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名著（11）：宋江装疯为哪般？

一本名著《水浒传》，观察的视角不同，看到的景致也会有别；比如，仅以法律而言，《水浒传》可谓气象万千、精彩纷呈。其中，第38、39回粉壁题反诗、宋江失心疯、好汉劫法场，叙事环环相扣、情节曲折引人、场面酣畅淋漓、人性善恶彰显，算是这一名著经典回目之一，读来颇为有趣。

宋江题写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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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回中，宋江独自倚阑畅饮，及见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题咏，回想过往种种，不免情愁穿肠，遂在其上题下一首《西江月》：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还不算，后面大书五字“郓城宋江作”，最终惹出万千祸事。

黄文炳，本是在无为军小城里闲住的"在闲通判"，“这人虽读经书，却是阿谀谄佞之徒，心地褊窄，只要嫉贤妒能，胜如已者害之，不如已者弄之，专在乡里害人……无为军都叫他做‘黄蜂刺’。”闻知这蔡九知府是当朝蔡太师儿子，时常过江来谒访知府，指望他引荐出职、再欲做官。因缘附会，黄文炳在浔阳楼上发现宋江题写的“反诗”，马上向蔡九知府告密，将宋江捕获，后识破戴宗与梁山欲救宋江所定下的计策，劝蔡九知府将这二人就地处决，梁山好汉劫法场，将其捉住处死。可以说，黄文炳欲就“反诗”事件作为进身的机会，殊不知世间万物、福祸相依，最终也因“反诗”事件丢了性命，果真可悲、可叹！

在闲通判黄文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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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刑法在刑律制定及司法实践中，既考虑刑事犯罪主体的智力及精神疾病的因素，也考虑肢体残废因素，有关规定大体类似于现代刑法学的观点。北宋沿袭唐律相关规定，将残疾分为残疾、废疾、笃疾三等，称为“三疾”其中，残疾最轻，负完全刑事责任；“废疾”、“笃疾”则被规定为限制责任能力人。从《水浒传》中界定刑事犯罪主体罪行的判决过程看，除依据年龄承担相应的责任能力外，心神丧失、身体残疾状况也是界定刑事责任能力的重要根据。

第39回中宋江反诗案发，戴宗让他“披乱了头发，把尿屎泼在地上，就倒在里面，诈作风魔。我和众人来时，你便口里胡言乱语，只做失心风便好。我自去替你回复知府”。实际上是要造成笃疾中的痴癫狂而躲避官司。

但通判黄文炳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且唤本营差拨并牌头来问，这人来时有风，近日却才风？若是来时风，便是真症候。若是近日才风，必是诈风”。最终宋江经受不住拷打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这一案例说明，一方面法律制度层面对于特定心理和生理疾病，有享受一定幅度减免罪行的规定，符合中国国古代礼法互助的基本传统；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同样会对上述特殊情况进行有效甄别和判断，不允许各种虚假现象钻法律的空子，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执法人员具有较高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古代如此，当今社会更是如此。

敬德装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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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装疯”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往往出于某种特定目的。

比如，在传统京剧剧目中，就有一出非常有名的《敬德装疯》，说的是尉迟恭因代薛仁贵解围，怒打李道宗，被贬归田。其后，西辽入侵，朝廷想起尉迟老将，而敬德诈作疯癫、不愿再出。徐绩派程咬金探问病况，叙述前方军情，满怀爱国热忱的尉迟敬德，毅然放弃了自己对朝廷的旧恨，随程咬金同赴战场。

当然，在昆剧中同样有此剧目，只是内容略有不同：尉迟恭在功臣宴上打落李道宗门牙，被贬到职田庄为民，高丽国向唐朝挑战，唐太宗命徐茂功宣召尉迟恭，尉迟恭装疯。徐茂功设计，命军士至其家无理取闹，尉迟大怒而动武，徐茂功戳穿尉迟装疯，用激将法使尉迟引兵出征。

唐伯虎避祸

更有意思的是唐伯虎的“装疯”避祸。

明朝正德年间，南昌宁王朱宸濠意欲造反，私命心腹之人招兵买马、准备造反。物色10名美女，教习歌舞媚术，欲送京蛊惑圣聪，以便乘机取势；同时，朱宸濠重金征召丹青妙手唐伯虎来绘《十美图》。

宁王之妻娄妃，是一个明事理的才女，并不赞成叛乱、又无法劝阻，同时怜惜唐寅之才，派贴身丫环送给唐寅一盘枣、一盘梨和一副药方。药方上写:“病中风寒，即刻发汗，加服当归，病体保全”。聪明的唐伯虎马上明白是暗示自己当归苏州、早(枣)离(梨)南昌。急中生智，唐伯虎便装疯卖傻起来，或衣衫不整、狂奔乱跳，或赤身裸体、神情呆滞。最终骗过宁王，派人把他送回苏州。不久，宁王造反被俘、娄妃投江，而唐寅因装疯避祸，躲过了一劫!

真可谓：

装疯各不同，注定有原因；

英雄自有道，能屈也能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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