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3》

一、认知的非理性：为什么人们往往无法正确地认知世界？

二、行为的非理性：为什么即使有了正确的认知，人们也很难做出正确的行动？

三、后果的不可预期性：为什么看似理性的行动，往往带来意料之外的后果？

一、认知的非理性。想要真正认知一件事情，就必须花费时间精力去搜集事实、分析数据，这是一件苦差事，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去做。更多的人选择人云亦云、道听途说，看起来好像知道很多东西，谈论起每件事情都头头是道，但实际上这些观点和看法根本经不起推敲。它们往往是由某些人出于自身利益凭空捏造出来，然后口口相传，结果成了所谓的“常识”。在这套书中，作者就以事实和数据，驳斥了大量这类“常识”。

比如美国民众有个“常识”，就是贩毒利润非常高，毒贩都非常有钱。不仅如此，毒贩们还拥有非常精良的武器装备，连警方都赶不上。这种观点对吗？你只要去美国毒品交易泛滥的地区走走，就会发现，毒贩们大多数住在贫民窟，而且还与自己的母亲同住，这说明他们连房租都拿不出来。毒贩真的是一群腰缠万贯、武装到牙齿的人吗？事实上，这种观点首先由美国警方提出来，是缉毒工作进展缓慢的借口。然后媒体广泛传播这种观点，推波助澜，用来激起民众对毒贩的公愤。

毒贩的真实收入水平究竟怎样？他们承担的风险和收入相称吗？他们的内部组织架构是怎样的？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还真有不怕死的经济学家亲身打进贩毒集团内部，做起了卧底。这名经济学家叫文卡斯特，本来是为了完成自己的硕士论文，到贫民窟做调查问卷。结果他误打误撞，遇到了以贩毒为生的黑帮团伙，又误打误撞，获得了黑帮首领的信任。文卡斯特在黑帮所在的贫民窟一待就是6年，每天近距离观察毒贩们的日常生活，还搞到了非常珍贵的贩毒集团财务账簿。文卡斯特后来到哈佛大学继续深造，和本书作者列维特成为同学，两人相见恨晚，决定合作发表一篇研究毒贩经济的论文。他们有哪些惊人的发现呢？

首先，毒贩团伙的组织架构和麦当劳快餐连锁店非常相似。文卡斯特打入的帮派叫作“黑色门徒”，它有一个由20人组成的领导层，相当于公司的董事会。领导层下面是100来个分支组织，每个分支组织就相当于一个连锁店。而文卡斯特的顶头上司就相当于门店店长，负责指定的12个街区的毒品销售，并且要将所得收入的两成上交给领导层。每个门店店长下面，还有3名管理员，分别负责供应链、财务和安保，另外有50名左右在帮会领取薪水的街头业务员，以及200名左右没有薪水的普通成员。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式组织。相应的，毒贩们的收入也是金字塔型。在“黑色门徒”领导层的20来个顶级头目，年收入约为50万美金；下面的100来个店长，年收入也在10万美元以上。这120个人只占帮会总人数的2%，却拿走了帮会一半以上的收入。但是再往下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店长手下的管理员，年薪只有区区1万美元。而街头业务员的收入更少，还不到管理员的一半，只能勉强糊口。

那么，毒贩们承受的风险有多大呢？位于顶层的20来个头目，平均有1/3最后会蹲监狱，这可以算是他们高收入的一个代价。然而，位于底层的街头业务员虽然收入不多，但是风险更大。在文卡斯特深入调查的4年中，平均每名业务员被逮捕5.9次，受伤2.4次，而且被杀身亡的概率高达25%。要知道，在美国执行死刑最多的得克萨斯州，在押死囚犯的死刑执行率也仅为5%。也就是说，底层毒贩的被杀概率是美国死囚犯被执行死刑概率的5倍。他们承担的风险这么高，收入又那么低，是完全不成正比的。

