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叫于谦。但我不烫头
在历史爱好者的圈子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不和亲，不称臣，不纳贡唯明一朝而已”，还有“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之类的说法。这些都促使我，想要去了解这个朝代，去了解那些或风流倜傥或壮志豪情或坚守本心或阴险狡诈的人物。
讲一个朝代，浩浩几百年的时光，有数不清的人和事儿。一一列举一一道尽，我没那个本事，也没那个笔墨。我把明朝的那些人分做三个部分，然后讲一讲我的感受，就当做是读后感了。一类呢，是影响了明朝历史的人，换个说法就是少了这个人明朝的历史就要改写的人；第二类呢，是在历史上影响很大，但还不至于改变历史走向的人；第三类就是其他人了。
讲到明朝呢，大概绕不过三个人。朱元璋，于谦，张居正。明太祖朱元璋自不必多说。于谦，我最早了解他大概是在语文课本上学到他的《石灰吟》“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千古名句不外如是。当时只觉得这诗写的气势如虹却总觉得又有些凄凉的感觉。直到我开始了解他读到他，我才明白这诗更多的是决绝与坚持。
明朝200多年的历史，要分开看的话土木堡之变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以后明朝国势衰退直到张居正的万历年间，经历了弘治中兴万历中兴明朝才重新有了新的生机。而这一切的前提都是源于第一次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这一切都源于于谦这个屹立在德胜门前面的男人。诸葛亮的出师表说“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我觉得这句话拿来说于谦才是再合适不过。土木堡一役，明军最精锐的北京三大营毁于一旦这是败军之际。北京城里一片哗然迁都之声，满朝皆是人心惶然，江山社稷危于一夕，这是危难之际。
历史有趣的地方就在于阴差阳错，按常理敌方大军浩浩荡荡的直奔你首都而来，应该是马不停蹄到地方就开打，拿下首都宣告你们已经亡国了然后好好跟着我混吧。咱们的这位也先大王心里应该住着一个外交家，偏偏不按常理出牌，明明打架可以解决的事情偏要跟别人讲道理耍嘴皮子。明明可以靠军事KO对手，偏偏要上谈判桌。
明朝的官员，文官集团的大人们，你让他们撸袖子干架，额，他们好像也不是没干过。但论战斗力肯定比不了北方的游牧民族，不过要论动嘴皮子玩心机，一百个套马杆的汉子也干不过明朝的一个县官。。。我们的也先大王就带着英宗皇帝在大同，宣府搞起了敲诈勒索的勾当。先到大同，为了告诉大同的总兵英宗皇帝在他们手上的消息，也先同志动用了喊话，射箭信等等一系类的沟通方式，但总是得不到回复。敲诈这东西，别人收不到你的消息，你怎么开始勒索呢？大同的同志充分发杨了不相信，不可能，我听不到的优良作风，不接触不谈判不回话。这样买卖就做不下去了呀，那怎么办？不能白来一趟吧，那就打吧，然后就被大同官兵在城上一顿伺候。。。也先同学想着你不合作不相信装听不见，我换个地方总可以吧，带这英宗皇帝一路旅游观光开到了宣府，又是一顿喊话，射箭。然后这边果然态度好了很多，宣府总兵说兹事体大我要回禀朝廷，银子我这儿有一些您先拿着，我问了政府等政府再给您更多的银子。您耐心等着，然后？您就等着吧。。。也先满心欢喜的等着，于谦也在等着，等着勤王的大军。
历史总是很有趣的，就这样也先在关外耗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终于觉得这些人不靠谱，在忽悠他的时候，正统十月十一日，瓦剌大军兵临北京城下。然而此时的北京已经不是三个月前土木堡之变后那个虚弱的北京了，各路勤王大军已经到达北京城双方兵力不相伯仲。这时候事情就简单了，打仗，砍人而已。
从7月土木堡大败，到10月北京保卫战正式打响。这期间三个月不到的时间。于谦一方面稳定朝中局势，一方面拖延也先的时间，一方面召集各路勤王军队整顿城防武备。三个月的时间，一件事儿处理的不好，大明公司可能就要提前关门了。
正统十四年十月十三日，北京保卫战正式打响。一条名流千古的军令也是在这个时候从于谦的口中下达：“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立斩！” “临阵，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敢违军令者，格杀勿论！”至十一月六日，瓦剌军队退出关外，北京保卫战宣告正式结束，至此，明帝国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就此度过。于谦的威望也在此时达到了一个顶峰，三个多月的心力交瘁，三个多月的废寝忘食，三个多月的提心吊胆终于结束了。
我读到于谦时，经常在想于谦站在德胜门上俯瞰北京城时是一种怎样的心境，是焦虑不安，是踌躇满志，是夙夜忧叹？后来看到明末的孙传庭，清末的李鸿章我大概明白了一些。每当我们这个国家走到危难于旦夕之间的时刻，总有这么一些人走到历史的前面，用自己的能力去挽救这个国家，所谓之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唐朝的郭子仪做到了，明朝的于谦也做到了。孙传庭失败了，李鸿章也失败了，但相同的是他们都去做了，这一种态度，一种不向命运屈服的态度，一种对于家国天下的责任。
