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要假装喜欢现代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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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了《承认吧，你真的很讨厌现代艺术》后，很多读者明确地告知，我误解了他们。特别是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群体里，有很多人会至死声明他们对现代艺术的爱，我多少欠他们一个解释。下面，以再次失去一些朋友（本已为数不多）为代价，我将给出一个。
你假装喜欢现代艺术是因为你希望有创造性。事实上，你一点创造性都没有。在所有的人类历史中，我们知道仅有那么几百个真正有创造性的男人女人。悲伤地告诉你一个消息：你不是其中之一。我坚持说你没有创造性，你以为我是在说你并不重要，这不是我的意思，关于这点我稍后会谈到。
你倾心于有创造性因为你希望崇拜你自己、你的孩子或某些自负的骗子，而不是崇拜上帝。信仰的缺席并没有让你更理性，相反，你对那些滑稽小神灵（这其中最傻逼的就是你自己）的膜拜让你显得十分可笑。切斯特顿说过，如果你停止信仰上帝，你将会信仰任何东西。
长期以来，保守派评论家们抨击那种期望每个幼儿园的小孩都有创造力的想法是一种自负。20年前，布鲁姆教授就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中指出，直到现代创造力才被当作人类的属性，而不是上帝的。要求每个人都有创造力等于是说要求每个人都是微型上帝。
但是，创造力应该是什么意思？在科学和数学领域，它用来指那些真正单一的发现，即无法从以往知识里推导出来的发现。
我们可以这么问：看看全部的艺术史和科学史，那些如果没有他们历史将会完全不同、真正不可或缺的贡献者有多少？这里有讨论的余地，但也很难想出超过几十个名字。直到牛顿和莱布尼兹发明微积分，欧洲的数学自阿基米德之后并没多少进展；在哥白尼和开普勒出现之前，欧洲只能依靠托勒密在1世纪做出的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行星运动的看法的人，开普勒之后只有牛顿，牛顿之后只有爱因斯坦。学者们仍在讨论如果没有爱因斯坦会不会有其他人发现狭义相对论，但似乎都同意广义相对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先声。
就此而言，有多少作曲家创造了西方古典音乐？也就是说，假如将来的世代只知道十来个名字[1]，但他们仍能从中获知什么是这种艺术形式的基础。
我们可以争论科学或艺术天才的起源，但我们必须同意他们非常稀少。在巴赫生活的年代，有无数受雇于宫廷或教会的音乐家，如今，我们只听其中少数几个。18世纪音乐家寻求实在的手艺，而不是创造力，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巴赫是怎么冒出来的目前还没有共识。至于其他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就算没有一个特里曼（Georg Phillip Telemann，巴赫的同时代人，当时比巴赫更成功），也会有另外一个人来完成他的工作，同时不会给这种艺术形式带来多大的损失。
如果我们是用“有创造力”来表达“不可替代”之意，那么真正有创造力的个人自然很少。你不大可能是其中之一。如果你努力求学，能跟上领域里大牛的脚步已是幸运。如果你非常优秀，你可能会有荣幸去深入探讨更伟大的头脑说出的观点。这等好事，不大可能说如果你不做，就没有其他人会做。恰恰相反，如果你在做任何领域的前沿研究，你会想尽办法尽快发表你的论文，从而你可以赶在其他人（他也得出了和你完全一样的结论）之前获得声望。就算是某个领域最杰出的头脑，也生活在一种将会被那些更早传播结论的人所替代的恐惧之中。
巴赫每部作品的题献都是同一句箴言：“荣耀只属于上帝”，并且（错误地）坚称每个像他一样努力的人都能做得和他一样好。他甘于做一个事奉上帝的勤奋手艺人，并不追求成为天才，可他就是天才。这正是有信仰之人的起点：一个人不是去试图成为天才，而是试着去事奉，不寻常的天赋是一种应谦卑承受的责任。自从艺术家、科学家们对事奉上帝不再感兴趣后，对天才的追求就开始了。
