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小学生活

1964年秋初，我到姜湾完小分部读小学，老妈用一块士林布给我缝制了一个书包，学校在姜湾老街上，离家也不远，走大路也不到一里路，如果从姜岭上翻过去就更近了。学校有一栋三层楼的教室，有一块三角形的操场，操场边上还有一排七八个红砖砌的乒乓球台。由于家里困难，每次我都要在开学好久以后才能交上学费，所以每个学期的前几个星期，我都是在无课本的情况下读书的。

学校每天放学都很早，作业也很少，我一般都会在学校把当天的作业都做完，经常是在下一节课的当中，做上一节课的作业，到放学时，就只剩下最后一节课的作业，三下、二下就做完了。那时候，家里晚上还是靠点煤油灯照明，在家做作业太麻烦。学校的乒乓球台我占不到，我家门口有一块洗衣服的台板，有一米多长，七八十公分宽，我和小伙伴们在台板的中间摆上二颗砖，用自制的木板乒乓球拍在台板上打乒乓球，也很有味。大家在一起也会下下中国象棋，我的下棋水平算是高的，在下棋过程中还会设点陷井，打打闭将什么的，胜多负少。

语文课里的拼音老是学不好，主要原因是发音不准。记得在高考时，语文试题的第一题就是5分的拼音题，被我直接放弃。直到现在，我打汉字基本不用拼音，在电脑用CCDOS操作系统时，用首尾法输入汉字，WINDOS操作系统时，用五笔字形输入汉字。在手机上就只能用手写了。我小时候的记忆力是很强的，语文课要求背“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我都能够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小学算术，那可是我的强项。至于算术课中的珠算，那更是手到擒来。因为我父亲的珠算水平很高，可以双手同时打二个算盘，心算能力更是在醴陵都很有名，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一千以内的数字组合随便报，你报得多快，他算得多快，且从不出错，已经达到了掐指一算，立即就能得到结果的水平。所以，未上学前我就对珠算口诀倒背如流，算盘也打得飞快。

音乐和体育就是我的弱项了。跑步总是落在后面，跳远跳不进沙坑，跳高就更不用说了，好在还会做广播体操。最感遗憾的是没有入过少先队，看着班上的同学每天戴着红领巾上学，心中总有一种别样的感觉。

记不清是那一年了，有年春天，学校要求每个学生自己到农村去支援春插，我从来没有去过星火瓷厂后面的地方，决定支农就去那里，结果清早从家里出发，经过星火瓷厂后，沿着渌江河边山上的小路，往下游走去，一直走了好久，才遇到一个生产队，边忙到田边找一个人说明了我的来意，那个人也好，把我直接带到一块草子（紫云英）田里，帮队上摘草子，田里已经有一些妇女在那里摘了，有的带着小板凳，一边做事，一边东家长、西家短聊天，热闹异常，有的妇女还带着小孩，直接就在田里捺起衣服喂小孩吃奶，害得我都不敢抬头。见到我害羞，她们更是一通大笑。好不容易熬到中午，有人请我去家里吃饭，然后到队上要了一张支农的证明，早早地往家赶，在家玩了几天后，才去学校交差。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习也变得不正常起来，经常停课闹革命，各个单位都有红卫兵组织，我也参加了车顿桥居委会的少年儿童团（也叫红小兵），当时儿童团的团长叫汤爱国，儿时的那些玩伴都当了红小兵。上面照片是2015年大年初一，肖辉林（右一）从广东恵州回老家过年，几个儿时的伙伴聚在一起，左四就是汤爱国，背景中的宝塔就是财源塔，渌江河两边也修成了防洪堤。

红小兵们也像红卫兵一样在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左手臂戴着红袖标，右手拿着红缨枪，白天排着队上街巡逻，遇到街上的行人，也会上前盘问。晚上也会跟着红卫兵到地主（当时家庭成分有几种：贫农、中农、富农、地主和资本家等）家里查“变天帐”，当有红卫兵看那个地主不满，还会将他们家的地挖开，连墙壁也要东敲敲，西敲敲，听响声看是否有空洞的地方，后来听说有红卫兵把在地主家查出来的金器私吞了。红卫兵也经常把“土、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抓到一起，在他们头上带顶白纸做的高帽子，胸前挂一块硬纸板（或木板）做的牌子，在高帽子和牌子上写着名字、成分等，押着游街。其实我父亲也是一个右派，只不过他在单位，不归居委会管，我也不知道他受了多少委屈，是不是也被游过街。