听到这儿你肯定会问：既然这样，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当毒贩呢？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在美国毒品泛滥的贫民区，有高达78%的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一半以上的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成年后找不到体面的工作，看上去很光鲜的帮派首领就是他们眼中最好的职业。而且，街头业务员不需要什么技能，任何人想干都可以干。于是大量年轻人加入这一行，忍受着高风险、低收入，幻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帮派头目，出人头地。但帮派的金字塔结构决定了，对绝大多数帮派成员来说，这仅仅是个幻想。

你看，对一个大家公认的常识，“毒贩都很有钱”，一旦深入调研，就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接受流俗观点，这是导致认知非理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接受流俗观点，导致认知非理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通常只是感性地凭直觉去认知世界，而不是通过客观数据。人类大脑非常善于记住生动的场景和故事，却很难理解数据，这导致人们往往错误地估计风险。

比如，枪和游泳池，哪个对儿童来说更危险？美国父母如果知道邻居家里藏着一把枪，一般会严禁孩子去他家玩。而如果邻居家后院有个游泳池，父母可能完全不介意。问题是，这种做法明智吗？统计数据显示，枪支对美国儿童的危险系数为百万分之一，也就是平均每年每100万支枪会射杀一名儿童。而游泳池对美国儿童的危险系数为万分之一，也就是平均每年每1万个游泳池会溺死一名儿童。换句话说，游泳池对美国儿童的危险系数是枪支的100倍。父母们大大低估了游泳池的危险性，而夸大了枪支的危险性。

同样的道理，疯牛病和厨房污垢，哪个更危险？鲨鱼和肥胖症，哪个更可怕？媒体会对疯牛病和鲨鱼袭击事件大肆报道，让人人都谈之色变，而实际上，疯牛病的危险性比不上厨房污垢，鲨鱼袭击事件也比不上肥胖症。再比如，聚会喝酒之后，你决定步行回家，这个决定对吗？统计数据显示，走同样距离的路，醉酒步行者死于交通事故的概率，是醉酒司机的8倍。下次喝完酒记得打车，可千万别步行回家了。

好了，以上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一个重点，为什么人们往往无法正确地认知世界？主要有两个原因，人们要么是不假思索地接受流俗观点和所谓常识，比如“毒贩都很有钱”这样的观点。要么是仅凭直觉和感性来理解事物，而不是通过客观数据，这导致人们往往错误地估计风险，夸大极端事物的危险，而低估平常事物的危险。

不但人们的认知是非理性的，有时候人们即使知道了真相，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而坚持非理性的行为方式。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接下来要讲述的第二个重点。

第二部分

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你是一名足球队员，现在正站在世界杯的决赛场上，等着罚一个点球。如果罚中，你的球队就会夺冠，你就会成为万众瞩目的英雄，成败在此一举。你紧张地思考着该朝哪个方向射门，左边角？右边角？还是球门正中间？统计数据显示，守门员有57%的概率扑向左边，有41%的概率扑向右边，而只有仅仅2%的概率站在中间不动。这表明，朝球门正中踢才是最好的选择。进球率数据也支持这一点，踢向球门正中的点球，命中率比踢向两边的点球要高出7%。这些都是公开数据，你都知道。

现在问题来了，这时候，你会选择向球门正中踢吗？很可能不会。在真实比赛中，只有17%的点球是踢向球门正中的。这意味着，大多数球员明明知道踢向球门正中的命中率更高，却宁愿选择命中率更低的射门方向。太不可思议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列维特认为，这是源于一种微妙的心理因素，尽管很多时候连球员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表面上看，球队的胜利就是你的胜利，你和球队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万一你没有射中呢？如果你踢向边角，即使被扑出，球迷通常也能够理解，你已经尽力了。而如果你是直愣愣踢向球门正中，一旦被扑出，球迷就会觉得你是傻子。你甚至不得不背井离乡，躲避愤怒的球迷。所以说，担心自己的安全，你才会选择命中率更低的射门方式。如果单从赢得比赛的角度看，这当然就是一种非理性行为。