之所以不去说张居正，不去谈朱元璋，是因为比起品性来即便是太祖朱元璋，首辅张居正都比不上于谦于少保。英宗朱祁镇，代宗朱祁钰，一个是正儿八经继承而来的皇帝，一个是于谦等于危难之中立的皇帝。按道理，于谦应该尽力的靠近景泰帝保住景泰帝，因为人家能做皇帝完全是你拉上去的，你能做尚书也是皇帝任命的，相辅相成理应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英宗？最好永远别回来了吧。但是于谦却不是这么想，大明朝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但之前的宋朝有个靖康之变，还有一个说法叫靖康耻！如今英宗被人裹挟而去，倘若不迎他回来，大明受不了这个侮辱。所以他坚决要迎回英宗，而从来没有想过英宗回来了，代宗算怎么回事儿，你于谦又算怎么回事儿？我想于谦不可能想不到，只是他不在乎这些，就想辛弃疾所写“提携玉龙为君死，赢得生前生后名”。于谦是个爱国者，而从来都不是个政治家。夺门之变后，英宗等人以于谦谋立襄王之子杀之，谋立，意图这些从来都是杀人的好借口，反正都是想法所以也不需要证据。所以历史从来也都是个悲剧，但我钦佩这样的人。
再要说张居正，这位权倾天下的首辅是真正带动万历中兴的的人物。没有张首辅，也就没有万历三大征的成功，万历三大征没有成功，明朝或许也就欢声笑语打出GG了。但这个人，是个正儿八经的政治家，是厚黑学的集大成者与实践家。贪污受贿，扶植党羽，勾结太监，怎么看都不是个好人。这时候一般都要跟个但是，对的。但是，张首辅做的都是好事儿，为国为民的大好事儿。改革触动太多人的利益，不扶植党羽无法与之对抗。不勾结太监，没有批红权内阁也就是个摆设。不贪污受贿，那人家怎么放心跟你走黑道，你收了我的银子，大家都不干净咱们才能紧紧的团结起来。于谦与张居正的不同就在于，一个行事光明磊落，一个行事只求能达到目的。但相同之处都在于为国为民，还有一个相同的点就是都被抄家砍头。
据说当时张居正出行的轿子，设有客厅，卧室，书房。卫生间，正儿八经的商品房配置。那还只是个出行的轿子而已。但无论如何，张居正改革，为明朝积蓄了国力，百姓国家都得到了切实的好处。这才有了万历三大征同时开打的底气。
总而言之，张大人是个做事儿的人，只要能做成事儿就行。这种做事的方法。我是不喜欢的，但却也恨不起来，只能去倾佩，因为无论什么时候，他想着的都是这个国家，做的事儿也都是为了天下百姓。就像李鸿章费尽心思讨好老佛爷一样，不拐个弯子你就办不成事儿。
明朝末年，关内农民军一片红红火火，动辄几万人拿着锄头菜刀东砍一榔头，西砍一棒椎。关外努尔哈赤也是恍恍惚惚忙着闹独立搞建国。这时候很多人物。就是我之前说道的第二类人，有能力有影响却不足以改变历史的方向。如袁宗焕，一炮干死了努尔哈赤任然改变不了后金发展壮大的局面。
明朝末年，明军的战斗力仍然很强大，袁宗焕的关宁铁骑比之八旗骑兵甚至更胜一筹。国内曹文诏带着三千人就敢追着农民军几十万人打，论战斗力明军仍然是当时一流的军队。单独只对付农民军或者只对付后金应该都不至于亡国。但偏偏两家一起来，所以明朝的灭亡大概就是气数的问题了。孙传庭，袁崇焕，洪承畴，左良玉，曹文诏都是一时豪杰的人物，有能力并且能力很强，但仍然无法改变历史的的方向。吴三桂这个总兵，在当时给这些人提鞋估计这些人都懒得看他一眼，而且吴三桂降清的时候，崇祯已经死在了煤山，而坐在北京里城里的那个人是大顺的皇帝李自成。就我看来，崇祯的死就是明朝灭亡的终结，南明我是不以为然的。
明朝的皇帝动不动能几十年不上班，在皇宫里研究自己的手艺，画画啊木工啊什么的，而明帝国依然能够平稳的发展下去，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内阁制服的先进性。皇帝不上班，正好，这些个内阁的人自己做就好了，只要皇帝给折子画个红勾勾，立马就能下去办了。皇帝上不上朝影响并不大，明朝内阁的人，除却少数几个基本都是想做事儿的人。所以只要不出大乱子，皇帝即便不上班帝国依然能够稳步前行。先进的政治制服保证这个帝国的强大，直到明朝末年依然如此，要不是崇祯太不走运年年遇到旱灾，农民军造反，爱新觉罗估计就得埋在辽东了。只是历史没那么多如果可是，遇到了这些就是大明的气数。如此而已。
明朝两百多年，其间还有很多的文人雅客甚至圣人，但都没有登上政治的舞台，或者说没有给他们改变历史的机会。例如王阳明，王圣人，心学的创始人，可惜生在了正德年间，大明朝顺风顺水，宁王造反还没跑到南京就让王先生给收拾了。国家太强，敌人太弱，显不出能耐来。还有一些比较有名的，方孝儒，唐伯虎都是一代大儒一代名家，只是于国家无益，抛开不提。百无一用是书生，还是有些道理的，三杨于谦张居正徐阶都不是纯粹的读书人，是军事家，政治家，所以于国有功，于民有利。
大明帝国寿终正寝，亡的无奈，亡的悲哀。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到远征漠北，七下西洋，从土木之败到北京之胜，从万历中兴到崇祯亡国。有太多太多的故事，让人感概，敬畏，叹息，钦佩。历史总是有趣的，又总是无奈的，历史是昨天也是我们的今天，我们终将成为别人口中的历史。
历史从来都是一个悲剧，我们得想法儿让它变的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