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亚林：庙堂君汲汲于水中望月式乡愁，江湖者惶惶于孤魂野鬼式城愁—
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对当代中国推进城镇化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原则、重点任务以及主要着力点进行了全面阐述，并对城镇建设的定位提出了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要求，特别强调了“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重要性。自此，一个承载了千百年来中国乡村美好田园风光、慢生活节奏式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式共同体精神的“乡愁”概念，被诗意般泛化在历经建国后近七十年的城乡区隔与分治，如今步入大流动大变动大转型时代的中国人的心头，成为一个念兹在兹的梦想和挂牵。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该方案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要求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树立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至此，一个萦绕在人们心头的“乡愁”概念，以“山水田园综合体”的“生命共同体”方式，通过系统的理念创新、机制创新与制度创新，进入到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乃至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建设的整体布局之中。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同志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工业化。“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一方面是应对长期城乡区隔与分治的矛盾而导致的城市发展快、乡村发展慢“二元发展困境”，另一方面是通过城乡融合发展的途径，通过城市群中国与区域中国的方式统筹推进当代中国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从终极意义上寻求有效化解“乡愁”与“城愁”的发展之道。
高流动性与“无根化”：大转型时代当代中国城乡治理的制度与价值困境
当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典型特征是改革开放以来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走过了现代西方发达国家要数百年才能走过的现代化历程，并在2010年成功地在经济总量上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无疑是大转型时代当代中国最值得称道的成就之一。然而，由于当代中国目前拥有近14亿庞大的人口基数，如果以人均GDP来核算的话，还不到一万美元，相对于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要落后很多，且中国的排名一下子要掉下去很多，基本维持在世界各国排名七八十位的位置。而且，按照中国自己制定的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800元标准计算，截至2014年中国尚有7017万贫困人口。据最新的统计资料，截至2016年底，全国有农村低保对象2635.3万户、4586.5万人，城市低保对象855.3万户、1480.2万人，农村低保平均标准是3744.0 元/人·年，城市低保平均标准是5935.2 元/人·年，即全国城乡有6000万人尚处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境地。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代中国不仅城乡间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而且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内部各自也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我们不仅要高度关注乡村社会的脱贫问题，而且要高度关注城市社会的贫困问题。贫困问题只是当代中国城乡治理众多困境中的一大表征，而隐藏在其背后的是大转型时代因城乡区隔与分治的制度设计与收入分配的阶层固化特质，让“何处栖身”与“何以安身”成为当代中国城乡治理的“阿喀琉斯之踵”。
1．何处栖身：高流动性社会的制度困境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当代中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推动整个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但是，早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开始的改革开放进程所形成的经济发展格局，却是以从东到西、从沿海向内陆梯次转移的不平衡发展为特征的。与此同时，建国后为推动重工业引领的国家工业化进程，通过获取农业剩余来促进工业体系的资源调配制度以及严格限制迁徙的户籍制度，均出现了松动状况。通过家庭联产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制度而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广大农民工，开始在市场机制的牵引下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的状况。
这种状况在21世纪头十年达到了一个高峰，其直接后果是2011年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比例达到51.3%，首次超过了居住在乡村的人口比例，且过了50%这一标志线。当代中国开始进入到城市中国时代。但是，在这51.3%的城镇人口中，真正享有户籍的不足35%，而在城镇工作的约2.3亿流动的农民工中（2016年最新统计数据，农民工人数达2.8亿，其中外出农民工1.7亿，本地农民工1.1亿），有房比例低于1%。
