富。
比如，你如果要调取大陆对某一事件的所有官方说辞和暗地消息，此研究中心能更快整理得到比大陆情报机构更全面的资料。
国外汉学界以前曾流传一个说法：
“从事中国研究的海外学者，如果没在XXX研究中心呆过，其研究成果的权威性和可信性都将受到质疑。”
这个研究中心，厉害了……
在我国政府的严正交涉下，美国才放弃了对该研究中心的操控。
——《香港，间谍之都》
这里就不卖关子了，这个牛逼哄哄的研究中心，全名叫“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研究中心的官方网址：http://www.usc.cuhk.edu.hk/Chs/Default.aspx）
这个研究中心，拥有当代中国国情研究最齐全的图书馆，很长一段时期是海内外中国研究学者的大本营，被称为“中国研究的麦加”。
麦加者，圣地也。
关于中国在海南自贸港背后，其实暗藏中国对扩大金融开放持有的强烈戒心，美国智库怎么可能想不到推不出呢，而且国外智库能搜集到的信息绝对比我们的高一个量级，说岱岱文章泄露国家机密，是比较幽默的玩笑。
川普肯定知道海南自贸港的背后，不是中国因美国发动贸易战而让步，恰恰相反，是美国的咄咄逼人让中国暂缓了上海进一步的金融开放。
于是我们看到了，习大在博鳌上发表中国对外扩大开放的讲话后，川普发推特，表示感谢：
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就关税和汽车进口问题发表的友好言论，同样感谢他在知识产权和技术交流方面的启迪。
我们将一起取得更大的进展！
是的，川普提了关税、汽车和知识产权，唯独没有提习大在博鳌上讲的金融开放，然后表示希望中美“取得更大的进展”。
你觉得川普是不小心漏掉金融开放的吗？
要知道，习大在博鳌上承诺的第一条举措，就是“在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方面，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第三第四条才是知识产权和汽车进口问题。
习大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金融开放，川普是提都没提啊。
这么看来，美国真的不知道上海自贸港由来已久的筹建工作？美国真的不知道海南自贸港规划期为2025年？美国真的不知道中国暂缓上海自贸港的别有深意？
川普：Hainan？What the hell！
老大：你想碰瓷？Get out！
川普：What the fuck！
大家都是明白人，谁也不怕套路深。
上层政要掌握的信息，和吃瓜群众的比，不是一个量级的，就像有的人看的是内部参考，有的人看的是动态清样，有的人看的是清样附页，而有的人看的是侠客岛。
2015年5月上旬，政治局通报郭案件。——《清样附页》
5月下旬，省部军级通报郭案件。——《动态清样》
7月，郭案社会公示。
——旧文《徐郭落马时间表》
另外，我们也看到，于博鳌讲话与海南自贸港两级跳后，树立起“对外开放”光辉形象的中国，不出所料地占据了国际上道义的制高点，和一意孤行的美国单边主义形成鲜明对比。
这是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预示着我国对外开放再上新高度，正在向全球最高标准的开放模式迈进。
正应了那句话——
大国斗法，玩的都是套路，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来了
——在雄安新区上，国家有没有玩什么套路呢？
一、“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是谁定义的？
扯回正题。
我们对雄安新区最深刻的印象，无异于是官媒那醒目的八个大字
新华社电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这八个字的出处为人民日报，权威性毫无疑问，然而，我们也有疑问，连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这样的国家大战略，都没有被冠以“千年大计”，何以雄安新区能骤得此大名呢？
而我们更清楚的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报导重大新闻事件时，稿子都会报送上层审核，一字一句都会被斟酌再三，以求准确无误的表达其政治意义。新华社敢在文章上如此醒目的写道：“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很明显，这不可能是笔杆子单方面的卖弄文采以邀宠，只能是笔杆子严格遵照上层指示而写下的题目。
换句话说，人民日报定义雄安新区所用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八个字，必然是经过最高领导人肯定的，或者说，这八个字有可能就是最高领导人亲自定下的。
习近平：在新的历史阶段，集中建设这两个新城，形成北京发展新的骨架，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2016年5月27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
作为最高领导人，措辞严谨是必须的，作为国家战略，定义明确是肯定的，雄安新区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能被最高领导人定义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呢？
二、官方解释下的雄安新区
先让我们看看官方对雄安新区的解释。
雄安新区的由来：
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以XXX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首先，官方明确的表示雄安新区的由来，是为了“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雄安新区的定位：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最重要的定位、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
