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经典| 中国农民生活写真—读《私人生活的变革》
第一章 书目简介
《私人生活的变革》 阎云翔 著 龚小夏 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阎云翔，男，1954年生，国际著名人类学家，本科、硕士就读北大中文系，后留学美国，曾师从张光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系该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2007年受聘于该校社会学系紫江讲座教授,主要讲授“文化人类学”课程。作为人类学家，他的研究和农村紧密相连，著有《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等。其中本书获得2005年度“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该奖是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为纪念中国近代史研究巨擘约瑟夫·R·列文森所设，旨在奖励在美国出版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研究做出极大贡献的杰出学术著作），这是该奖项首次颁给华裔学者。
第二章 全书摘要
本书除去导论和结论两个章节之外共有八个章节，其主要内容是以中国的私人生活为主题，探索了中国乡村家庭生活中的个人及其情感问题，讨论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以及国家在私人生活变革和个人主体性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私人生活的变革》开拓了传统人类学的新视野, 提出了研究私人生活的新模式。它细致地展现了从1949到1999年横跨50年的乡村私人生活变迁的图景,诸如彩礼、婚姻、两性关系等极为隐私的话题,因此被誉为第一本探讨“私人生活变革”的民族志。
第三章 内容简介
中国农民家庭的情感与生活问题，这是一个从未被其他学者研究过的课题，作者在东北下岬村生活了十多年，通过田野调查，最终展示出了普通村民的生活，形成著作，本书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农村青年爱情体验重要性的上升
首先，新婚姻法的颁布带来了独立自主平等的生活观念，新出现的社会空间，比如看电影、打篮球使得男女青年能够有时间独立相处，这使得下岬村子里开始有了除了介绍对象和包办婚姻之外的第三种择偶方式，也就是自由恋爱。作者在书中提到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乡下人过去的时候对于择偶有几种比较通俗的说法，分别是“说媳妇”“找婆婆”，后来说法开始变成“找对象”，这暗示了从父母的角度出发去考虑择偶到青年自己变成了这种关系主导。可见，择偶的决定权开始由青年本人掌握。
其次，在追逐爱情的过程中，青年人一改过去隐晦的表达方式，开始喜欢用直接的表达方式表达爱慕之情，比如说直接说“我爱你”“我喜欢你”。择偶标准也由过去的老实听话脾气好变成了喜欢会说风流话的人，这里的“风流话”指的是有文化有才华。同时，在这个时期青年人开始更加关注对象的性格和素质，也不再从父母的角度挑选好媳妇或者好女婿。曾是禁忌的婚前性生活也开始变得普遍流行，这种亲密关系，进一步促进了双方的感情。以上的这些变化是青年一代自主权上升的结果，同时也是农村青年对自主权的进一步追求。
第二部分：家庭关系的结构性变化
在下岬村夫妻关系重要性也在不断上升，婚前的往来对于婚后发展良好的夫妻关系至关重要，未婚夫妻对于亲密关系和爱情的追求使得他们婚后的感情关系变得更好并且会继续寻求保持这种关系。
同时，在改革之后男人开始承认女人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因为在当时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下，男人开始进城打工，大部分的农活或者是家务活开始由女人来承担，所以妻子的家庭地位开始上升，出现了“妇女上了天”“妇女顶天地”等比较通俗的说法。许多丈夫也开始愿意分担家务，家庭暴力减少，夫妻关系在各个方面开始有了新定位，出现了一种理想的夫妻关系。
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化的九十年代里，为家庭建立关系网获取各种信息的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许多老年人发现自己开始被时代抛弃，同时下岬人开始把独立的夫妻关系作为家庭比较的一部分，就这样无论是大家庭还是核心家庭权利都从老一代开始转移到年轻一代。横向的夫妻关系取代了纵向的父母关系，夫妻关系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这带来了家庭的民主化，比如说像媳妇和婆婆争执的时候，儿子一般都会站在媳妇一方，但是在过去的时候不管父母的对与错，儿子都会站在父母的立场。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夫妻地位的平等，妻子不再是家庭中俯首帖耳的劳动力，而变成了婚姻生活中平等的一方。
