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24) 王阳明的心学,和“致良知”
王陆学派,也称为心学,是由程颢开创,陆九渊继承和王守仁(王阳明)完成的。陆九渊人称象山先生,他与朱熹是朋友,但是他们的哲学思想在各方面都存在分歧,他们也围绕哲学思想进行了很多辩论。
首先,我们来讲讲陆九渊的哲学思想中“心”的概念,朱熹和程颐都赞同“性即理”,而陆九渊则认为是“心即理”。这两句话虽然只有一个字的区别,但是是他们两派哲学思想的根本区别。我们在前一章看到,在朱熹的系统中,认为心是理的具体化,也是气的具体化,所以心与抽象的理不是一回事。于是朱熹就只能说性即理,而不能说心即理。但是在陆九渊的系统中,刚好相反,认为心即理,他以为在心、性之间做出区别,纯粹是文字上的区别。关于这样文字上的区别,他说:“今之学者读书,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心、才,都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象山全集》卷三十五)。
在朱熹看来,实在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抽象的,一个是具体的。在陆九渊看来,实在只有一个世界,它就是心(个人的心)或“心”(宇宙的心)。但这个具体的心是什么,在王阳明的思想哲学中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王守仁(1472-1528),是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军事家。早年信奉程朱理学思想,要寻求世间万物的知,所以有格物致知。后来因为仕途不顺,被发配到贵州偏远的龙泉驿,在那里有产生了顿悟,称为“龙场悟道”。
他的这个概念中,宇宙是一个精神的整体,其中只有一个世界,就是我们自己经验到的这个具体的实际世界。这样,当然就没有,朱熹如此着重强调的、抽象的理世界的地位。王守仁也主张心即理,他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根据朱熹的系统,那就只能说,因有孝之理,故有孝亲之心;因有忠之理,故有忠君之心。可是不能反过来说。但是王守仁所说的,恰恰是反过来说。根据朱熹的系统,一切理都是永恒地在那里,无论有没有心,理照样在那里。根据王守仁的系统,则如果没有心,也就没有理。如此,则心是宇宙的立法者,也是一切理的立法者。
王守仁用这样的宇宙概念,给予《大学》以形上学的根据。我们从第十六章已经知道,《大学》有所谓“三纲领”、“八条目”。
关于三纲:
三纲领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王守仁将“大学”定义为“大人之学”。关于“明明德”,他写道:“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关于“亲民”,他写道。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物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关于“止于至善”,他写道:“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现,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者也。
关于良知
“三纲领”就归结为“一纲领”:“明明德。”明德,不过是吾心之本性。一切人,无论善恶,在根本上都有此心,此心相同,私欲并不能完全蒙蔽此心,在我们对事物做出直接的本能的反应时,此心就总是自己把自己显示出来。“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就是说明这一点的好例。我们对事物的最初反应,使我们自然而自发地知道是为是,非为非。这种知,是我们本性的表现,王守仁称之为“良知”。我们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遵从这种知的指示,毫不犹豫地前进。因为如果我们要寻找借口,不去立即遵行这些指示,那就是对于良知有所增损,因而也就丧失至善了。这种寻找借口的行为,就是由私意而生的小智。
他认为人人有做圣人的潜能。他可能成为实际的圣人,只要他遵从他的良知的指示而行。换句话说,他需要做的,是将他的良知付诸实践,或者用王守仁的术语说,就是“致良知”。因此,“致良知”就成了王学的中心观念,王守仁在晚年就只讲这三个字。
《大学》的八条目
《大学》中的八条目包括:致知、格物、诚信、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照王守仁的说法,“致知”就是“致良知”。自我的修养,不过是遵从自己的良知而行罢了。
对于“格物”的解释,王守仁与程颐、朱熹都不相同。王守仁说:“格者,正也”,“物者,事也”。他以为,致良知不能用佛家沉思默虑的方法。致良知,必须通过处理普通事务的日常经验。
“诚意”、“正心”。按王守仁的说法,诚意就是正事、致良知,皆以至诚行之。如果我们寻找借口,不遵从良知的指示,我们的意就不诚。这种不诚,与程颢、王守仁所说的“自私用智”是一回事。意诚,则心正;正心,也无非是诚意。
其余四步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照王守仁的说法,修身同样是致良知。因为不致良知,怎么能修身呢?在修身之中,除了致良知,还有什么可做呢?致良知,就必须亲民;在亲民之中,除了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有什么可做呢?如此,“八条目”可以最终归结为“一条目”,就是“致良知”。
什么是良知?它不过是我们心的内在光明,宇宙本有的统一,也就是《大学》所说的“明德”。所以致良知也就是明明德。这样,全部的《大学》就归结为一句话:致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