尼采宣告：上帝已死，艺术家就是英雄的时代已经到来，把瓦格纳当作模范，劝说我们在另一种层面上讨论他的艺术价值。瓦格纳是不是天才？这说不好，但是毫无疑问，尼采的拥护者里并没有更多的瓦格纳，更别提更多巴赫了。在尼采的想象里，摆脱习俗的办法是创造一个自己的艺术世界，但是，有能力创造自己艺术世界的艺术家非常少啊。这真是置其他人于一个不愉快的境地。
为适应艺术家的野心，在20世纪，发明艺术世界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生产的生意。不同于巴赫时代那种谦卑的手艺人精神，艺术世界分裂成各种运动。在20世纪，要想被人认真对待，艺术家必须发明独有的风格和语言。批评家对那些作品完全仿古的艺术家大加鄙视，赞扬各种学派（印象主义、立体主义、原始主义、抽象表现主义等等等等）的创始人。
没有富人的赞助，现代艺术不会成功。每天我们都能读到20世纪绘画的价格又创新高。比如传媒大亨格芬（David Geffen）花1.4亿美元买了一张波洛克。有钱人乐于以天才自居，他们在卖CD、写代码上的技术或运气使他们有资格认为自己也是品味的仲裁人。成功的商业人士通常非常聪明，不过他们通常是“愚蠢的专家”，对能制造财富的行业有着深刻洞见，但对专长领域之外的任何问题则完全没有概念。这个世界啊，密谋着一同奉承富人，因此比起一般人，富人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是微型上帝，从而更容易被艺术里那种对创造力的狂热所影响。
曼恩在他伟大的小说《浮士德博士》里把现代艺术描绘为魔鬼的作品。那个与撒旦签订契约的新浮士德象征着作曲家勋伯格，他为了一种作曲技巧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一群新的评论家是这些怪物的助产士。在上一篇文章里，我表达了对博物馆参观者站在波洛克的随意乱抹前说得滔滔不绝但绝不会去音乐厅听勋伯格的12音作品的惊讶。指挥家比切姆爵士（Sir Thomas Beecham）说过一句名言：人们不喜欢音乐，只是喜欢它听上去的样子。对于波洛克而言，人们既不喜欢他的作品也不喜欢它们看上去的样子，他们喜欢的是艺术家在傲慢中能用自己的术语重新定义世界这个想法。
要想在这种堕落的机制之中混出来就意味着要对上帝示威，然后定义自己小小的世界，不管它是多么愚蠢、低级和可悲。缺乏创造力等于绝望。这正是无数艺术上的思想运动富有吸引力的原因，它们给了那些绝望的艺术家们一种有创造力的幻觉。如果上帝是创造者，那么模仿上帝便是仿效创造。但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犹太-基督教的上帝不仅仅只是创造者，而是一个爱创造之物的创造者。
在一个有信仰的世界里，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变得“不可替代”，那就是通过善行和服务。对于孩子来说，母亲不可替代。正如丈夫和妻子之间不可替代，朋友之间不可替代。如果一个人能摆脱根据自己一时的心血来潮来改造世界的这种野心，接受这个世界是上帝的创造，那么模仿将由爱的行为构成。
在对自我崇拜的强烈欲望之中，20世纪的艺术家用堕落到粗俗之极致来说服自己其实有创造力。在上帝缺席、需要崇拜自己的冲动之下，他们制造出的观念比天启教在最虚弱时杜撰出来的都要荒谬，并且，毫无疑问，丑陋得多。现代这种对自我表现的狂热是宗教的一个糟糕代替品，而用个人有创造力的幻想来代替赎罪，就更烂了。
[1] Josquin des Prez, Claudio Monteverdi, Bach, Domenico Scarlatti, George Frideric Haendel, Joseph Haydn,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Ludwig van Beethoven, Franz Schubert, Robert Schumann, Frederic Chopin, Johannes Brah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