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 二十章》：永不言弃的“弗措”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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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国学，要逐字逐句读，细细品，反复揣摩，才能理解其真义。犹如品尝陈年佳酿，入口艰涩，仔细玩味之后，往往是一种绵长厚重的感觉。由于竹简的使用非常昂贵，古人惜字如金，措辞成句很严谨，需要后人去心领神会。

《中庸》独立成书于南宋，距离孔子编撰《礼记》已过去一千六多年的历史，由朱熹加以集注，遂成后世流传至今的“四书”之一。一种思想，抑或一篇词章，流传千年之久而不变，一定有其内在的道理。亦如陈寅恪所言，“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与三光而永光”。

《中庸二十章》是有关鲁哀公问政的内容，孔子向哀公述说了儒家的为政思想，也是孔子治国理念的全面展现，堪为经典章节。依然是儒家思想的传统路数，强调君王自身的道德作用，顺着“修身、事亲、知人、知天”的次序讲下去。

以文王、武王之政为例，提出了“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观点。从古至今，极富中国特色的“人事”纠葛由来已久，人、事难分，人、事相从，之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儒家文化影响深远，时至今日，中国人的许多思维定式皆与儒家思想有关。在中国，人即事，事即人，人与事如影随形难以区分。中西方文化之差异，注定在对待“人事”之关系上南辕北辙，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变化不难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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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所陈述的“五达道、三达德、治国九经、择善固守”的为政要领，君王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德行，处理好伦理关系，才能治理好国家。孔子认为天下的大道有五个方面，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也即体现人伦关系之“五伦”。而实现这五个方面的方法是“三德”，即“智、仁、勇”。

这些都体现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渊源，儒家哲学的出发点是人伦纲常，认为人伦理关系是天道在人间的体现，天道即人道。同理，“智、仁、勇”也是天之最高品德，天德即人德。

孔子又提出“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对“三德”进一步阐述。孔子认为，勤奋好学接近于智，努力践行接近于仁，知道羞耻接近于勇。孔子倡导学习与实践，赋予了“智”与“仁”深刻涵义，孔子终生践行之。

孔孟儒学的“仁义礼智”并非空谈，而是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智慧并不是天生的，智慧源于不断学习；而“仁”也并非说在口头上，“仁”的真正涵义在于不断实践。知耻而后勇，通俗易懂，颇为励志。

“耻感文化”也极其深厚，彰显了一种发奋图强的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之一。有人讲，西方基督教文化是“罪感文化”，中华儒家文化是“耻感文化”，如此区别中西方文化，也不无道理。

俗语云：“为了一口气，卖了十亩地”，“人活脸面树活皮”，“士可杀不可辱”等等，都表达了对耻辱的决然态度。至于受到外族侵略的民族耻辱，更是表现为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无坚而不摧，无往而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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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中庸二十章》）

孔子认为，治理国家应该有九条准则，分别是：修养自己，尊教贤人，敬亲爱人，敬重大臣，体谅群臣，爱民如子，繁荣百业，安抚戎狄，推恩诸侯。

孔子从九个方面论述治国之枢要，由亲及疏，有迩及远，所要营造的是一种和谐安定的治国氛围，表现出圣人洞悉万物的宏大视野。儒家“从自身做起”朴素的处世哲学，对于化解矛盾和谐关系，确实是一种为政所要具备的最基本的人文素养。

孔子所倡导的“仁义礼”，不仅落实到对待周边的人身上，而且要推至对待臣工子民身上，还要扩充到外族和诸侯身上。与其说是为政之策，不如说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普遍推广。

以史证经，悠长的历史足以证明“九经”的真知灼见，历史在重复上演违背“九经”之悲剧。身不修，德行不佳胡作非为而亡国；不尊贤，无良臣辅佐宠幸佞臣而亡国；不亲亲，弑父诛兄谋逆篡夺而亡国；不敬臣，肆意妄杀离心离德而亡国；不恤臣，视如草芥恣意贬黜而亡国；不爱民，横征暴敛盘剥无度而亡国；百业凋，民不聊生饥寒交迫而亡国；恶远人，侵扰不断连年战乱而亡国；伐诸侯，君臣失序以暴制暴而亡国。孔子身处礼崩乐坏的时代，“九经”是其耳闻目睹或切身感受所总结出来的，既是对鲁哀公的献策，又是对他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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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中庸二十章》）

本段是《中庸》问政篇的升华，孔子将其学说提升到“天道人道”的高度，其合法性得到确立。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之久，为的是宣扬儒家学说，推行其政治主张。孔子具有强烈的入世情怀，并非是为了做官，而是拯世济民治国安邦，实现其“大同”“小康”的理想王国。