如今，近3亿农民工如候鸟般来回穿梭在当代中国的东中部大中城市与中西部广大农村之间，难以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成为高流动性社会的一大主要特征。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规划，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2016年底大陆总人口13.8亿，按照此目标测算将有8.28亿人口生活在城镇以上的城市体系之中，而真正融入城市体系的人口为6.21亿。这意味着广义上还有5.52亿人口生活在乡村，以及7.59亿仍然无法真正享有与城市相等的较高公共服务水平。
2．何以安身：无根化社会的价值困境
乡愁未解，城愁又添。在城乡区隔与分治的内生性矛盾尚未得到有效化解的大转型时代，当代中国又以前所未有的全面进入城市中国与城市群中国的新姿态，用一种历时性与共时性交织的“共在方式”，将多年“摊大饼”式城市发展所累积的城市治理难题，以及由乡向城的人员流动与工作迁移所引发的公共服务供给滞后难题，推到了人们面前，进而暴露了当代中国“压缩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兼具发展图景与治理困境的双重特质。
然而，由数千年农耕文明与宗法社会孕育的中国文化传统之一，就是“安土重迁”。东汉·班固《汉书·元帝纪》将“安土重迁”与人性、人情相连：“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正因为不愿“背井离乡”，正因为要“叶落归根”，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特别看重以“日出日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为主要生产方式，以“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国泰民安、政通人和”为主要需求观的家族共同体开枝散叶的生命意义建构。
但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所有这些看上去很“坚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在高流动性社会面前，仿佛一夜间不再存在，整个社会充斥着非世俗化意义上的即时化行乐方式，进而导致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精神的韧性特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其中，在乡村社会，因为青壮劳动力长期进城务工不归，妇孺老人成为留守乡村社会的主力，乡村社会的空心化和老龄化日趋严重，乡村社会变成了弱者不得不留守的“一元社会”。在城市社会，一方面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因城市的快速扩张，遭遇不断攀升的房价、生活成本、交通环境拥挤、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不均与工作压力的综合挤压，成为失去精神信仰的为生活而战的“奔波族”；另一方面拥有城市暂住证的外来务工人员与较高学历的高级打工者，既无法享受到均等化的城市公共服务，又无法融入已成为“他者”聚居的城市社会，成为失去精神寄托的为生活而战的“谋生者”，城市社会变成了“本地人”与“异乡人”聚集的“二元社会”。大转型时代，城市无以为成为千千万万的居住者的“安身立命之所”，自然也就变成了一座座冷冰冰的“心无所寄、心无所安”的无根化社会。
新型城镇化：中国人乡愁与城愁舒解的双向交融平台
由高流动性的制度困境与无根化社会的价值困境所折射的，是混合着乡愁与城愁的思绪在大转型中国的普遍滋长：居住在城市的城里人一方面享有较高的公共服务水平仍嫌不够，另一方面难以忍受日益高涨的生活压力与环境压力，期待过着与山水为伴的诗意田园生活；居住在乡村的农村人不得不逃离看上去诗意十足实则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发展机会甚少，却被城里人幻想为天堂的乡村生活。如何看待乡愁与城愁的实质？如何让乡愁与城愁在大转型的中国能够找到融通之处？
1．乡愁与城愁的内涵及其特征比较
何谓乡愁？传统意义上的乡愁是指建立乡村社会农耕文明、宗法社会基础之上的，以人与土地关系为连接纽带的祖先崇敬与鬼神敬畏，以及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社会价值体系，集生产生活生存生态生命“五生”功能于一体的共同体情感。它包括三层内涵：围绕土地而构筑的物质家园；围绕生命意义而构筑的精神家园；围绕代际传承而构筑的血脉家园。建立在人与土地关系基础之上的物质家园、精神家园、血脉家园的交织，就构成了乡愁的基本内涵。
随着人类社会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信息社会的历史性演进，人类日益从繁重的土地劳作中解放出来，乡村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逐渐被规模化机械化的大生产方式替代，乡村社会人与土地的关系随之发生革命性变革，人们不再依赖于土地来建构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意义，土地所赋予人类特殊的终极价值不得不让位于城市生活所独有的“神圣、安全、繁忙”三大价值；与此同时，依土地而生的乡村聚居村落与慢节奏式生活方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日显凋零与衰落，“故园依稀在梦中”；又因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10年代施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而催生的少子化家庭模式，让热衷于大家族人丁兴旺与血脉传承的中国人失去了精神上的最后“庇护所”。人们眼力所见的只是“与已无关式陌生景观”时，乡愁的泛滥便不可阻遏地发生了，故乡也就成为回不去的追忆，成为当代中国人无以脱逃的宿命。
所谓城愁，是指城市这种奠基在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并集神圣、安全、繁忙“三位一体”普遍价值、生产生活生存生态生命“五生一脉”共同体于一身的理想优良生活形态，在当代中国城市发展遭遇各种城市病的侵扰，“市民—农民”二元结构问题尚未化解又遭遇“本地人—外来人”新二元结构问题叠加，城市包容性价值难以建构等诸多问题的连番冲击，产生了诸如碎片化、原子化的生存特征以及失去情感共同体支撑、游荡在都市里、没有精神皈依的“异乡客”式“孤魂野鬼”心灵状态。
