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电商大佬：从“村淘”合作看县域电商实操

经过一年时间，对中西部地区县域电商发展的深入调查研究，以及与县域政府在电商顶层设计规划上的互动与磨合，作者看到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政府和市场联动的热潮背后，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发展这项新任务给政府主管部门在具体落地执行过程中带来的巨大挑战。

浙江大学CARD农村电商研究中心副主任曲江

自2014年起，随着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各项政策和文件的下达，以及阿里巴巴、京东等各大电商平台的“农村电商”战略的发布，电子商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始全方位渗透到县域及农村。“丽水模式”、“临安模式”、“武功模式”等各类型具有区域特色和借鉴意义的县域电商模式不断涌现，电子商务的发展已经成为政府商务及农业相关部门的关键职责和重要任务。

经过一年时间，对中西部地区县域电商发展的深入调查研究，以及与县域政府在电商顶层设计规划上的互动与磨合，我看到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政府和市场联动的热潮背后，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发展这项新任务给政府主管部门在具体落地执行过程中带来的巨大挑战。

县域与平台合作三大群生相

这些挑战，从政府与阿里“农村淘宝”合作态度和方式中可以略见一斑。

现状一、招商项目，全权托管——将“农村淘宝”的合作当成是以往的各种招商项目，前期各种考察谈判，一旦确定合作便撒手不管。认为遇到任何理念问题、人手问题、资源问题，应该由阿里自行解决，与政府无关，政府最后只需验收结果即可；

现状二、多方比较，举棋不定——初步了解各大平台的农村电商方案，既考虑平台的影响力效果，又顾虑自身的投入，既了解大平台的实力，又需权衡内部体系的需求。阿里、京东、邮政、供销社各类农村电商网点四处开花、重复建设，费时费力而难见其效；

现状三、注重形式、推进缓慢——认知到阿里平台的实力和影响力，前期合作积极主动，合作仪式冠冕堂皇。但到网点考察、合伙人筛选等具体执行工作时，却配合滞后，各种推诿，使得业务推进效率低下、难见成效。

以上3种现象，在各个县域电商具体推进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这凸显了在中西部相对经济不发达地区，政府在落实电商发展重要任务时存在“有压力、有动力、少意识、缺方法”的普遍问题。

与“村淘“的合作，并非是县域电商布局的全部，但却是建设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以“下行”作为切入的重要手段。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既有阿里、京东、苏宁等电商平台的农村电商战略，有内生创新力量形成的“赶街”、“乐村淘”、“淘实惠”等企业发起的农村电商服务，同时也有“国”字背景的邮政、供销社旗下的农村电商业务。

阿里的“农村淘宝”战略以消费品、工业品“下行”为启动，通过网络订单量的提升，进行县乡村级物流体系的尝试与突破，以其达成充分整合农村资源，帮助农产品“上行“，提高农民生活和收入水平的目的，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培养农村的电子商务综合型人才，为农村的电子商务服务业发展沉淀本地化人才。

发展县域电商急需改变四大理念

对于地方政府，尤其是具体负责农村电商项目执行落地的主管部门而言，明确发展农村电商对于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的深层价值与意义，是第一要务，这直接决定了在实操过程中是抱着甲方心态还是有强烈自我驱动力的区别。

其次，了解不同平台、服务和业务的优劣势，懂得合理“借势”非常重要。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可以有民间的创新力量，自建农村电商服务体系，但与发展成熟资源丰厚的大平台相比，无论在业务产品架构、商业逻辑设计、用户服务细节等各方面均有较大差距；开放心态，合理“借势”，主动投入，既能调动大平台的优质资源为地方所用，又能激发当地青年的创业创新积极性。平台投入、政府推动、民众参与，三方协力使得农村电商体系建设有效率有结果。

再次，“人“的价值大于”货“的价值，在选择不同平台合作的过程中，政府执行部门通常会权衡某个节点哪个平台能快速卖出卖好农产品上，对于”卖货“而言，无非是平台在活动流量上的投入大小。发展农村电商，固然是需要将农民手中的农产品和其他产品以更好的价格更快的速度售卖出去，但更大的价值在于让农村有更多掌握电子商务运作的人和群体。

否则，对于农村居民来说，永远不可改变产品提供者的角色，而无法享受到电子商务通过改变供应链和催生服务业态带来更多的实际利益和可能性。

最后，无论农村电商服务体系还是整体县域电商的发展，不是一项阶段性的任务还是一个长远建设的系统工程。有一些区域为了完成电子商务进农村的项目验收，或花大资金建设只有商品陈列没有公共服务和运营的所谓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和只有电脑网线无人运营的农村电商网点，或请一些担保能够通过项目验收而无实际运营经验的公司来充当县域电商公共服务商的角色，只注重形象工程，不关注实际操作和可执行性。即便能够完成任务，但对于本地专业电商人才的培育和县域经济长远的转型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县域政府如何变被动为主动是关键

因此对于县域政府的电商主管部门而言，变被动为主动，多学习多思考多创新，是能做好这项工作的关键。我们在重庆奉节调研时，看到在农村淘宝的公共服中心有村淘合伙人的定位宣传海报，充分描绘了身为村淘合伙人的使命和价值“创业开路人、致富带头人、诚实守信人、邻里和谐人”，这些文案出自奉节电商办向主任之手，形象而又生动地描述了作为农村淘宝合伙人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对于农村和个人未来发展的意义。

贵州的湄潭，率先尝试邮政与阿里在农村电商网点上的联合运营。负责农村淘宝业务对接的团委罗兰书记经过与村淘在业务推进过程中的多次磨合，提出了“村淘”合作新模式建议，即搭建一个村委＋村淘＋合伙人三位一体的农村电商生态圈，让农村淘宝变成村级公共事业，成为村级集体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充分调动政府、平台和当地创业者资源，真正推动农村电商成为完善“民生工程”重要举措。这些贴近业务实际的思考和创新，是政府一线电商管理人员，站在主人翁的角度，与平台、企业、民众充分互动的结果，是从一把手主抓电商意识，到各级官员推进电商落地的有效借鉴。

从“有压力有动力少意识缺方法”到“有动力有意愿有意识有方法“对于政府而言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即有赖于一把手的重视和意识的开放，也需依托与电商相关的各级主管部门具体执行人员的有效推进。切莫将“一把手”工程变成“一个人”工程，也莫把电子商务系统建设，做成只能参观没有实效的“形象工程”，最终民众反馈、市场影响力、电子商务统计数据会检验县域电商发展的阶段性成果。

嘉宾介绍：

曲江，浙江大学CARD农村电商研究中心副主任，《电商参考》专栏作家。阿里“8年陈”，电商运营专家，农产品及农村电商研究专家，2015年阿里研究院活水计划优秀学者，著有《临安模式》、《淘宝村的瓶颈与出路》等研究成果。

转自电商参考  曲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