孔子所提出的一系列的为政方略，最终将其归结到“诚”的天道本源上。将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天道”作为其理论依据，既名正言顺，又具有绝对的说服力。孔子认为，“诚”的品质就是天道，具有真诚品格的人，就是符合天道的人，即为人道。

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从长期实践中得来的，是古人对万物起源的一种哲学思考。“诚”的思想贯穿于整个儒学体系，在“四书”中，以及后世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之中都可觅其踪迹。

孔子认为，“诚”的自然品格是永恒存在的，不需思考，不加勉强，自然而然就能达到中庸的标准，这样的人就是圣人。所谓圣人，是古人所推崇的，能代表天地，并能与之交流的非凡之人。圣人是古人崇拜天地，并将天地拟人化的一种称谓，是天地人格化的象征。

从古至今，能称得上圣人的寥寥无几，按孟子的观点，五百年才能出一个。按中华文明公元前后各2100年历史推算，从尧舜、商汤、文王、孔子、司马迁、李世民、朱熹、王阳明，正好是3500年的历史大致不差。离我们最近的是王阳明，距今恰好是五百年，看来孟子的推断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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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圣人毕竟少之又少，几千年来能有几人！圣人更多的是起到一种道德引领和示范作用，是平常之人学习的榜样。

圣人的使命就是教化民众，使更多的人能具有真诚的品格，即所谓的“诚之者”。如何才能达到“诚”境界，就是选择一些“善”的行为坚持做下去。这些“善”的行为就是“学、审、思、辨、行”，称之为“五善”。“善”与“仁”相类似，意义极其广泛，代表一切美好的东西，包括意念和行为，如善念、善举、善行、善端等。

“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颜回就是这样一个人，选择了中庸之道这样的善端，就恳切地牢记在心，再也不会让它失去。在此，颜回将中庸之道作为“善”，体现了一种执着的人生追求，颜回就是“诚之者”，也做到了“择善而固执之”。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之所谓“五善”，更多强调的是治学态度和路径。博学之，古人一贯坚持“先博后专”的理念，博览群书厚积薄发。十年寒窗苦读打牢少年基础，皓首穷经终生学习明理睿智，治学首要追求的就是“博学”。

审问之，在学习中会经常遇到疑惑，向人请教寻求答疑解惑，需要有一种“不耻下问”的态度。要经过思考后提出问题，要仔细地问，深入地问，直至学懂弄通。

慎思之，思考是转化知识的过程，只有经过深思熟虑才能汲取知识的营养。缺乏思考的学习，犹如“填鸭式”的食而不化，只是知识的堆积而绝不会有思想诞生，无非是个“两足书柜”。

明辨之，学习的过程，也是明辨是非、良莠“扬弃”的过程。读书明理，就是要明辨道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为学之正道。

笃行之，就是“知行合一”的追求，真理源于实践，实践检验真理，要做坚定不移的践行者，不做空谈务虚的书呆子。正如毛泽东所言，“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勤勉务实注重实践，真正干事创业之人皆是如此。

联想到青年人的学习，“学、审、思、辨、行”是很好的指导思想，也是最基本的要求。现在的教育，应该很好对对照这五个方面，看看做到了没有。学而不博，耻于下问，不善思考，昏暗不明，本本主义，这些都是为学之弊端。青年人如果做不到“五善”，很难学业有成，也很难成为真正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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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这一连串“弗措”，如排山倒海般誓言，彰显了古人永不言弃的求学精神。要么不学，学而不懂绝不罢休；要么不问，问而不知绝不罢休；要么不想，想而不通绝不罢休；要么不辨，辨而不明绝不罢休；要么不行，行而无果绝不罢休。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而舍之朽木不雕”。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人道”中，那种可贵的、坚忍不拔的精神展现的淋漓尽致。司马迁著《史记》，在受尽屈辱的苦难之中，唯一不灭的是“成一家之言”的希望之火。就是这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在支撑着他，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书成之日，死而无憾！为了心学之创立与光大，王阳明历尽千辛万苦，经历百死千难，几十年不屈不挠，其内心所涌动的依然是儒家永不言弃的精神。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非凡的勇气，超人的毅力，别人用一分努力去做，我就用一百分的努力去做；别人用十分努力去做，我就用一千分的努力去做。

这表达的是一种不畏艰难的决心和勇气，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一点，即使是愚笨的人也会变得聪明，即使是柔弱的人也会变得刚强。至此，儒家学说所展现的刚毅坚韧，锋芒毕露，豪气逼人，这就是孟子所言的“浩然之气”。

小而言，缺少了这样的精神，就无法成就人生事业。大而言，只有这样的精神，才能使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孔子论政，所宣扬的是儒家符合天道的修身要法，所教化的是圣贤之人的道德法则，儒家文化柔中有钢几千年传承不断的秘诀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