在当下中国，如果说乡愁是一种回不去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寄托，那么城愁则是一种不得不忍受的生活日常与精神荒漠，因为现代城市生活既创造了乡村社会无法提供的且满足人们各种欲求的高度物质文明与丰富文化产品，又在割裂着城市各类组织、各色人等、各种事务、各个价值的内在连接与一体化进程，将人间、人世、人生、人性、人心共同置放于无根的漂泊风尘中，其结果必然是“乡愁未除、城愁又添”。
如果用公共服务水平、共同体精神、发展机会与吸引力四大维度来对乡愁与城愁的核心构成要素做个对比的话，可以看出乡愁呈现“三弱一强”的发展格局，而城愁则呈现“三强一弱”的发展格局。而且，有一点还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相对于难以捉摸的共同体精神，公共服务水平、发展机会和吸引力却是实打实的能够符合“生不过百年”的普通人的理性选择标准的。
2.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愁与城愁舒解的互动型战略平台
从上述对乡愁与城愁的形成机理、基本内涵与比较特征来看，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这两种思绪的形成视角不一样，乡愁是站在城市视角看农村，而城愁则是站在城市看城市，其后果自然不一，即乡愁忽视乡村问题所在，忽视所居城市的真正价值，而城愁又夸大城市问题所在，夸大对乡村田园风光的向往；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这两种思绪的解决思路却高度交融在一起，并且呈现出一种高度互动的特征，即乡愁的最终解决出路在城市，城愁的最终解决出路也在城市，乡村只是乡愁与城愁解决的战略纵深保障而已。当然，这种统筹乡愁与城愁舒解的城市，在当代中国表现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全面登场。
新型城镇化战略不仅是推进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且是统筹舒解乡愁与城愁的新型战略平台。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发布。在这一事关乡愁与城愁舒解的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党和政府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与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完善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等，作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与根本手段来对待。
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统筹舒解乡愁与城愁的一种新型战略平台，其根本价值在于作为城市群主体形态的无数重要战略支点的小城镇，不仅可以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过渡地带”、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的“结合地带”、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的“支点地带”，而且可以作为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农民从农村经由小城镇到小中大城市的“出得去”、从大中小城市经由小城镇回到农村的“回得来”、从农村到小城镇再由小城镇回到农村且来回穿梭的“留得下”的“混合地带”，作为城市优质均等化公共服务水平和农村生活意义世界与精神家园的“复合功能地带”，作为现代化物质表征的外在城市空间形态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内在发展价值的“有机统一地带”，以及作为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逐步进入成熟阶段之后舒解城市发展压力，建构乡村美好生活，形成城乡均衡发展的“城乡高度一体化地带”等。
这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深层次意义还在于，它可以通过城市生活方式带动乡村生活方式的更新，将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体系从城市社会向乡村社会全面拓展和延伸，并有机吸收长久以来形成的乡村社会生活方式中的低碳与生态成分，进而构建中国人能够安身立命的新型生活方式；可以通过推动文化在城乡之间、需求供给之间、资源事业产业之间、设施技术之间、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古今之间的有机流动，复兴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联系，将乡村社会优秀文化基因全面挖掘和承继，推动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融与互动，构建中国人“心有所寄、心有所安”的新型心灵秩序；可以通过城市发展资源向乡村社会的输入与重组，推动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的公共服务水平、发展资源与共同体精神的互惠互利与一体化进程，建构城市中国时代中国人与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体化”“有根化”“有情化”“有诗意”的新境界！
以城市群/区域中国统筹城市中国与乡村中国融合发展进程：乡愁与城愁的有效化解之道
《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2期发表了在复旦大都市治理研究中心召开的“第一届复旦大学城乡治理论坛——保守还是进取：当代中国乡村建设出路大讨论”研究会上，双方观点代表性人物贺雪峰、李昌平的《谁的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前提》和《中国乡村复兴的背景、意义与方法——来自行动者的思考和实践》两篇文章。熊万胜、刘炳辉在对二人的观点进行评析的基础上，也在同期刊物上发表了《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李昌平-贺雪峰争论”》一文。