具体而言，雄安新区的定位包括4个，即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
其次，官方明确表示雄安新区的定位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
官方解释的已经很明白了，和雄安新区紧密联系的概念，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是疏散北京非首都功能。而之所以选择雄安，是官方认为：
综合来看，雄安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现有多条高速公路、铁路，可比较快地基本形成与北京、天津、石家庄半小时的通勤圈；
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拥有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白洋淀等；水资源比较丰富，可满足区域生态用水需求；
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比较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
雄安新区的选址是从实际出发，经过反复比选、科学研究、专家严格论证后，最终确定了这个区域。
——国家发改委主任 何立峰
这样的政治逻辑似乎很说的通，中央一直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就在于疏散北京非首都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对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明确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和主要矛盾。
而疏散北京非首都功能重要的两项举措，就是北京副中心和雄安新区，
“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两个新城，形成北京新的‘两翼’，这是我们城市发展的一种新选择。”
“在新的历史阶段，集中建设这两个新城，形成北京发展新的骨架，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2016年5月2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可见，在中央看来，要想搞好京津冀，就要疏散北京，要想疏散北京，就要搞好北京副中心和雄安新区，这是一环扣一环的。
因此，我们可以画出这这样的思维导图。
疏散北京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部分，是子集。
疏散北京非首都功能 ⊆ 京津冀协同发展。
雄安和北京副中心又是疏散北京的部分，是子集。
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 ⊆ 疏散北京非首都功能。
这就是整体与部分的概念。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按照官方的解释，雄安新区是为疏散北京而建的，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地位相当，都有着“陪都”的意味，那么雄安新区为何如此“超凡脱俗”，有着千年大计这般不同寻常的定位呢？
三、雄安新区的概念对比
下面，让我们将雄安新区的千年大计定位，和各种概念进行对比。
首先，是新区概念之间的对比。
雄安新区的新区，规格上其实并不高，数量上也并不少，自1992年浦东新区诞生以来，中国先后设立了包括雄安新区在内的19个国家级新区，光2014年和2015年，国家就批复成立了10个国家级新区。
然而，这些新区一般都是由国务院发函批复，这次的雄安新区却是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文决定成立，其政治地位已远超一般国家级新区。
很明显，雄安新区，不止于新区。
更明显的是，雄安新区，远远超出新区。
为了雄安的发展，中央调动了深圳特区的1号许勤，天津滨海新区的1号袁桐利，贵阳新区的1号陈刚，两个国家级新区一把手和一个特区的一把手去对接雄安。
试问，别说新区了，中国哪个城市能有雄安这般待遇？
很明显，“新区”的概念，限制了你对雄安的想象力。
和新区一样限制了我们想象力的，还有北京城市副中心。
这是官方的权威发布
“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两个新城，形成北京新的‘两翼’，这是我们城市发展的一种新选择。”
“在新的历史阶段，集中建设这两个新城，形成北京发展新的骨架，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 2016年5月2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最高领导人这两句话的语境里，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是北京新的两翼，新的骨架，两者合二为一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而的确，官方媒体在之前，也用“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定位过北京城市副中心。
“千年大计”的定位一语激起千层浪。但据国是直通车观察，雄安并非唯一的“千年大计”。