这种错误不但足球运动员会犯，精明的商务人士甚至是公司高管也会犯。再来看这样一个例子。有一次，一家大型跨国零售企业的几个高管找到列维特，说他们公司每年都会花几亿美金在报纸和电视上打广告，但他们不知道这些广告是否有效，请列维特帮忙分析。这个问题其实很常见，现代广告之父大卫·奥格威就说过：“我知道有一半广告费是打水漂了，但问题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半。”

列维特说，这很好办啊。你们只需要把全国的主要市场区域分为两组，一组按照你们原来的计划正常投放广告，另一组不投放任何广告。三个月之后，再来比较这两组区域的市场销售变化情况，广告是否有效不就一清二楚了嘛。这个方案非常简单易行，然而这些高管们听了却大惊失色：“在全国一半的地区，三个月不投放任何广告？CEO 肯定会杀了我们！”

高管们补充说，有一次在匹兹堡地区，投放广告的任务被分配给了一个实习生，那个实习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去做，结果匹兹堡地区整整一个夏天没有投放广告，他们这些高管都差点被炒了鱿鱼。列维特马上问，那个夏天匹兹堡地区的销售量怎么样？高管们回去一查才发现，销售量根本没受任何影响，广告根本就是在做无用功。

当然，一个地区的数据不能说明问题，想要真正搞清楚广告的有效性，还得按照列维特的方案做对比实验。但那家公司的高管们却因为害怕担责任，拒绝采纳这个方案，仍然年复一年地花费几亿美金打广告。对他们来说，保住自己的饭碗比提高公司的整体效率更重要。

好了，以上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二个重点，为什么即使有了正确的认知，人们也很难做出正确的行动？从刚才的两个例子，也就是球员罚点球和高管投放广告，可以看出，人们不会仅仅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就去行动，而是受到各种诱因和动机的影响。从这些具体动机去看，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但从他们想要达成的主要目标而言，显然又是非理性的。

更麻烦的是，即使人们理性地认识到了问题，也愿意采取正确的行动，然而，行动的结果却往往是不可控的，具有很大的意外性。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接下来要讲述的第三个重点，非预期后果法则。

第三部分

所谓非预期后果法则，是指出于特定目的而采取的行动，往往会带来意料之外的后果。有学者认为，非预期后果法则是主宰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法则之一。由于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性，人们看似理性的行动往往带来一系列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后果。这些后果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问题不但没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另一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在多年后、在看似完全不相干的领域中显现出了后果。

先来说第一种意外后果，就是适得其反、事与愿违，这种情况也被叫作“眼镜蛇效应”，它源于这样一个案例。在英国殖民印度时期，印度眼镜蛇泛滥。为了鼓励居民捕蛇，英国总督颁布了一条法令，规定居民可以凭蛇皮到政府领取奖金，一条蛇换一卢比。没想到的是，这个法令一出，直接催生了当地的眼镜蛇养殖产业，印度人开始大量养蛇来换取奖金。总督一看，这不行啊，于是下令废除了蛇皮换奖金的政策。居民们养的蛇没用了，怎么办呢？当然是把蛇放生了。这么折腾一圈的结果就是，当地的眼镜蛇更多了而不是更少了。后来人们就用“眼镜蛇效应”来指，不恰当的行动方案带来的适得其反的效果。

现实中具有“眼镜蛇效应”的例子到处都是。比如《美国残疾人法》的出台，本来是想保护残疾工人的权益，但法案颁布之后，雇主担心没办法约束或者解雇不合格的残疾工人，干脆不雇佣残疾人了。这导致残疾人的就业率越来越低，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显著下降。再比如《濒危物种法》本来是想保护濒危鸟类，一旦一片树林被认定为濒危鸟类的栖息地，林场主就必须善加保护，不能随意砍伐。结果，林场主们赶在被认定之前大量伐木，不让鸟儿栖身，这导致濒危鸟类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化了。

再举个例子。为了保护环境，一些欧洲国家开始征收垃圾税，按人们产生的每袋垃圾收费。法令一出，人们的应对方式可谓五花八门，令人哭笑不得。最常见的做法是把垃圾袋塞得更满。也有不少人把剩饭剩菜倒进马桶冲掉，结果导致下水道里老鼠成灾。还有的人把垃圾拉到树林里扔掉，或者填埋在自家后院等等。总之，征收垃圾税之后，当地的环境反而是恶化了。

