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运河》：中国历史地理学开先河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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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道的运输诚然经济而省力，可是水道也有它的缺点。水道经常是一定的，不管是上溯或顺流，所能达到的地方总是有限的。这在上古小国寡民的时期，原是不成什么问题的，后来由于人们活动的区域逐渐扩大起来，就会感到不大方便。

当时中国内部几条主要河流都各自成为一个系统，要由这个系统中的水道到别的系统中的水道，常须大费周折，甚至于不可能。克服这种困难，自然需要利用陆道以补不足。陆道的运输本来不经济，而辗转起卸又增添了若干麻烦。所以后来就有人设法以人工开凿运河，沟通本来不相联贯的水道，使舟楫得以直接往还。

这种运河的开凿是补充自然水道的不足，是交通上的一个大进步。

司马迁对于早期的运河曾经有过概括的叙述。他说：自禹治洪水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

司马迁这段概括，详细靡遗，可以据以论述。

司马迁在这些运河中没有举出哪一条运河开凿最早。

说起最早开凿运河的，一般都是说到吴王夫差。这是指鲁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夫差开凿邗沟以沟通江淮间的事。其实最初开凿运河的不是吴王夫差，而吴国第一条运河也不一定就是邗沟。

最初开凿运河的是楚国，而不是吴国。楚庄王时（公元前613年—前591年），孙叔敖曾经在云梦泽畔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沮水由今湖北远安县东南流，经当阳县而南入大江，距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县西北）还有一段道路。沮水下游也在云梦泽附近。

当时如何激沮水，却难得说清了。这宗事见于三国时缪袭等所撰的《皇览》。缪袭等何所据而云，不得而知。因为时代离得过远，又不易详究其间传说的缘由，所以有人就不大相信。

不过云梦所在的地区乃是一个水泽之国，就其近岸之处设法整理，以便通行舟楫，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时注意水利的楚相孙叔敖，曾整理过期思（在今河南固始县西北）的水道，安见他不能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不过却也不宜过分夸大。过分夸大而迤出史料的限度，那是史家所应忌讳的。

再往后去，到楚灵王时（公元前540年—前529年），也曾在郢都附近开渠通漕。

据说楚灵王当时筑了一座章华台，开渠的目的就是便于章华台的漕运。章华台在郢都的东南。据后来记载，郢都附近有条扬水，就发源于郢都的西北，经郢都之南，东流于今湖北潜江县西北，注入沔水。沔水就是现在的汉江。

扬水南侧有一个较大的湖泊，与扬水相通，名为离湖。这章华台就在离湖的侧畔。由于有这样的河流湖泊，就是施工也是比较容易的。所谓开渠可能就是疏浚水道，使之易于行船；也可能是在郢都和扬水之间，或是在离湖和章华台之间开凿过渠道。因为河流和湖泊里是用不着再开渠的。不过这和孙叔敖的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地相比较，规模应是大得许多了。

孙叔敖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可以说就是司马迁所谓的“通渠汉水云梦之野”。

前引司马迁的话，是说“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司马迁这句话也为班固所引用。《汉书·沟洫志》作“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以《沟洫志》证《河渠书》，则《河渠书》分明误衍“鸿”字。鸿沟在济、汝、淮、泗之间，不能远移至江淮之间。江淮之间的沟应为吴王夫差凿于邗城之下的沟。

不过也有不同的意见。据说，司马迁在这里所说江淮之间鸿沟并非衍文，乃是指淝水而言。

淝水怎么能成为“鸿沟”？这是经过人工开凿的结果。淝水之西本来有一条沘水，就是现在的淠河。沘水和淝水之间有一个期思陂，一名芍陂，这是人工壅沘水筑成的。芍陂规模相当广大，西容沘水而东通淝水。淝水本来北入淮水，由于芍陂水灌入，抬高了水位，直高过淝水源头，溢过所在的山冈，和其南的施水相连接，因此施水也称为淝水。

施水本来南入巢湖，巢湖南通大江。这样就形成江淮之间的运河，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通鸿沟江淮之间”。据说这条“鸿沟”也是楚相孙叔敖所开凿的。

孙叔敖在这里有关水利的建树，始见于《淮南子·人间训》。《人间训》说：“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期思在今河南固始县西北，雩娄在今固始县东南。两地皆距沘淝两水之间的芍陂尚远，其间似无若何关系。

《后汉书·王景传》说：“（庐江）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

《水经·肥水注》也说：“（肥水）又东北经白芍亭东，积而为湖，谓之芍陂……言楚相孙叔敖所造。”期思之陂是否就是芍陂？还有待于研究。

这里就以沘、淝二水之间的芍陂而论。这里是一片平原地区。虽说是平原地区，也难得一平如砥。芍陂规模诚然广大，若说是芍陂灌入于淝水，促成淝水倒流，甚至倒流过了源头，南流入于施水，似难与实际相符。……

《中国的运河》不仅是讲运河史，也是讲运河史上的历史。史先生意在阐明，一部中国运河史，一方面是反应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历史，另一方面，也是运河与各时期社会状况交互影响并关乎朝代兴替的历史。

该书基于严谨考据的观点俯拾皆是，比如隋代的灭亡竟和炀帝修运河造成苛政有关；唐朝之所以兴旺，竟得益于前朝留下的运河遗产；元朝因为迁都至北方，直接影响运河修建的方向，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大变局。

史念海先生通过本书，阐明了运河之于社会历史的关系竟是如此密切，极大更新了读者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同时，作者“为世所用”的态度将本书的落脚点放在为现实提供方略上。比如：为使运河得到整修，必须恢复黄河中上游流域的植被覆盖问题。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减少黄河中下游的泥沙淤积。

史先生在本书中的研究成果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对治理目前仍频繁发生的水患有极大的学术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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