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第三天(7月29日）

一.

我醒来的时候，对面上下铺正准备出发。是一对母女，母亲四十岁的样子，女儿十来岁。

她们要去赶小火车，去察卡盐湖。

我抑制住想要跟她们结伴而行的冲动——大概人毕竟是群居动物，落单得久了就总会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一个团队——待她们走了，一个人赖在床上盘算着下一步的行程。

我是个不喜欢做计划的人，中学时老师让写学期计划，常常绞尽脑汁最终还是要交白卷。年岁长了些，更是发现计划赶不上变化，还是走一步看一步比较靠谱。

把被套床单拆下来送去洗衣房，办完退房手续，到小巷子里一家回民餐馆吃早餐。这座城市的消费并没有我想象中的便宜，原以为一个早餐三两块就够了，结果也要十块以上。

从住的地方到火车站大约一公里，我不紧不慢地步行过去。

快到火车站时发现附近有间民俗博物馆，于是照着路标找过去，去了才发现两年前已经关闭了。

人行道有点老旧，地上的方砖松松垮垮，下雨天踩上去应该很容易溅得一身湿。道旁黑色铁栅栏里，几栋五六层楼的旧房子，上面写着很多白色的“拆”字。

马路上停着一辆黑色的桑塔那，后座右边车门上贴着张“达康”书记的大照，只见他面色苍白，愁容惨淡，冷不丁一抬头对个正着，把我吓一大跳。

火车站跟汽车站连在一起，前面一座很大的广场，虽不像人民广场那样拥挤，但也到处是人。

广场前面是一条十来米宽的河，浑黄的河水显得特别脏。看起来西宁的污染也是很严重的。

从西宁到青海湖坐汽车约两小时。没有身份证，买票成了大问题。

这时我想起罗伯特·西奥迪尼曾在《影响力》那本书里专门用一个章节讲过一个“社会认同原理”，他说：我们进行是非判断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别人是怎么想的，尤其是当我们要决定什么是正确的行为的时候。说白了，就是一种从众心理。

于是试着跟售票员说，我从上海过来的时候就是用居住证买的火车票。居住证上有身份证号码，在上海，居住证跟身份证是可以通用的。

其实也不是故意要去骗她，我是真这么想，既然居住证上有身份证号码，而且办居住证时验过所有相关的证件——身份证，户口本，房产证等等——那么为什么不能等同于身份证使用呢？

她听我说“在上海也是拿居住证买的票”，好像便是得到允许了似的，竟然就真的卖给了我。

看起来《影响力》确实是本好书，实用价值高。同时，西北人民也是真的善良淳朴。

回程自然如法炮制：我来的时候就是用居住证买的票，怎么现在不能卖了？

说的时候表情严肃认真，语气不容置疑。

当然一样也买到了。

二.

去青海湖的大巴一小时一班，每个人一个座位，坐满就发车。

我旁边是一位藏民妈妈，大约四十来岁，带着两个孩子：六七岁的女儿和三四岁的儿子。

我从包里把上车前洗净的葡萄掏出来吃，打发一下长途车的无聊，突然发现小男孩紧盯着我手里的葡萄。

我笑着递给他，他怯生生地看向妈妈。

妈妈点头说可以，他才伸手过来接，接过去马上分一半给他的姐姐，两个人开心地咧着嘴笑，露出洁白的门牙，把高原红的脸蛋衬得闪闪发亮。

我又拿出些别的零食给他们。大家一下就熟了。那个妈妈说她们是牧民，她有三个孩子，老大上高中了。她的普通话不太标准，我问了好几遍，到底没听清她儿子在哪座城市上高中——好像不是在西宁。

听说我一个人出门，她觉得很不可思议，说她从来没出过青海，上海对她来说太遥远了。她们此行是回娘家，娘家就在青海湖边，她们明天要去沙城玩，她兄弟有车，还邀请我加入她们，说晚上可以住在她母亲家，说完把她跟母亲的电话都给了我。

见她那么诚恳地邀请，我实在不忍拒绝，便说“到时候看”。

我的“到时候看”其实是“不去了”的意思，也不知这个委婉的拒绝她听明白了没有。

三.

