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道家

中国人的个性绝非像外国人所讲，一成不变。假如你了解了儒家和道家，这两个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主要思想来源，那么也就把握了中国人性格中的主要特点。

在古代，儒家思想主要围绕道德问题，带有无法磨灭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理想就是《桃花源记》里的桃花源。假若桃花源是天空中升起的明月，那么就像地上的河流、湖泊、池塘那样，每个中国人心里都反射着一个属于自己的桃花源。

古代的儒生就像活动的道德雕像，从乡村的儒生到天子身边的大儒，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在他们的带动下，每个家庭，恨不得请人，找出自己家庭的事迹镌刻在石碑上，树立自己的道德雕像。假如儒生重生于现代，他们根本不会评论时事政治。即使孔子重生，假如你问他对一件时政新闻有什么看法，孔子只会围绕四个字——“克己复礼”。孔子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

儒家擅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但缺乏做《隆中对》那样纵论天下的理论。有很多大儒担任过政治、军事要职，以他们在儒家内部的地位，都有资格探讨儒学之下的政治权谋。比如清朝的曾文正公，他戎马半生，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统帅和政治家，而他流传最广的著作是《曾国藩家书》。羊祜、王守仁这些人也一样，他们很乐于在书信里，高谈阔论道德学问，但不知是不是“耻于”谈论武功权谋，大都以“侥幸”“赖天之德”一言以蔽之了。

儒家的理想世界——桃花源，是一个功德良序的社会，这个社会是不需要警察制度、军事制度的。每个中国人都希望生活在这样的国度里，他们性格里有这样的情怀存在，很善于过这种道德化的、艺术化的人间生活。但中国的问题是，每当这个桃花源世界就要成形之际，就会受到来自内部或外部战争的摧残。从孔子时代到清朝，历来如此。

魏晋时有个官员叫王凝之，自小读儒家的书长大，书画很好。但盗贼打来，需要自卫时，一点办法也没有。盗贼兵临城下了，他就学道家烧香磕头，求上天派下天兵天将来救百姓。最后不仅自己和子女被杀，还连累全城的百姓被盗贼掠走了。王凝之代表了一类纯粹的儒学，他的道德学问在战争中毫无用处，只能去求道家，但他还是把道家的思想搞错了。其实，作为中国人的另一个思想来源，道家绝不止烧香磕头。

儒家平时讲“至诚、至善、明明德”，话说的如拉满的弓弦，但他们只会做道德文章，不会形势判断，这是因为他们被道德上的各种“耻”束缚住了。就如同佛教绝对不会发展生物学，因为教义约束他不能杀生，儒家被道德上的羞耻感束缚住了，下不来。每当国破家亡之际，为儒家扶危定倾的是道家思想。

首先道家没有政治理想，也没有“道德”，在救亡图存之际，有时候要放下身段，解开束缚。道家总说儒家是“有为”的，这“有为”就是攻击儒家的手段，而道家打出的旗号就是“天道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叫谋权者要“无为而治”，什么叫“无为”，就是无原则的，具体而言就是每当需要权谋，需要展开统治之术了，就不要再信儒家理想主义那一套，庄子后来发展了这种无为观念，形成了一套更虚幻的教义。

在老子的学说里讲了很多如何进行形势判断的道理，其中心的思想就是放下一切成见、约定俗成的规则，全身心地投入到眼前一纵即逝的形势之中。老子的学说完全是关于“眼前”的，实用主义的。他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道不在你的头脑里，而在瞬时展现的“眼前”，应该抓住即时展现的道去掌握接下来发生的事，完全立于事件之中。事物突然展现时，是混沌的，那么道的本质就是混沌的，接下来就会展现不同的特性。接受本质的混沌，跟着展现的特性去随机应变、因势利导、因人而异，这就弥补了儒家思想的经验主义倾向。我觉得老子对水情有独钟，绝不是偶然，这来源于夏朝的建立者禹。禹善于治水，如果你不亲眼看到水，是不知道水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而根据你见到的水的样子去描绘它，你才能把握它，引导它，这就是大禹治水的智慧。而庄子的教义更像梦，在谈论另一个世界，更虚幻的、更出世。而老子是入世的。

道家与儒家其实是一对互补的思想体系，儒家为正，道家为奇。他们有同，也有不同，甚至对立之处。比如子路、宋襄公之类人可以称之为儒家先贤，但以道教思想看来，这些人就是十足的傻瓜。儒家思想带来了道德羞耻、艺术、诗歌以及大部分精神生活，就像辜鸿铭先生所说，孔子的可贵之处，在于唤起了中国人对家庭“宗教”般的强烈情感，也唤起了中国人对他本人及其组织宗教创始人般的爱，虽然他没有得到基督、穆哈默德那样的待遇。而道家思想告诉人们如何追求眼前的利益，也带来中国的性格里放浪形骸，善于分析形势、狡诈、不顾公德甚至有些无耻的性格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