官方首次提及“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是形容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规划建设。
我们似乎能得出——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
然而，事实证明，两者并没有比翼双飞，雄安新区的地位远超过了北京城市副中心。
一、雄安新区是最高领导人亲自提出的战略计划，北京城市副中心是北京市政府提出的计划。
2012年6月至7月间，在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上，北京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聚焦通州“战略，打造功能完备的城市副中心。
（北京市政府提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计划，还在十八大之前，某人未上任前。）
二、雄安新区调用了许勤陈刚等高配官员，人事调配涉及全国，需中央向组织部下指示，北京城市副中心人事调配限于北京市政府，市组织部就能搞定，无怪北京城市副中心并无多少高配官员。
另外要注意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目前仅仅承接北京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四套班子”和相关市属部门的搬迁，而雄安新区可以承接国家部委机构和国家高校的搬迁。
三、相对于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的政策支持力和媒体曝光率都大大超过前者。
刚成立之初央企就成群结队的入驻雄安， 雄安建一幢大楼上10多次新闻联播，至今国人皆知雄安新区为“千年大计”，鲜有人知北京城市副中心也有过“千年大计”的美名。
四、十九大报告为中国最高国家意志的体现，经过反复酝酿，一字一句都得斟酌再三。而在十九大报告中，雄安新区亮眼出现，北京城市副中心却无处可觅。
是的，原本应和雄安新区比翼双飞，同为“千年大计”范畴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并没有出现在十九大报告中。
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
由上面四点表明，特别是几乎铁证如山的十九大报告表明，在最高领导人心中，在国家战略部署中，雄安新区的地位是远远超过北京城市副中心的。
雄安新区 ≥ 北京城市副中心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了。
按照上面的思维导图，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为疏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战略两翼，两者是 ≈ 。
如何能解释雄安新区 ≥ 北京城市副中心？
只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国家设立雄安新区，决不仅仅是为了疏散北京非首都功能，雄安新区决不会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一样，仅仅是一个“陪都”。
的确，官方明确了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如果雄安新区仅仅是为了北京服务，仅仅是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服务，那么局限于京津冀的雄安新区，何谈比肩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深圳特区与浦东新区，局限于北京“陪都”的雄安新区，何谈具有能推广到神州大地的“全国意义”？
而关于人民日报的大数据分析，也加深了这一问号——
“千年大计”从1954年至今在人民日报上出现过236次。
其中1980年之前出现156次，提及葛洲坝、植树造林、中日友好、三峡工程、中非友好、新农村等。
2010年后17次，其中雄安新区8次，京津冀协同发展2次，北京城市副中心1次。
千年大计，雄安8次，京津冀才2次，前者远远超过了后者。
一方面，官方解释说雄安新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部分，另一方面，这个“部分”却比“整体”更受官方重视和宣传，这符合常理吗？
到了这里，我们几乎可以斩钉截铁下这个论断——
被国家力捧的雄安新区，绝对不仅仅是疏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一部分，也绝对不仅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部分。
因此，关于雄安思维导图，不会是这样的——
而应该是这样的——
问号有点丑，请无视之
雄安新区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有一定的交集，这是官方明确指出的，是冰山之上。
雄安新区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没有交集的部分，官方并未给予明确指出，而这打了问号的部分，如同冰山之下，才是雄安新区能比肩深圳浦东的关键所在，才是雄安新区能具有“全国意义”的关键所在，才是雄安新区被国家意志屡次力捧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关键所在，才是今天文章所要讲述的关键所在。
下面，就让我们探一探，雄安新区的冰山之下……
四、 雄安新区建设一年回溯
探索不为人知冰山之下，最要求的就是逻辑洽然，切忌个人臆断的主观色彩，这样才能信于人也信于己。
