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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我相信故事的力量

2018-06-05  本文已影响364人  张诣然

我写小说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使个人灵魂的尊严显现,并用光芒照耀它。故事的用意是敲响警钟,使一道光线对准体制,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 —— 村上春树

日本电视台(NTV)于5月14日凌晨播出了名为《南京事件2——检验历史修正主义》的纪录片。

流传在中国网络的5分钟预告版,已然引起网友的热烈议论与强烈关注。

片中以南京大屠杀中震惊中外的“鱼雷营”战俘屠杀为核心,采用CG技术重现了当时血腥和残暴的屠杀画面。

今天金陵船厂的江滩,二战时期的鱼雷营所在地,1937年12月超过3万中国俘虏被日军屠杀。

尽管几十年来,日本政客中不断有质疑历史真实性的声音。可在民众之间,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客观理智地看待那场战争。媒体行业的不少团队,更是苦心搜集中日两国的历史资料,引导观众们批判篡改历史的卑劣行为。

而在另一边的文学界,理性的声音似乎更加铿锵有力。

今年年初,村上春树时隔7年推出的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在中国与读者见面。作品中提到了二战时期的德国纳粹和日本侵华战争,并因承认南京大屠杀,而遭到日本右翼势力和极端网民的围攻。

对此,村上春树强调:“历史对于国家来说是集体性记忆,将其列为过去的东西并试图忘记,或者涂改,都是错误的,必须与之对抗。小说家可以用讲故事这一形式来对抗。我相信故事的力量。”

《刺杀骑士团长》中有一段最为精粹的人物经历描写。

讲述的是日本音乐学院的在校生雨田继彦,被迫征兵,卷入硝云弹雨之中。

本该流淌出美妙音符的手指,不得已握上了军刀。温润儒雅的他因为无法痛下杀心,而被指责为懦弱、缺乏武士精神,遭众人嘲笑。

最后他还是被上级逼迫,砍掉了俘虏的脑袋。为了练习,还要一直砍到习惯为止。

等到兵役结束,回国之后,雨田继彦因为战争体验而受到极大的精神刺激,最终受不了压力而自杀。

他通过了结自己的生命获得了解脱。

在中国读者中,针对这部长篇讨论最多的,也是村上对于南京大屠杀过于直白而肯定的态度:

“……准确说来有多少人被杀害了,在细节上即使历史学家之间也有争论。但是,有无数市民受到战斗牵连而被杀害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有人说中国人死亡数字是四十万,有人说是十万。可是,四十万人与十万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是啊,四十万的同胞被杀害是惨绝人寰,十万人被杀就不叫惨案了吗……暴行是永远无法掩盖的。


回顾起来,村上春树的笔下很早就描写过战争。

1995年出版的《奇鸟行状录》,是村上第一次正面揭示日本军队在亚洲大陆暴虐罪行的小说。他用强劲的笔力诠释了暴力对人的伤害,诠释了畸形的军国主义社会,是如何将人们的精神沦为“彻底的空壳”。

“他们满脑袋灌输的都是被夸大了的妄想式国家至上主义,对上级下达的无论怎样的命令都毫不犹豫地坚决执行。若以天皇的名义下令将地道挖到巴西,他们也会立刻拿起铁锹开挖。”

而村上春树为何总是一次次挖掘历史的阴暗面,将战争的影响汇聚在文字中呢?

1、首先,他承接着父辈那一代对战争的忏悔情结。

二战结束后日本的第一个“婴儿潮”——即1947-1949年间,村上春树出生了。

在此之前,他的父亲在大学时代被征调当兵,参与了侵华战争。父亲的人生因为那次的战争有很大改变。

据村上春树回忆,父亲每天早晨都会向家里的佛坛祈祷,为了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无论敌人还是朋友。他虽然绝口不提战争的事,但常常讲到中国的风土民情。

村上深知那是父辈和祖辈的暴行,他常常思考是什么驱使人类干出屠戮上千平民的事情。可无论如何他也理解不了。

2、其次,随着读者群体的扩大,村上的社会责任感也在胸中日益膨胀。

包括村上春树的父亲在内,那场战争中的当事人后来陆续离开这个世界。但潜藏在日本社会表面之下的暴力性,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彻底根除。

权威至上、弱肉强食、经济效率……这些从体制到个人对“暴力”的传承,正是村上深感忧虑的地方。

他反复提过的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日本社会体系带来的灾害。

“让重视数值、效率优先的营利企业来运营,并且由对人性缺乏同情心、只会死记硬背、上传下达的官僚组织来指导,就会带来令人毛骨悚然的风险……这正是已经在福岛发生的世态。”