在这几个例子中，政策措施没有考虑到人们的行为反应，类似于俗话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按下葫芦浮起瓢”。这导致了政策措施确实立竿见影，只不过是朝相反的方向。这是意外后果的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事件引发的意外后果不是立竿见影，而可能是在多年以后，在某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领域显现出现，类似于通常所说的“蝴蝶效应”。

就像我们在《魔鬼经济学》第一期音频里提到的案例，谁也不可能预料到，1970年代在全美国推行的堕胎合法化，竟然导致了1990年代美国犯罪率的突然下降。堕胎合法化是女权运动的一部分，而女权运动对美国社会的影响非常深远，引发的意外后果也远远不止犯罪率下降这一条。举两个最意想不到的两个结果：一是妓女的生意越来越难做，整个行业越来越不景气了；二是中小学校的教师素质显著下降，教学水平大不如前。你肯定很好奇，这两件事和女权运动有什么关系？

先来说妓女行业不景气问题。本书认为，不景气的原因是因为需求的下降。有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1930年代，美国男性中，有33%的人有过婚前性行为，其中60%的人的首次性行为是和妓女发生的。而在20年后的美国男性中，有高达70%的人有过婚前性行为，但其中仅有7%的人的首次性行为是和妓女发生的。换句话说，男性婚前性行为的比例翻了一倍，但“招妓”的比例大幅下降，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愿意免费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增加了，这是女权运动让女性获得性自由权的结果。于是，男性对有偿性服务的需求就降低了，这是导致妓女收入下降的直接原因。

说妓女是女权运动的受害者，你当个段子听听也就算了。但是，如果说广大中小学生也成了女权运动的受害者，可能有人会马上跳起来说，这怎么可能？道理其实很简单。在女权运动兴起之前，女性的择业范围很小，中小学教师是当时的精英女性能够找到的最理想的工作。而女权运动让女性获得了平等就业权，更多的精英女性进入了法律、金融、医疗等传统上由男性把持的高薪行业，这导致中小学教师队伍中的女性精英急剧流失，教学质量也就越来越差。

数据显示，在1960年代，有高达40%的女教师的智商和能力资质位于女性中最靠前的20%，而20年以后，这个比例还不到原来的一半。同一时期，美国中小学生的考试成绩不断下滑。教育专家认为，这种现象在未来会严重损害美国的竞争力，这也可以算作是女权运动带来的最出人意料的后果了。总之，非预期后果法则可以算是人类理性的终极悖论，我们可以理性地思考和行动，却永远也无法完全预知行动所带来的意外结果。

好了，以上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三个重点，非预期后果法则，这是主宰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法则之一。非预期后果分为两类，一种是“眼镜蛇效应”，就是采取的措施适得其反，让问题更严重；还有一种类似于“蝴蝶效应”，就是行动在多年后、在看似完全不相干的领域中显现出了后果。

总结

这期内容就讲到这儿，下面来简单总结一下，人类理性到底面临哪些局限性。

第一，认知的非理性。人们要么是不假思索地接受流俗观点和所谓常识，比如“毒贩都很有钱”这样的观点；要么是仅凭直觉和感性来理解事物，而不是通过客观数据，这导致人们往往错误地估计风险，夸大极端事物的危险，而低估平常事物的危险。

第二，行动的非理性。从球员罚点球和高管投放广告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人们不会仅仅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就去行动，而是受到各种诱因和动机的影响。从这些具体动机去看，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但从他们想要达成的主要目标而言，显然又是非理性的。

第三，后果的不可预期性。非预期后果法则是主宰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法则之一。非预期后果分为两类，一种是“眼镜蛇效应”，就是采取的措施适得其反，让问题更严重；还有一种类似于“蝴蝶效应”，就是行动在多年后、在看似完全不相干的领域中显现出了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