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爱我，2020
不到两周的时间，我生活的社区关闭了三家早餐店，一家馄饨店，一家卤味店，一家中型超市，算上之前因为疫情歇业三个月后来被迫易手的「全上海我最爱日料店之一」的那间小酒馆的话，从小区南门往地铁站走的这段路，已经没有可以让我坐下来认真品味美食的小吃店了。
两个月前，我还在一篇文章里写道：
“而我现在的好心情，是每天下班走出地铁站，走上天桥再走下天桥的时候。看到各家食品店铺的招牌打出灯光的时候，我知道生活的寄托并没有失落。非常不好意思地插一句，食物是我最大的满足感来源，食品店不关张，生活就永远有盼头。”
结果猝不及防地，在两周内，他们全部倒闭了。馄饨店关门的前一天，我去点了一份上海菜肉大馄饨，老板在闲聊中无奈地表示，“房租一年要7万，馄饨均价也就15，今年到店里来吃的顾客少了不知道多少。”这大概也是其余几家店关门的根本原因。
我没有问老板之后会搬去哪里，就像我没有跟日料店老板作一番告别一样，人生本来就是由无数个离别组成。而我本来也就是图个方便，在他们离开的地方，马上会有其他的店覆盖上来，很快地我也就忘了它们存在的印记。
《纽约时报》今天用头版列出了1000名新冠肺炎死者的姓名，年龄和身份，并在显眼位置写上：他们不仅仅只是一个个名字， 他们也是我们（They were us)。而这还仅仅是美国死亡名单的百分之一，全球死亡名单的三百分之一。
至今，我依然对两月份有着莫名的恐惧，我仍能想起每天看着暴增的数字夜不能寐的那份不知所措。再到今天，看着500多万的感染数字，就跟我听到别人口中千万的豪车上亿的资产一样，就真的只是数字而已，而不能引起我500万份的难过。
我坚信自己还是善良的那一类人，只是我没有勇气和全世界的人一起共同悲喜，我的悲伤在二月的某一天已经戛然而止，因为我决心苟且于自己的生活。
看完乔丹纪录片《The last dance》的第二天，听到了杰里.斯隆去世的消息，因为帕金森症和路易体痴呆症导致的并发症。纪录片里二十多年前的斯隆还没有后来爵士队时期那样的满头白发，气质也没有一个“铁血教练”该有的威严，更像是某个农场大叔或是一位不苟言笑的大学教授。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喜欢斯隆和他的铁血爵士队。后来我才明白，那时的我只是耳根子浅，听风就是雨，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判断能力，群众说要支持火箭队打倒爵士队，我也就应和了。再后来，我愈发地讨厌随波逐流，越来越关注一些别人不爱关注的没有热点的球队和球员，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慢慢理解了斯隆几十年如一日的篮球理念和付出，才知道了坚持是美德，也是伟大。
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也说过，“位于距拼死拼活的剑士和心满意足的猪同等距离之处，这不就是平庸吗？”
大卫.斯特恩，科比.布莱恩特，杰里.斯隆都是这样不甘于平庸的那类人，但他们都在今年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2020年从一开始似乎就定下了不同寻常的基调。
欧洲的亲戚因为疫情被隔离了三个月，而且现在还没有看到被放出来的希望，他们在生理和心理上已经惧怕在公共场合露脸，因为那里的人似乎还没有习惯用口罩来拉高自己的颜值，仍然试图用微笑和亲脸颊来表明自己的好客和无畏。
很多大公司被迫歇业，远在中国沿海的我那些做外贸的朋友们也非常无奈但也做足准备地引来了失业。老板们拍着胸脯跟我的某位朋友说，年底情况好起来的时候，再把你请回来。朋友心里默念了一句“去你妈的”，然后删掉了老板的微信，而这之前，她还把老板视为“人生里的导师，精神上的挚友”，在南方夏天的巨浪狠狠拍来之前，时代的这股浪潮已经让她周遭的许多人和事都现了形。
做出口生意的，尤以鞋服，箱包为甚，遭遇了历史级的滑坡。我有个好朋友是开鞋厂的，去年我因为工作关系联系他时，每次他都在开车外出的路上，生意又好又忙，而今年见到他最多的场合变成了王者峡谷，他无奈地一次次挥动着程咬金的战斧。
今年也是我做化工原料以来经历的最奇异的一年。原材料价格猛跌猛涨交替进行，原油跌到负价格，无数的机会主义者精准入场，靠着口罩熔喷布和头盔赚得盆满钵满。但也有许多客户坚持自己的老本行，踏踏实实把核心产品做到更精更强更顺应多元市场的需求。
投机适合相当多的人，但不适合所有人。时代的潮流既需要我们顺应它的方向，也需要我们稳住根基，宁做一只心宽体胖的猪，也不要做一课东倒西歪的树。
朋友的老婆是幼儿园的老师，我在早前的文章里提到他们因为疫情寒假有两个月那么长，后来增加到了五个月。而上海的孩子们要过了儿童节才能回到幼儿园，见到陌生的老同学，然后没过多久再次告别老同学们。
要不了多久，初三生高三生们就要走入大考的考场，他们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参加人生最公平的一场比赛，即使放到2020年，这依然是最公平的竞赛。能考出好成绩的，还会是那些自律自主自己思考的人，这并不是一周一万块的家教费可以随意抹平的差距。
我好几次都在想，如果今年是我的大四，我应该要怎么做？我大概就不会留下那张红遍网络的毕业照，我大概不会跟同学们喝倒一个个酒瓶并因此留下此后人生的一个巨大隐患，我大概没办法亲临一场可能变成社会新闻的伤人事件，也大概没有办法见到很多同学的最后一面。
我一直相信，大学毕业就是一场永恒的分别，很多人在告别的那一刻，是真的一辈子都不可能再见面了，我也不大相信会有什么十周年二十周年的聚会能把这些人聚拢起来，像第一次一群灰头土脸的土鳖们见面时做自我介绍一样。
我大概会替2020届的学生们难过一阵子吧，他们身处自己人生的黄金时代，却错失了和四年（三年）人生最重要一些人当面分别的机会。尽管以后的人生注定了是两条平行线，但在2020年的夏天，他们原本仍有机会当两个重合的点。
2020年才过去了一半，很多人已经忍不住在喊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难过的一年。但是好像稍微较真回溯一下，每年都会有那么一些人喊着同样的话，喊话的好像也差不多都是同一批人。最坏的时代一定是在将来，最好的时代也永远需要期待。
我相信2020年剩下的一半时间，依然会跟历史长河里所有的自然年一样，交替着喜悦和伤感，痛苦和荣光，它不会是最坏的，也大概率不会是最好的，它也不可能像“处于拼死拼活的剑士和心满意足的猪同等距离之处”那般平庸，我希望它是带着诸如大卫.斯特恩，科比.布莱恩特，杰里.斯隆的精神那般的，永不妥协，一往无前。
我依然会深情地爱着我身处的时代，爱着2020年，再努力一点，勇敢一点，开朗一点地活下去。也希望我的时代，能一如既往地爱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