3、早些年,日本国内教育资料的刻意篡改,政客对不堪历史的歪曲解释。村上认为民众所知晓的,仍旧是被官方修正涂改过的历史。

他曾多次查阅资料,实地考察。

将思想穿梭于那些文字和图片中时,村上形容自己仿佛听到了炮声,肌肤感受到了略过沙漠的风。

而真相,也仿佛一直潜伏在那里等着他去发现。于是他决心将战争作为小说中的主线,提笔探究历史,让更多人了解到日本现代社会症结的历史根须。


除了文学作品,村上春树被众人熟知的,还有他著名的“鸡蛋与高墙理论”,至今仍被诸多文学届人士拿来探讨。

它出自2009年,村上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的演讲内容:

 “……我们都是人类,是超越了国籍种族和信仰的个体,并且我们都是面对着名为体制的坚固墙体的脆弱的鸡蛋。照一切看来,我们没有赢的胜算。墙太高大了,太强大的——而且太冷酷了。如果我们还有一点点胜利的希望,那么它将来自于我们对于自己的和其他人的灵魂当中的那种极致的独特行和不可替代性的信念……我们一定不能任由体制去剥削我们。因为体制并不创造我们: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可以说,村上春树的大多数作品,都在极力表达追逐孤独的个体同强大社会之间关联的勇气。

他在前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写道:稍稍偏离共识,属于少数派的“例外”也应得到尊重。在一个成熟的社会里,这种平衡逐渐成为重要的因素。

另一部讲述梦幻国度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背景也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它被隐喻成“工厂”、“组织”,将所有人裹挟在其中。大背景下,有着完整心智、丰富的人情味、多种梦想的个体渐渐被同化。人们感到的是无尽的孤独和空虚。

还有诺奖评选时期的大热作品《1Q84》,村上用虚拟但真实的想象,描绘了日本的黑暗历史和邪教这一社会病变,表现出独立个体在强大体质下求生的勇气。


现如今,村上春树已经69岁了。

他几十年都甚少与文学界打交道。能穿着松松垮垮的运动服去领高层次的文学奖项。平日或深居简出,或辗转于世界各地旅行、参与各类马拉松。

可作为专业作家来讲,村上一直都是坚韧而纯粹的。

他形容自己三十多年来“全凭一只笔混饭吃”,这在狭义上也算一种成就。能作为职业小说家坚持二三十年的人,都具备优秀而坚实的内核 ——即非写小说不可的内在驱动力,以及支撑长期孤独劳作的忍耐力。

可是很多年前开始,媒体网络热度就开始从他的作品转向另一方面。

那时人人都在调侃:村上春树与诺贝尔奖、李奥纳多与奥斯卡、凯蒂佩里与格莱美——并称文艺界三大著名陪跑现象。

在2016年,小李子终于在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获得最佳男演员奖。

村上春树却仍在与诺奖一次次失之交臂。

近日,由于瑞典学院不断发酵的丑闻事件,2018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取消颁发。或许将在2019年补发(今年)奖项。但由于去年问鼎奖项的是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所以近两年恐怕都难以再出现东亚的获奖作家。

很多文学评论家承认:村上一直都离诺奖很近。某些年份的奖项没有颁给他是不公正的。

但对于村上自己,他似乎已无需这份荣耀。自传中他坦诚诉说道:“从奥斯卡金像奖到诺贝尔文学奖,除了评价基准被限定为数值的特殊奖项,价值的客观佐证根本就不存在。若想吹毛求疵,要多少瑕疵都能找出来;若想珍重对待,怎样视若瑰宝都不为过。”

任何无形之物,奖项也好、人气也好,都不如读者愿意真心实意购买他的书来得重要。

然而很多人不愿相信他的此番说辞,拿他最新的集大成之作《刺杀骑士团长》来说,村上显示出的突出和进步,被认为是与诺奖一次次无缘而形成的笔力过猛,为讨好中国读者,从而离诺贝尔奖更进一步。

这类争议我想在他心中仍旧如过眼浮尘。这三十多年村上遇见过太多说三道四的批判家。但并不影响他对更多领域进行全面而深广的探索。

村上春树对于广大读者们的影响,更像是深入本质的日益感化。

除了沉重的广袤杀场、人性的贪婪扭曲……他的作品中也充盈着精致的小资情调。从洋酒、咖啡、意大利美食,到爵士、摇滚、古典歌剧,时不时再冒出毛姆和约翰福特全集、《了不起的盖茨比》、《追忆似水年华》等西方文学。

这些都让读者日渐体会到:繁杂而荒谬的人生中,需要留出一片空间与自己独自相处,好好享受生活,努力思考。这能让我们学会均衡有度地看待周边的人和事。直至在大环境面前永保清醒。


文学作品的好坏就是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想无论村上春树在文学界坚守多少年,他的作品都能让我们随着阅历的增加不断温故知新。

而他本身,必定会始终落实作家的本质职责——透过创作故事,让每个人意识到灵魂的独一无二和不可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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