一年前，17年4月1日，雄安新区甫一成立，各项建设还未落地实施，彼时岱岱关于雄安新区的未来态势，更多的是一种估计，是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毕竟当时还没有过多的信息能论证那一猜想。
如今一年已过，雄安新区的各项工作都已步入正轨，前些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的批复也下达完毕，雄安新区的线条框架逐步勾勒清晰，发展趋势更加明朗，一年后，我们终于可以放心的一探冰山之下。
这一章，让我们从雄安新区这一年来各项工作的不一样，推演国家在雄安究竟下的什么棋。
是的，雄安新区大声地告诉了中国——
首先，是雄安的房子不一样。
在国家高调宣布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后，雄安一时全国瞩目，炒房客更是蠢蠢欲动，第一时间涌入雄安，然而这一次，炒房客在雄安栽了跟头。
雄安对炒房客的猛烈早有准备。
而后，体制人士指出，雄安新区的将进行房地产改革。
4月5日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邬贺铨表示，雄安将试验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邬贺铨指出，除了传统的模式，发展房地产还有很多思路，例如新加坡模式，即“政府直接管理部分土地，建成公租房，房价很便宜，为有需要的人提供。“
之后，这一表述得到河北官方的正式表态。
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北京时间5月9日在省国土资源厅表示，建设雄安新区，“要坚决摒弃传统的土地财政老路”。
“房住不炒”这句话在中国，估计还真的只有雄安能做到。
雄安新区的规划出台之前，有三条原则已经“板上钉钉”：
一是绝不搞土地财政；
二是一定考虑百姓的长远利益；
三是绝不搞形象工程。
到了2018年，房住不炒的雄安，正式启动了对新加坡模式的学习。
中共中央、国务院《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指出，改革创新住房制度。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在全国各地政府高度依赖土地财政的背后，雄安新区率先进行了这一大胆的尝试，并以绝对的执行力将之贯彻到底，雄安关于住房保障体系的成功经验，的确有在全国推广之可能。
（另外，一个住房保障体系，一个对媒体的特殊管理股，一个国家主权基金，一个权威政治，中国在这几个方面，的确和新加坡亦步亦趋。）
主席教育我们，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所以，雄安不仅房子不一样，干部也不一样。
雄安新区将积极推动体制、机制创新，相关部门已批准新区党委和管委会的编制，将全部实行聘任制，不限身份，以岗选人，按劳取酬，优绩优酬。
聘任期内，聘任人员是公务员，聘任期满，任用关系自然解除，聘任人员就不再是公务员。聘任机关根据工作需要、考核结果和聘任制公务员本人意愿，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聘任合同期满后可以续聘。
（雄安的公务员，不再是铁饭碗）
雄安除了干部聘任制先全国一步外，还在去年就实行了大部制。
7月9日，北京商报记者从业内获悉，目前，新区的行政管理结构已敲定，即按照“精简、高效、统一”的原则，新区将实行“大部门制、扁平化、聘任制”，除管理层外的其他人员全部实行聘任制，综合设置改革发展局等7个内设机构，分管不同方面的工作。
据悉，新区综合设置了7个内设机构。具体来说，
新区设置党政办公室，实行一个部门管协调；
设置党群工作部，实行一个部门管党务、管人事、管群众工作；
设置改革发展局，实行一个部门管经济；
设置规划建设局，实行一个部门管规划建设；
设置公共服务局，实行一个部门管社会事务、政务服务；
设置综合执法局，实行一个部门、一支队伍管执法；
设置安全监管局，实行一个部门管安全。
体制人士表示，未来我国政府职能的改革方向就是要让市场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减少政府干预，打造服务型政府，实现小政府管理，但目前，在既有体制上进行改革牵扯范围较大，会产生诸多方面的影响，而雄安从一张白纸做起，进行改革创新阻力相对较小，改革的步子也能比全国层面迈得快一些。
的确如此，雄安如同一张白纸，进行体制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小。早在2008年，经济学家樊纲就牵头做了一个“中国经济特区研究”的课题，总结了十几条经济特区容易复制的经验，其中的一条是：
在本地人口较少、外来人口较多的地方，特区的成效更好一些。
当人口以外来人为主的时候，本地人的利益格局很容易被冲破，改革就很容易推动。（如樊纲举例的深圳）
而老大在雄安视察时，也很关心这方面：
“这地方老百姓生活得怎么样？人口密度有多大？拆迁人口有多少？”习XX总书记向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询问。
于是我们看到，雄安在体制改革方面领跑全国，像国地税合并和国土资源这块，国家都选择了雄安新区做试点工作。
17年5月，专家对雄安建言献策，17年10月份，雄安正式开始国地税试点，18年年初，全国国地税正式合并。
还有国土资源管理改革。
在今年的两会后，国土部撤销，并入自然资源部，第一任自然资源部部长就是我们的陆日天。
而他上任后的第一次视察，就是去的雄安。
微信公众号“雄安发布”消息，4月11日，自然资源部部长陆昊到雄安新区进行调研。
长安街知事发现，这是陆昊由黑龙江省长调任自然资源部部长后，首次公开的外出调研。
除了房地产改革、大部制、全员聘任制、国地税合并和国土资源管理改革，雄安还有备受关注的居住证制度和深入的全天候反腐败制度。
雄安新区推进人口管理创新，实施积分落户和居住证制度，建立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公共服务提供机制。