到西海镇（青海湖）我们便分开了。我在附近的车行租了辆自行车。车行老板人很好，见我一个人独行，主动帮我找到两个同伴：蔡爸跟十岁的儿子大毛。

蔡爸是江苏连云港的公务员，他说这趟十来天的行程要花去他一个月的工资，但是他仍然觉得值。真是个好爸爸。

他前几年来过青海湖，也是骑行。一路上不停地提醒我跟大毛“靠边骑”，“头不要抬太高”会伤到脖子，上坡实在骑不动时就让我们下来推着走，非常细心又有耐心。要不是有他们作伴，我一个人逆风踩几十公里，而且那一段一点风景也没有，想想也是够苦闷的。

因为骑得太慢，我们没能按计划赶到前面的小镇，蔡爸说一旦太阳落下去，没有路灯的情况下走夜路很危险，必须赶紧找地方住下来。

于是在最后一抹余晖消逝前，我们来到一家藏民旅馆。

因为价钱的原因，原打算住帐篷的，可是刚把包放下，我回身去拿东西时撞见两只硕鼠抬起头像要去瞅我摆在床上的背包，吓得我们赶紧换成标间——价钱翻个倍。

老板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和所有藏民一样皮肤黑而粗糙，满脸的深沉似乎时刻在表明他老板的身份。

他不轻易笑，但是偶尔笑起来，会显得有点腼腆，这时才会看起来像个年轻人，不然在那一袭深色的藏袍包裹下，说三四十岁也不会有人怀疑。

我们在餐厅吃饭时，他坐在旁边跟我们聊了会儿天。

所谓的餐厅，实际是他跟女朋友的卧室。屋子很大，约莫四五十平，一张一米五的床摆在进门靠左边的角落里，床上铺着凉席，靠床边的地方落着很多尘土，薄被掀开来随意摆在上面。屋子中央摆着两三张四方桌。墙上挂着一把吉他。

我们挑一张桌子坐下。他把烟熄灭，从墙上把吉他摘下来，很认真地给我们弹了几只曲子。

都是很老的歌——青海湖边的小镇上常常能听到这样老的歌曲，好像一下子把人带回到八九十年代——那些歌我都没听过，也自然没被他的歌声打动。

倒是他那一脸的愁容吸引到了我的注意，他的眉头好像被粘住了，永远舒展不开来似的。

他在纠结着到底该继续把这家旅馆开下去，还是停业去大城市当名歌手。

显然，如果照自己的意思，他肯定会选后者。那是他的梦想，梦想是不需要理智的。

不过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女朋友，却不会同意他那样做。

留下来再不济也是个老板，一切自己说了算，挣多挣少总不至于挨饿。

再说他女朋友也不小了。我们在那聊天时她一直在厨房帮忙，没怎么露脸，只是端菜上桌时看到一两眼。长得比较普通，才二十五六岁，却几乎看不见青春的痕迹了。这个年纪在藏民的概念里应该是比较危险的了吧。

“再不结婚，难道让人家等到头发白了吗？”蔡爸这样帮他分析时，他低头看着地板，一句话也不说。

他如果是个没什么想法的人，这事倒也简单。听从家人的意见，留下来便是了。

不过那一脸的刚毅摆明他的内心比实际年龄要复杂很多。可见世间一切烦恼真的都是自扰的。

他把那个大城市梦看得很重。说起曾经去广东唱过歌时，他的眼睛里闪现出一道难得一见的光芒来，只有那时我才觉得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其它时候他更像是在梦游。

我手里捧着他们的菜单——菜价可以跟上海市中心的中档餐厅媲美了，一碗简单的面也要三十几块——纠结着该点些什么吃才好。

不过我敢肯定他面临的选择比我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