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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途知返:最后一个落网的中统特务

2020-07-11  本文已影响0人  一把糖

初闻郑蕴侠这个名字是我上中学的时候。当时刚开历史课,我们的历史老师是一个深邃而又博学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爱上了历史。

知道郑蕴侠得益于历史老师推荐的纪录片《迷徒》。刚好郑先生最后的逃亡地就是我所在的那个西南边陲小县城的小镇:濯水,而且,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因此,激起了我浓厚的兴趣,下定决心一定要看一看。

那年是2013,郑先生逝世后的几年。现在每当想起这件事就有一点遗憾,如果我早一点知道他的事,说不定还能见上他一面,听他讲述那些埋在岁月中的往事。

放学回家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找那部纪录片。可由于当时的版权问题,加之我只有一部智能手机作为搜索工具,又不熟悉网络,那天并没有找到那部纪录片。所以,那部纪录片是之后才找来看的。不过,当时百度出了郑先生的基本资料,而他的个人信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中统”这一特别的词汇在当时那段岁月里是很重的一笔,甚至在之后的时间里也是刻在了时间的长河之中。直至今日,我们仍能感受到它的特别之处。

真心讲,中统出了不少人才。像CC系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徐恩曾 ,王昭明,朱家烨以及后面由共产党员叛变的邹春生等都是时代的人物。其中的二陈虽被批为是仰仗了父辈们的业绩,才攀上了老蒋,但陈果夫的能干以及陈立夫的精明也是不可否认的。不然,他们兄弟俩也不可能在局长的位置上坐那么久。

如果说抗日战争时期,中统的特工为抗战作出了不小的贡献,那么抗战后他们所从事的“反共”特务活动则损害了民众的意愿。

作为中统的一员,郑蕴侠在抗日时期积极为抗战效力。甚至在台儿庄战役中还改写了岳飞的《满江红》:“驾长车踏破富士山缺。壮志饥餐倭奴肉,笑谈渴饮东洋血”以表达自己抗日的决心。而且,他还参与中国远征军远征缅甸。但抗战胜利后,他的主要工作是开展“反共”特务活动。其中,震惊中外的重庆“较场口血案”和“沧白堂事件”,他都是现场的指挥者和参与者。

1949年11月16日,重庆即将解放。最后一班撤台飞机只有4个小时就要离开,身为特派员的郑蕴侠接到命令,负责烧毁所有机要文件,然后撤出重庆。而此时,重庆的两座机场已被炸毁,他只能赶到成都,乘坐飞机去台湾。

可由于他的司机在之前已经被策反,是中共安插在他身边的卧底,在他逃亡途中对汽车做了手脚,没能及时赶到成都。当他逃到成都时,成都已经解放,他不得不再次逃亡。

他自己设计的路线是渡过赤水河,由贵州去云南,然后越境到金三角地区,最后再回台湾。

逃亡过程中,他几次险被抓获。但他都以自身高级特工的能力巧妙地化险为夷,顺利地逃过一劫。在涪陵隐姓埋名,进入一家榨菜厂工作。

1951年,中朝部队在三八线附近发动第四次战役,粮食紧缺,为加强防范,解放军接管了榨菜厂,郑蕴侠不得不再次逃亡,寻找新的伪装身份和藏生地。

年底,他逃到了贵州务川县濯水镇,成了一个走街串巷的杂货郎,并改名为刘正刚。随后他与街坊四邻熟悉起来,成了小镇中的一员。

土改风潮中,善良的邻居们为他掩护,郑蕴侠如愿以偿地被评为贫民。

后来,为了安全起见,不引起怀疑,他与一位同样漂泊至此地的山东女人结为夫妻。原本以为,他就此过上了安定的生活,不会再担心被抓捕。

然而,1957年肃反开始,他出众的文化水平给他引来麻烦,一句“不翼而飞”的成语从其口中说出并被人举报,引起领导的怀疑,随后被当地公安机关监视。

可能是厌倦了担惊受怕的生活,他主动去交代了自己的历史。

1958年5月20日,这位潜伏长达8年的中统特务被捕上,被送往重庆第二看守所。而他创下了一个当代中国之最,最后一个在大陆落网的国民党特务。

同年第一次审判中,他被判了死刑。他深知自己的罪行,没有选择上诉。然而,在最终的审判中他被判为有期徒刑15年。

在改造期间,郑蕴侠的表现很好,1975年毛主席亲自批准赦免,他获得新生,时年68岁。

1981年,政协务川委员会成立,作为特邀他当上了政协委员。

出于感恩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工作,回报社会。他为各个刊物撰写稿件,写下自传,将他这些年来的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回忆录共计76万字,名为《风朝雨夕楼文集》。

关于他的逃亡历程,在记录片《迷徒》中皆有记录。而他的一生也都缩写在他的回忆录里。

他一生的经历丰富,尝遍了世间各种滋味,可以说多姿多彩,也可以说多磨多难。个人认为,能有如此履历也不枉此生。

关于他的一生,不同人评价不同。有人聚焦于他在中统时的恶行;也有人看重他最后的良知和觉醒。这两种人都是站政治的角度来对他这个个体的人进行定义,我更想从他这个人才看待他。

站队这种东西本就没有一个标准,时代不同,立场便不同。而且,一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大家就变得谨慎和犹豫起来,言辞自然有失偏颇。

他选择了一条路,就得走下去,哪怕是充满荆棘也得强撑着走下去。起码,这样才对得住自己,才没有违背初心。选了就要执行,这就是该做的。至于选择的正确与否,从当时的角度来看与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是有差别的。

对于否、值得与否这些都留给后人来评论。

迷徒知返需要巨大的勇气,也是一种心智的回归。郑先生能够正视自己的过去,并作出改变,选择重新开始,除了与党的恩情之外,还有他自身思想的变化。

有人说他所背负的罪名太多,无法原谅。既然党已经给了他一次机会,我想,再来讨论该不该的问题已经毫无意义。

而他,也选择了在历史面前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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