第三部分：私人生活与家居环境的变化
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下岬人住房空间的安排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他们开始拥有私人空间，这促使夫妻之间可以发展更加亲密的关系，青年人也可以拥有自己的独立王国为所欲为，促进隐私权的发展。第二个变化就是家庭中客厅的出现，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时候，人们生活主要局限在卧室里，比较拥挤，到了九十年代开始有了客厅，这样的设计适应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家庭和外部关系的新变化，因为家庭即是个人活动的中心，又是公共场合和私人场合转换的区域，客厅保证了家庭生活不被外界窥测和侵扰。
住宅空间格局的转变也意味着家庭成员之间开始随着空间变化调整关系，比如，人们对私人空间要求的权力增加，比如年轻人开始睡懒觉，他们会觉得这是自己的私事，别人无权干扰。
第四部分：家庭财产分割和彩礼变化
过去，在下岬村都是父母去世之后才开始分家，但是后来变成了次子结婚之后长子就可以要求分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是家庭理想变化了，夫妻核心家庭成为理想的家庭模式；第二是分家越早，年轻夫妻就有更多的机会从嫁妆、彩礼中获得资金去发展自己的小家庭。
此外，彩礼也变得越来越多，彩礼开始由过去一种礼物的形式变成父母健在时候一种遗产。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是通过分家可以轻松从男方家里拿走彩礼和陪嫁，为自己的小家庭积累生产资本；第二是集体化时代积累财富的新方式使年轻人看到了自己为家庭经济的贡献，他们认为彩礼和嫁妆是他们自己应得的财产。
迅速分家的状况出现了彩礼的变化，同时导致了个人权利的上升和父权的衰退，综合来看，个人权利的上升主要有两个背景上的原因，宏观的层面来说就是集体化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从微观层面来说是积累财富的新方式以及人与财产积累观念的变化。
第五部分：老人的赡养与孝道的衰落
本书主要讲述了三个现象即是否同住、虐待老人以及代际冲突。作者认为孝道衰落的原因主要是五个方面：第一，国家倡导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平等，批判父权但是仍旧依赖传统的养老方式，同时自相矛盾的法律也不能够起到现实作用；第二，公众舆论在老人赡养问题上的沉默；第三，政府发起对传统民间宗教信仰仪式的批判，比如祭祖制度的消亡；第四，集体化剥夺了村民的私有财产，父母没有财产留给儿子自然也没有权利要求他们为自己做什么；第五，父母和子女对孝道的理解发生了差异，父母觉得养育之恩是天大的恩情，但是子女认为两代之间应该是理性的交换关系。
此外作者还研究了在下岬存的人口政策与新型生育文化，在这里主要出现了两个现象，即出生率的下降和生育理想的变化。阎云翔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第一，经济因素，即生养孩子的成本在增加但是孩子未必就会孝顺；第二，人口学因素，即新一代父母的出现包括现在我们父母这一代，开始更加注意个人的享受；第三，性别因素，妻子地位的上升，也就是说妻子可能并不愿意生养孩子并拥有了一定的决定权；第四，社区因素，即村风的影响作用。
总结文章概要，作者在本书中主要突出表达了两个主题，第一是作为独立主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作者仔细考察农村青年尤其是妇女在家庭制度转型中扮演的角色，进一步分析体现农村青年主体性的三个主要方面：自主性、情感生活和欲望。然而，由于新兴的主体性强调多是个人权利与利益，而不重视个人对他人的义务，所以这种个人主义是扭曲的。换句话说，这样的个人不具备公民的基本道德素质，因此是无公德的个人。
第二个主题是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在个人主体性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半个世纪以来，国家政策一直是推动家庭与当地道德观变化的主要动力。从50至70年代政府一直鼓励青年想家族势力与父权挑战。年轻人在私人生活中获得越来越多的独立性，但同时在公众生活中却完全依赖于集体和国家，80年代以后，国家减少了对人民生活的干预，同时国家的突然撤出也留下了巨大的社会与道德真空。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个人在一些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而道德真空也很快被铺天盖地的消费主义以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其他实用价值观所填补。