决议五 没有雄安户口
雄安不设户口，只有工作证，持有营业执照，劳动合同即可办理。工作证设定积分制。
决议六雄安没有商品房，全部是国家提供的公租房。
雄安将是中国唯一一个不靠房地产为支柱的城市，城市中只有公租房。持有工作证或者营业执照，可以按家庭申请公租房，持有劳动合同可以按人申请宿舍，价格都非常便宜。
雄安模式一旦成功，压在中国人，尤其是谋发展、有才干的追梦青年们，身上的大山就可以移除，与之相关的婚姻，房价，子女教育问题，将都变得轻松可解。这不仅释放、激活了更多有志人才的创造性，也将为中国、城市的未来注入更多生机。
雄安不设户口，可以看成是中国户籍改革的试验，如果推行到全国，将影响深远。
除了户籍改革，雄安还有反腐机制的完善，毕竟反腐是老大前五年最大的亮点，雄安怎么少了呢。
日前，雄安新区党工委印发《关于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创新建设廉洁雄安的实施意见》，提出全面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建立雄安新区全天候反腐败举报受理制度，健全问题线索核查机制，努力实现100%核查，提高查处腐败的概率。
这对反腐是好事，只不过雄安在打黑方面下硬指标，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12月11日召开的雄安新区“9·06”专案组工作座谈会，“雄安新区将持续开展打黑除恶和打渣除痞专项行动，三县公安机关进一步明确任务、明确责任、明确时限，全方位开展专项行动。”
“每个县都要在一个月内至少侦办一起黑恶痞霸案件”。
虽然雄安在雷霆手段后，刑事案件发案率下降了37.9%，收效奇高，但在倡导依法治国的新时代，用打黑指标出打黑政绩，必然导致在指标考核压力下，冤案时有发生，滥权屡见不鲜，权力必定反噬，雄安作为有“全国推广意义”的新区，千万不能开这个恶例。
（有些城市的公安机关的确有抓人指标，各区派出所按指标数量逮人，大会前后发生居多。）
综上所述，雄安新区落地才短短一年，国家就在雄安进行了诸多的体制改革试点，包括房地产改革、居住证制度、大部制、公务员聘任制、国地税合并、国土资源管理改革和全天候反腐败制度等等，涉及人事、财政、机构、监督等方方面面，每一处都是国家从顶层设计出发进行的改革试点。我们从各个角度端详雄安新区，就能发现，在这些方方面面的改革逐步落实后，由这些“不一样”的线条勾勒出的雄安新区，将呈现一种和中国其他地区完全不一样的画面。
如大大所说“雄安新区现在还是一张白纸，受到各方面利益牵绊较少，要发扬改革创新精神，建立体制机制新高地。”
这些数量众多的体制改革措施，如果放在其他地方推行，阻力是毫无疑问的大，但放在一张白纸的雄安，在国家意志的强有力贯彻下，仅仅一年就实现了全部落实，并有希望推广到全国，给雄安以时间，它将和上海浦东、广东深圳那样，真正“具有全国意义”。
至此，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外，国家对雄安新区的另外用意，就昭然若揭了，国家为何如此拔高雄安新区的原因，也就昭然若揭了。
雄安新区，将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管理机制改革的试验田。
五、不得不提的深圳……
本来这篇文章昨天就写好的，但是又花些时间补上了这一章。
看似与主题毫无关系的一章。
是的，这一章并不是讲雄安，而是讲深圳。
之所以要偏题，是因为讲完那些年深圳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恩怨纠缠，也许我们，就更能懂的老大对雄安的考量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进行、也是一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探索的地方，是深圳。
是的，毗邻香港的深圳，不仅在经济上首先进行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而且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是敢为天下先。
当年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是改开急先锋，他就一度提出“政治特区”的设想：
不仅要搞经济特区，而且也要搞政治特区。
政治改革必须审时度势，先做试验，突破一点，再行推广，就可以稳步前进。可以在某一个地区、某一个领域先搞试验，取得经验，然后推广。
就是试验失败了也不要紧。失败是成功之母嘛？我认为只要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稳步前进（先做试验就是为了稳嘛），是出不了大乱子的。
任仲夷在当年的确激进，他在退之前的那篇文章，放出狠话：
“稳定压倒一切，最后就压倒了稳定。”（这句话还是很有水平的）
我们站在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
停滞和倒退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还有我们都知道的改革闯将，原深圳蛇口开发区主任的袁庚，1983年到1992年，袁庚主政下的蛇口管委会就曾推行过领导班子差额直选。1985年，蛇口工业区第二届管委会班子选举，第一届管委会7名成员中有3位“老人”被选票无情地“拿下”。
当时境外媒体形容这场直选试验是“一股新的历史巨浪，它正在勇猛地拍打和冲击着原有政治体制的孤岛。”
1987年4月，蛇口工业区由一个区域的概念变成了一个经济实体---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以董事会取代了管委会。
更为惊世骇俗的是，袁庚在在当年就提出：“三权分立是制约权力的手段”，主张中国应该学习借鉴“三权分立”政治体制，要知道，邓小平当年曾明确说过中国不能搞“三权分立”那一套啊。
不得不说，深圳当年，的确是深受西方风气影响。
