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岳父
原创首发 文责自负
岳父姓陈名照明，出生于1944年6月，祖籍湖北麻城人，在300多年前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潮中，祖辈迁居蓬安县鮮惦乡陈家沟。1957年，四川省内人口稠密地区的居民往通江县调剂时，13岁的岳父跟随挑着家当的父母，翻山越岭300多公里，落户到通江县回林公社茶秧沟生产队。
通江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战争后人口极度稀少、生灵涂炭的凄凉景象，可以用“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诗句来描绘。茶秧沟一个生产队就接纳了来自不同地区的9户移民。刚迁来的那年，移民只能靠有限的定量供应粮来生活，岳父坚持读了一期高小就不得不辍学回家，同父母一起参加生产队劳动。公共食堂的时候，公社和大队针对茶秧沟生产队，土地过于分散，集体劳动和去食堂吃饭不方便的实际情况，把茶秧沟生产队分成两个生产队。下段还是叫茶秧沟生产队，上段叫白岩塬生产队。
白岩塬是石峨寺大山中间生成的靠山塬，塬上塬下都是陡峭的山壁，塬宽处一华里多一点，最窄处只能人畜通行，塬长十多里地，步行大约一个多小时才能从头走到尾。解放前塬上只有两户人居住，塬南边的闫家院子住着地主闫氏一家人，塬北边的李家院子住着一户李姓人家。细论起来，闫李两家是拐着弯的远房亲戚，祖辈曾有过姻亲关系。土改的时候，人民政府给在地主家打长工的孤儿付大全分了房子和田地，孤儿在闫家院成家立业后，塬上就多了一户人。茶秧沟生产队分队时，大队把包括岳父家在内的4户比较困难的移民分到白岩塬生产队。从此，白岩塬上住着7户人家，人口高峰时期，白岩塬养活了将近80人。
岳父个子不是很高，但精神矍铄，是一个性格耿直的老实人，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绝不含糊其辞。公共食堂的第二年，白岩塬的群众就选他当食管员，后来在生产队当记工员、会计、最后任生产队长。岳父十六七岁就敢挑生产队的担子，跟着老干部学习观察天气变化，从地形、气候、土壤等方面，分析适合种哪些作物。学着管理粮食和蔬菜，学着把布票、油票和粮票分到每家每户。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在田埂间摔打磨砺，从青涩小伙熬成了社员信赖的主心骨，他的青春与生产队的炊烟紧紧缠在一起，彼此见证着从贫瘠到温饱的蜕变。
白岩塬这个塬上没有沟壑，山上也没有一块平整的土地。大兴水利的时候，专业人员通过考察确定山上面无法修筑山坪塘，白岩塬纯粹是一个十年九不栽的旱村落，农民靠天吃饭不容易，在这里当生产队干部更难。岳父在塬上生活了十多年，把无限希望种在土地里，却始终无法避开需要靠天吃饭的现实。他认为，如果只抓农业生产，十年就有九年饿肚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兜里有钱，生活才有光。七十年代初期，岳父当上了生产队长，就带领群众开展三手抓三手都要硬的工作。组织社员学习毛选，开展斗私批修；力争上游学大寨，快马加鞭赶昔阳；生产队在养牛的基础上，大规模养猪和山羊。岳父主张，副业开启，多一份收入，多一个选择，生活才有保障的理念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
生产队人口少，劳动力就更少，大家在一起干活就好比一艘大船的船员们，大家心要往一处想，劲要往一处使。可是，富农的儿子闫友新长期干活没精神，出工不出力。受过剥削和压迫的积极分子付大全，隔三差五就在社员会上喊话，谁个干活磨洋工、混工分？社员们齐声说：“富农子女闫友新。”付大全说：“那是富农分子和阶级敌人在捣乱，坚决打击破坏集体生产的坏分子！”群众高呼：“把富农分子揪出来！”一群青年人把富农分子押到会场上跪着，把闫友新也拉出来陪场合。”付大全就在大会上，控诉富农的罪行与旧社会的万恶。干部群众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闫友新只得低声抱怨：“房子田地没了，还天天受气抬不起头，凭啥好好干？”他们父子俩挨的批斗越多，闫友新越是消极怠工，把偷懒的本事磨得炉火纯青，找借口的速度比谁干活都快。