第四章 研究方法简析
为什么作者可以把下岬存的情况描写的如此生动形象，这主要还是得益于其对研究方法的良好把握。作者在本书中主要用到的方法论就是从个体主义视角出发，采用民族志和田野调查的基本方式，加之深度访问法和参与调查法。
所谓个体主义，是相对于整体主义而言的。个体主义就是注重个人层面，研究个人的欲望以及情感等等，而整体主义就是在社会的层面，研究整体的行动。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区别就是分析的对象是个人还是整体，具体到本书中所研究的私人社会的变革，如果是从整体主义角度来说应该是是从国家经济政治法律等等层面入手，而从个体主义角度则是要从个人情感角度层面入手。
民族志的研究就是从局内人的角度，对人的文化进行动态详细研究的一种方法。作者在本书中深入到当地生活，对村子的社会现象做了详细生动的描写，这主要是得益作者在研究过程中三个阶段的把握，即在这里、离开这里、再回到这里，与此同时还要做到抛却一些个人感受。
在本书中作者主要使用了三种研究方法，第一是强调个人主观经验的叙述，比如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融入当地的这种文化，讲一下自己的感受与这种文化的冲突，就研究对象的行为以及利害关系进行的调查，对深藏不漏的生活方式所做的将心比心式的调查研究。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作者使用到了田野调查，也就是实地观察的方法。此外还有两种研究方法即参与式调查和访谈，此处不做过多论述。
第五章 读后心得
在常见的乡村治理的研究中，通常会有两种研究思路，一种是从制度、法律层面来研究乡村，即只见国家不见村庄；另外一种研究路径是从乡村引入话题，针对乡村治理问题研究，只见社区不见个人。阎云翔认为这两者存在缺席个人问题，所以首次将私人生活的研究推向历史的前台，这是一个全新的思路和切入点。当然本书中还存在一定局限性，接下来笔者将对其做简要分析：
第一，是本书中模式的意义仅限于类似于下岬村的这个模式。贺雪峰教授对中国农村模式有一个大致的分类，把中国村庄主要归结为分裂型村庄和分散型村庄。唐戈学者认为下岬主要是分散型村庄，因为形成历史比较短，主要以移民为主。这一点恰恰是作者对于本书的出发点的一个挑战，因为在本书开头的时候作者阎云翔指出私人生活的变革的过程就是一个走出祖荫的过程，而唐戈对这个村庄的调研显示，这个村庄只有一百年的历史，也就是只繁衍了两到三代人，只有两三代人明显很难会形成祖荫，所以说下岬模式只能是局限于这一个村庄。
第二，是逻辑的简单化。阎云翔在本书中提出了两个议题，其中一个是个人权利的上升导致了无公德个人，另外的一个就是说在这种个人权利诞生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首先作者认为是在中国私人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产生了无公德个人，但是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仅仅是产生了无公德个人，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论证的简单。
但是贺雪峰对他的一个回应就是，无公德个人的产生实际上是第三世界国家实现超越的必然阶段，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国一个必然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要么是原教旨主义复兴，要么是传统中国的享乐主义盛行，这种环境促进了无公德个人暂时生长起来。李泽厚先生也认为，这种无公德个人的产生，除了经济的冲击、政策的剥离、政治的推动以外，还有可能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史相关的，即实用理性。综合来看，简单地归因是不合理的。
第三，是作者使用了他者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本土问题。阎云翔是属于海外汉学，尽管他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有很多的乡土感情，但实际上他还是把中国当做是客体来进行研究，使用了一种非常主流的一种思路方法，很难做到还原真正客观现实。
综合来看，本书译文朴实、流畅,非具有深厚的中文功底,以及对这一问题的深刻见解,难以达到。作者从具体而微却又贴近生活实际的各个层面展开,分析论述了私人家庭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呈现给读者一幅私人生活变革的逼真画面,堪称中国农民生活 50年写真,堪称历史学研究与人类学、社会学结合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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