不幸也是幸运的，伴着蛇口工业区的落幕，这场被称作“早熟”的直选民主试验渐渐湮灭了。
深圳的官员干部如此“任性”，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如此激进，怪不得当年这么多人对深圳“围追堵截”。
记得那时有十几位中央领导约谈深圳书记梁湘，梁湘在去北京之前，悲壮的对部下说：
“我要上前线了……”
当然，就像张木生说的一样：
“改革开放时期，中共没有保守派，只有稳健派和激进派。”
诚然，在一开始，中央给深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开过一些绿灯，还是给过部分默许和支持的。
（只是深圳迈的步子有点大，扯到蛋了。）
最明显不过的，就是深圳从1979年到1990年，长达11年都没有设立人大、政协。
深圳第二任市委书记吴南生，曾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深圳在人大政协上空白十年，初衷是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留下一定的试验空间。
深圳市司法系统的一位前副局长，曾在2008年的一次研讨会上讲述了一段历史：
1986年初，他有一次问梁湘书记，为何深圳建市几年，不设人大？他说，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是经济特区，为什么不能搞政治特区？我不想设人大、政协，搞得和内地一个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圳可以搞经济特区，为什么不能搞政治试验？
“我就不想设人大政协，把深圳搞得和内地一样，你是搞法律的，应该在这方面想一想。”
而后，深圳就开始组织人马，参考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1988年下半年起草了一个有关立法机构的改革方案，《深圳市立法委员会条例》草案，建议在深圳成立立法委员会，深圳领导审阅后表示通过，准备呈报中央审批。
然而，两件事的发生，让深圳“立法会”胎死腹中。
一件事是香港媒体搞出来的大新闻。
韩非子有言“臣不密失其身”，香港明报在得知深圳这一“惊世骇俗”的改革后，首先进行了新闻披露。
草案还没呈报中央呢，就被香港记者泄密了，负面影响极大，党内稳健派闻风而动，深圳陷入各种被动舆论，深圳政府是比长者还恼火。
第二件事，就是1989年的那件事了。
（深圳毗邻香港，又是改开窗口，受西方风气影响很深，当年深大本是全国数得着的高校，可是好多师生卷了进去，导致师资力量被严重削弱，从此一蹶不振，人大当年比深大更惨，直接跌落第二党校的神坛。深大有位叫刘会远的教授，是谷牧的儿子，据说保存了当时很多录像带）
1988年年末，深圳泄密，1989年全国风波，事件过后，中国政治态势持续高压，十年之长没有设立人大、政协的深圳，于1989年接到中央的死命令，要求深圳立即上马人大、政协筹备组。
终于，深圳在1990年不得不赶鸭子上架般，补齐了人大政协机构。
至此，深圳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最大的“特区”之“特”，不复存在。
1988年就敢搞立法会，还明确提出“三权分立”，被中央赶鸭子上架才设立人大政协，深圳当年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迈的步子，的确是有点大啊，怪不得中央时不时的要给深圳降温。
而后，在整个90年代，深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都不敢越雷池一步了，而中央，开始有意识的“缩紧”深圳。
1998年3月，在国务院第四轮机构改革中，国务院特区办被撤销。在该机构原有的十项职能中，第二条为“调查研究广东、福建两省经济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及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综合试验的情况，协调有关方面的工作关系，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及时总结经验。”
特区办的撤销，意味着经济特区的名存实亡。“虽然深圳仍以特区立身，但在中央政府的实际决策体系中，已经没有特区之位了。”
1998年底，为了减少地方政府对中央货币政策的影响，央行对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在全国设立九个大分行，取代原来的省级分行。
在这次改革中，金融业务规模比好几个大区行还大的深圳，级别被定为比大区行低一级的中心支行。而金融规模小于深圳的广州，被定为华南地区的大分行。
这意味着，深圳很多的金融业务，都必须经过广州分行，而两者又明显存在着竞争关系。
以至于当时很多深圳人感慨，在1997年发生的两件大事——邓小平去世和香港回归——以后，深圳在中央心目中的分量，已不复当年。
进入新世纪后，风波过去，旧伤抚平，涌动着“改革”热血的深圳，想重新上路，开始酝酿小范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那是2001年到2004年，那次改革的精髓，被归纳为“行政三分制”，即在行政系统内部，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的分工，对政府各部门进行重新组合。这一改革的逻辑在于，只要有公权力，就要有制约和监督。
现在外部监督做不到，只能做内部监督，而内部监督就是行政三分。
按照理想的设计方案，决策部门数量在6至8个是比较科学的，也就是如今“扁平化”大部制所追求的，然而雄安今天能畅通无阻的进行大部制改革，深圳在2001年却遇到了空前阻力，很多部门拒不执行机构缩编的政策。
有的主管领导直接就说，我这三个部门不能动，你能怎么办？
2002年上半年，在一次由深圳市主要领导召集的会议上，一位局长大声质问：“为什么砍掉我们局？”