红小兵也要值夜班，跟着红卫兵一起去站岗、巡逻。也就是在这期间，我学会了抽烟，先是这个给一根，那个给一根，说是抽烟能提神，一来二去就学会了，有时夜里想抽烟，又没有火柴，有人就把居委会办公室的电话机（是那种手摇式的）边上的甲号电池接线柱螺丝松开，然后用一根细铜线短路二个接线端子，使细铜线烧得通红，用来点烟。我的日子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渡过，初小也毕了业。

1968年我转到了文昌阁（朝阳小学）读高小，文昌阁就在我家后面的姜岭上，从姜湾老街经过几十级台阶，可达学校的正门，我如果走正门去学校，则要绕一个大弯，要走一二十分钟。而从我家后门，有一条不太好走的小路（一边是陡峭的山坡，如果不小心滾下山就危险了），经过半山腰的一片菜地，只需三五分钟就可以到学校。学校有一个门楼，进去后是一个不大的操坪，操坪前面和左边分别一排低矮的平房，不到十间教室，但是，操坪的右边有一个巨大的礼堂，这个礼堂估计就是原来的文昌阁，礼堂比操坪面积还大。同学们的活动基本上在礼堂内进行，开会、列队、做操等等。

那时候时兴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早上到校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礼堂集合，把红宝书放到胸前，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然后才去上课，要是来了“最高指示”，就要列着队，高喊着口号去迎接。语文课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语录”，“语录”可是人手一本，要是弄丢了可没有好日子过。开会时还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斗私批修。红卫兵也分成了几派，你说我是保皇派，我说你是保皇派。一边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一边拿着不知道从那弄来的枪在街上游行。最威风的是开着一辆辆大卡车，车顶上架着机关枪，车箱二边站着二排拿步枪的人，驾驶室二边的踏板上还站二个各拿一把手枪的人，在街上横冲直闯。甚至还可以看到在驾驶室装钢板的装甲车。

1968年底，我父亲因高血压中风，瘫痪在床，大小便失禁。母亲在居委会的瓷厂里削电夹子，尽管大姐已到株洲桥梁厂工作，且已经结婚，大哥也被招工到肉食品加工厂工作，二哥也下乡到石亭去了，二姐和我还在读高小，小妹还没有上学。父亲家里的顶梁柱，他一病倒，母亲不但要支撑整个家庭，还要照顾病在床上的父亲，家里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我和二姐也得承担更多的家务，担水的任务基本上就是归我了，还帮着母亲照顾父亲，比如扶他上厕所等等。二姐身上的担子更重，她基本上没怎么去上学，洗衣、做饭、洗碗，帮母亲削电夹子。小妹也很听话，招人喜欢，连我家对面的宋菊英（外号宋颠婆）都想认她做干女儿。下面照片就是小妹雨丰，她胸前戴着主席像章，手拿红宝书，对未来充满期盼。

下面的照片是我二姐。

我们居委会的红卫兵在车顿桥设卡，摆上二个拒马，在拒马一架上一根竹竿，一个关卡就已形成，专门拦那些搭小火车进城的农民，没收他们担着的干红薯藤，在水弄了口上的一个房子里，堆满了收来的物品。那个房子有二层，二楼也堆满了干红薯藤。有一天，前天晚上值班的人把二楼的拦杆弄坏了，我从那地方经过时，刚刚用手扶着拦杆，人就和拦杆一起从二楼摔下，最惨的事是头部先落地，当时就摔得昏迷了过去。在场的人都吓坏了，有人去居委会打电话叫救护车，有人赶紧去我家喊人。当时母亲正带着父亲在医院看病，只有二姐在家，后来听二姐说，当她跑到现场时，我被许多人围着，不见伤口，也没有流血，就是昏迷不醒，好在有一个路人进来，用手试了一下我的气息的脉象，说大家不要随便动，叫人化了一碗水，对着我的脸上喷了一口水，我这才慢慢醒来，真的要谢谢那个路人，可是谁也不知道他是谁。过不久，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我送上了人民医院的救护车，前往医院急诊，大哥也从单位赶了过来，陪我在医院留观了一晚。医生的给的诊断结论是：脑振荡，回家休养。第二天我就出院回家了。后来听我母亲说她和父亲在回家的路上，看见了救护车响着警报器急驰而去时，心里莫名地发荒（这也许就是血亲之间的第六感应了），回家后听说我出事，水都没喝上一口，又急忙赶往人民医院。第二天，我的头和半边脸肿得好大，小伙伴们来看我，一边说着祝福的话，一边开玩笑说我的脸像半边猪头，半边猪还差点成为我的另一个外号，真是无语。

从那以后，我的记忆力下降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