改造了的乡村集体发展之路。这是一种基于乡村建设自身视角的比较积极进取的观点，但是，综合而言，李昌平认为要实现乡村复兴，首先要解决乡村内生动力不足问题，即如何建设和增强农民及其组织的主体性。重建农民与乡村组织的主体性的出路，在于通过恢复、充实和激活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及完善村社制度，从而重振村社。通过多年的亲身实践，李昌平提出了从土地、组织、金融、社保和文化五大方面，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切入点，重走经过其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忘记了60%的村庄陷入“空心化”的现实，忘记了乡村集体发展的“资源与能力”双重约束下发展可能遭遇到的“天花板效应”。
贺雪峰则在坚持长期一贯的“乡村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蓄水池与稳定器”观点的基础上，对国家资源下乡背景下差异性极大的乡村建设模式进行了分类，如为农民在农村生产生活实施保底的乡村建设、由地方政府打造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满足城市中产阶级乡愁的乡村建设、借城市中产阶级乡愁来赚钱的乡村建设。贺雪峰特别强调了当前乡村建设的重点应该是，为一般农业地区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保底。同样，这也是一种主要基于乡村建设自身视角并稍微兼顾城市视角的比较消极保守的观点，过于低估了顶层设计、整体推动、主动作为的积极作用。
熊万胜等的观点则是在二人观点上的一种调和，一方面肯定了“李昌平-贺雪峰争论”背后凸显的是中国乡村发展的自主性问题，只不过李昌平更倾向于基于集体的自主发展，贺雪峰更倾向于基于个体家庭的自主发展；另一方面提出了在乡村整体对城市呈现依附式发展的背景下，通过构建新型的集体经济组织、新型的家庭经营模式、新的集体或家庭经营业态，创造以“分散突围”为标志的乡村自主多元发展新路径。但熊万胜等的观点，仍然脱离不了基于乡村建设的自身视角，其分散突围的自主多元发展模式多少有点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的无奈感觉。
在笔者看来，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持续探索以及诸多经验教训的熏陶，在乡村建设问题上，执政党和政府已经逐步形成了如下几点鲜明的共识：
一是城市化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发展动力，城市群中国是未来几十年中国发展的主导模式。
二是乡村建设在大流动大变动大转型的新时代，仍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主题，这是要解决未来几十年仍将居住在广大农村地区5-6亿人口安身立命的头等大事。
三是有效解决乡村建设的出路不在农村而在城市，关键在于以特大城市群和区域中心城市群为核心的东中西部地区较为均衡布局的大都市圈建设，以及通过大都市圈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与交汇影响，走出一条中国式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
四是乡村建设不能放弃以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生活环境改善、生活方式更新、精神生活丰富、居民日常交往为核心的乡村自主性建设的主体内容，更需要通过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构建确保乡村居民安身立命的、集生产生活生存生态生命“五生”功能于一体的乡村共同体。
因此，在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建设，有效化解乡愁和城愁的交互之困，首先不能脱离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导动力的国家战略构建之道，即不能脱离城市谈农村，不能脱离城市群发展战略谈乡村振兴战略，不能脱离城市中国、城市群中国、区域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来思考乡村建设问题。当代中国的分层化、地区化、阶段化的世界级城市群发展战略、国家级城市群发展战略、区域中心城市群发展战略等，将给城市群周边地区带来更多的城乡融合发展机遇。
其次，不能忘记长期城乡分治带来的城市优于农村的发展地域选择之道，即不能忘记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发展机会与吸引力等远大于农村这一基本社会现实将长期存在，所谓西方国家在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在未来几十年的中国都不会发生。当代中国人的人生始终脱离不了追求“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国泰民安、政通人和”这些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瓷实需求，恰恰在城乡融合发展中，中国人是可以过上热热闹闹、风风火火、来来往往、痛痛快快的美好日子的。
最后，不能放弃未来几十年尚有5~6亿不得不留守在乡村的广大农村居民迫切希望改善日常生活品质的安身立命之道，即因为年龄、能力、职业、文化、代际等因素综合型构的难以脱离农村的广大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主要集中在改善以交通、通讯、水电气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以厕所、房前屋后居住环境为核心的人居环境，改善以饮食习惯、健康体检、预期寿命为核心的医疗保障水平，改善以文体活动为核心的文化精神状况，改善以邻里交往、村庄共荣为核心的村庄共同体发展水平等五大领域。
尤其是随着以高铁、高速公路、现代通讯技术为核心的交通通讯体系的发展，以电商为核心的物流体系向农村地区的拓展和延伸，以特色村庄、特色小镇为核心的乡村旅游休闲体系的全面启动和深化发展，通过顶层设计、整体推动、有效实施等方式，以及通过统筹城市群/区域中国的战略，来推进城市中国与乡村中国的融合发展进程，让处于多个城市群、大都市圈辐射与交汇的广大农村地区分享城乡融合发展的红利，找到振兴乡村的有效路径，或是最切实可行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