新世纪初深圳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表明深圳已经不是当年的一张白纸了，一片荒原好纵马，一片礁石易搁浅，深圳之前很多的改革者，已经成为既得利益者，开始千方百计的维护自己利益，在深圳进行改革再出发，任重道远。
然而，经济基础必然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步伐不能滞后，随着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各地的制度和政策开始看齐，深圳作为经济特区逐渐不再具备政策上的优势，政治改革必须摆上深圳发展的日程表上。
而且深圳的区位优势不如上海香港，人才优势更无法比较，和香港上海比长跑，深圳势必力衰，因此，深圳要寻求突破，找回当年全国瞩目的地位，就必然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试水。
于是，在04年行政分立失败后，2008年，深圳再度出发，酝酿“政改草案”。
5月22日，深圳市政府在线网站登出《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下称《纲要》），在5月26日之前向全社会征集意见。《纲要》提出，深圳要用3年时间，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其中具体抛出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诸领域的19条改革内容，而前八条均指向权力机构的体制改革。
“深圳将差额选举市长”，文件刚一露面，即成为境外媒体头条。
（那可是2010年啊，深圳的确石破天惊）
让观察者眼前一亮的内容还有许多---在党内选举中引进竞争机制，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选范围，完善市、区两级党委差额选举制度，并适当扩大差额数量，允许参选人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竞选活动；开展部分区人大代表的直接竞选；借鉴香港廉政公署模式，研究创新我市反腐廉政的工作机构和运作模式。
（廉政公署，厉害了）
5月15日，深圳政府在线公布《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并向广大市民网民征求意见。
这份于6月7日深圳市委四届十次会议讨论通过并于24日正式发布的文件，同样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它与《纲要》有一个共同点---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放在了最前面。
对于《纲要》的出现，人们议论纷纷，有网友问:“难道深圳要搞政治特区？”
深圳在各个方面的政改大动作，惊动海内外，在过去的30年，深圳一直在经济改革上带动全中国，难道在未来的30年，深圳要在政治改革上起着同样的带头作用吗？
然而，站在2018年的我们，已然无喜无悲。
毕竟，现在的深圳市长陈如桂，是深圳人差额选举出来的吗？
2008年深圳的政改草案，再一次的雷声大雨点小啊。
就在深圳再度偃旗息鼓，灰心丧气之际，中央突然对深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表示出极大的正面反馈。
这个契机，就是2010年，深圳改开30周年。
深圳改开30周年，一把手二把手先后来深，释放积极态度。
先是宝宝：
8月29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30周年的讲话中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记者关注到，在结束行程前，温家宝专程到深圳博物馆参观《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大型展览》，并向邓小平铜像献上鲜花及三鞠躬。
是的，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三十周年的当年，中央领导人到深圳视察，并重复了邓小平当年“不改革死路一条”的警告。
后是我们的涛哥。
9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设3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会后，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表述，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社评说，胡XX提出深圳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须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突破，表达了鼓励深圳特区“先行先试”、全面推进改革的愿望。这显示中央领导集体对于未来改革的思路清晰。
如果深圳未来能全面推进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其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意义将有超越。
社评指出，深圳仍然是改革的“先锋官”和“试验田”，是开放的旗帜和风向标，应有所作为、大有作为，为其它地方树立标杆和模板。
很好，受到极大鼓舞的深圳，鼓起干劲，再度出发，啃政治体制改革的硬骨头。
那一回，2010年的深圳，就提出要公务员全员聘任制，这比2018年雄安的全员聘任制足足早了八年。
2010年1月1日起，深圳所有新进入行政机关的公务员，一律实行聘任制。
然而， 这么多年过去了，深圳的聘任制搞的如何呢？
试点6年，由于考核走形式，导致其退出机制生锈，深圳4万多公务员中聘任制超过了3200名，无一人被解聘。
嗯，岱岱现在可以和你讲个关于深圳改革的笑话了：
1988年，深圳要政治体制改革，想搞立法会——结果搞回了人大政协。
2001年，深圳要政治体制改革，想搞大部制——结果一个机构也没裁。
2008年，深圳要政治体制改革，想搞市长选举——结果一个区长选举都没有。
2010年，深圳要政治体制改革，想搞全员聘任制——结果6年一个公务员都没有解聘过。
深圳，你到底是来改革体制的，还是来开体制玩笑的。
不知道下次深圳政治体制改革，想改什么啊。
深圳搞政治体制改革啊，改啊改啊改啊……
（想想也是无奈，深圳屡战屡败。
不过深圳也的确走在了雄安前头，01年深圳探索大部制，18年雄安试点大部制，10年深圳探索全员聘任制，18年雄安试点全员聘任制，雄安的确是继续在走深圳当年的改革路子。）
想当年，深圳一片荒原好纵马，现如今，深圳一片礁石易搁浅。改开初期的深圳没有那么多利益集团，改开措施往往闹过火，搞得中央不时得给深圳降降温，如今的深圳经过几十年发展，财富雪球越滚越大，利益集团盘根错节，这时候深圳进行体制改革，过火是不会过火了，反而是举步维艰。
这的确验证了李总理那句话：
“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
当年的改开试验田深圳，如今已变成了体制改革的盐碱地，然而，要解决中国社会的顽疾，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步伐就不能停止，而这么多年来，中国也的确没有停止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摸索。
中国需要一个如当年深圳那般有条件有勇气进行大改革的地区来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试点，而深圳等一系列昔日的改开排头兵，却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失去了往日的锐劲。
所以，党中央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手笔放在雄安新区的重大决定，无异是从深圳三十年政治体制改革的反面案例中得到的深刻教训。
从1980年到2010年，三十年来，深圳都是受党中央密切关注的政治体制改革急先锋，然而，深圳三十年政治体制改革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不由不让中央深刻总结教训。
深圳前十五年政治体制改革的种种激进举动，主要是远离中央、毗邻香港的地理位置情况所导致，所以中央不会让政治改革的试验田远离中央影响范围、靠近西方意识形态，以免重蹈当年深圳“一国三制”的激进改革。
这就决定了这块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不会处在沿海地区，而会靠近北京。
深圳后十五年政治体制改革的种种失败案例，则是利益集团壮大后改革寸步难行的真实写照，所以中央不会选择那些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地区作为政治改革试验田。
这就决定了这块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会是欠发达地区，而且本地人口会很少，如深圳般，易于改革的初期启动。
是的，不是沿海地区，而且靠近北京，又是欠发达地区，而且本地人口又很少——你想到了哪个地方？
没错！这四条，恰好和雄安新区无比的吻合！
六、文章小结
本文有点长，但实际脉络很清晰。
第一章，我们可以肯定雄安新区的“千年大计”地位，是经过最高领导人肯定的。
第二章，我们列出了官方对雄安新区的解释，做出了第一张思维导图。
第三章，我们通过雄安新区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概念对比，发现了概念之间的悖论，于是修正了关于雄安地位的思维导图。
第四章，我们对雄安新区这一年展开回溯，发现雄安新区在短短一年内，就推行了包括房地产改革、居住证制度、大部制、公务员聘任制、国地税合并、国土资源管理改革和全天候反腐败制度等等体制改革，涉及人事、财政、机构、监督等方方面面。
雄安新区，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管理机制改革的试验田，已然呼之欲出。
第五章，我们通过回溯深圳三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种种失败案例，明白了中央不再选择深圳作为政治改革试验田的原因，同时，中央也从深圳失败的经验中，选定了近北京、非沿海，欠发达，本地人又少的雄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
从而，我们对雄安新区有了全面的认识。
一方面，雄安新区是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雄安新区寄托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
两者叠加，互相加持，雄安新区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国家选址到体制试点，中央如此用心良苦，雄安的确无愧于“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战略定位。
最后，身在深圳的岱岱，遥望北方，遥望雄安，请允许岱岱代表三十年风风雨雨的深圳，向雄安寄去真诚的祝福，希望雄安接下深圳政治体制改革的接力棒，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杀出一条体制改革的血路，给神州大地唱响新一首，《春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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