在闫友新陪斗的第二天，全队的人上山挖包谷地。闫友新先是扛着锄头跑到地块最边缘的地方去站着，然后杵着锄头在边上摆样子，锄头挥得象征性，积极分子付大全第一个就看不惯，点名骂他：“大家忙得汗流浃背，你活脱一副混日子的模样，队长要好好管教他一下。”岳父说：“闫友新，我们大家监督你挖地，再偷懒就扣工分。”他看队长催得紧了就慢腾腾挥几下锄头，队长一转身又把锄头杵在地上，用锄把末端支撑着头，就像谁在空气中放了催眠曲，哈欠连天。群众看不惯，就给队长讲，坚决不给他记工分。岳父说：“从今天起闫友新按半劳力记工分。”闫友新翻了脸：“凭啥子你们喊我干快点？凭啥子按半劳力记工分？队长有啥不得了的？你一个没有一寸土地的迁移户，把我爹的土地还回来。”岳父让他去大队讲理，“有个锤子理讲……”闫友新骂着就把锄头往地上一掼，跑去岳父跟前就打闹起来，边打边喊着“阶级报复”的浑话。付大全怕队长吃亏，死死抱住闫友新，比闫友新矮半个头的岳父趁此机会扇了他几个耳光。从此，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白岩塬人除闫友新天天想着复辟外，其他的群众有多大的劳力使多大的劲，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白岩塬这片土地上。岳父作为队长，更是将责任扛在肩上。他不允许土地有一丝荒芜，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不论春夏秋冬，他总是第一个下地，最后一个收工，带领大家在田间地头劳作。他没有什么文化，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就靠着自己的经验、热心和责任心，让白岩塬人民告别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岁月。随着生活水平的好转，岳父又想到生产队群众住房困难的问题。他在社员会上说：“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生产队基本上摆脱了饥饿的阴影。目前，摆在我们面前最大的困难就是住房问题，移民没有房子住，地主家子女多，大家分小家住房也特别紧张。虽然山里有树木，但是修房造屋是需要很多劳动力的，要靠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才能建得起来。根据我们生产队的实际情况，最好一年一户轮流修房子，我是干部我家最后修。”
岳父是一个不记仇的人，常常用宽容的心态来对待他人的过失，同时用宽容和谅解来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在他的建议和帮助下，先是李家院子修房子，第二年地主子女闫友新修一座三合院大瓦房，随后陆陆续续的群众都开始修房子。81年春上，全乡有名在册的困难户陈洪英也修了三排一转的瓦房。从此，全队的群众告别了茅草屋，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大瓦房，唯独岳父这个生产队长一家人，还住在买来的三间又矮又黑只有30多平米的转角偏房里。
岳父把群众的事情办好后，正打算也来筹备修2间房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通江落地了。那一年不但上级领导会多，下面的群众大会更多；生产责任制的变更，不但农民心里不踏实、不理解，就连文化少的农村干部都不理解。认为包产到户是走邪路，是背离社会主义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当上村社干部的地富子女，他们文化程度相对高一些，同意包产到户的呼声高，像岳父这些贫下中农出身的文化比较低的干部，对提拔地富子女当村社干部，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不完全理解，有抵触情绪，私下在一起议论的时候，有人说：“我们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了。”岳父也提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今后地富子女都当上了村社干部，会不会像35年红军撤离时那样，带着还乡团回来烧、杀、抢？”一个即将退下去的村干部说：“这还是共产党领导，烧杀抢不可能。但是，地富子女上台当了干部，对批斗过他们父母的贫下中农干部，进行公报私仇的现象是肯定会有的。”从那时候起，岳父没有什么奢望，也不去想修房子的事。一家人继续挤在低矮破旧的房子里都是小事，平平安安把孩子们养大成人，不受伤害是他最大的心愿。
家庭联产承包铺开时，岳父这个生产队长当得小心翼翼，既没寒了群众的心，也没怠慢刚摘了“帽子”的地富子女，硬是做到了既顺了民心，又没结下嫌隙。白岩塬是南边人多田地少，北边人少田地多。南边除了田地外，山林大多都是荒壁凸岭。半个月时间里，岳父院子里的煤油灯彻夜亮着，村民们就肥田瘦地、远田近地、南边的人不愿意远去北边种地、山林有柏树和没有柏树等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没个准数。闫友新经常阴阳怪气地说：“闫家院房前屋后这十多二十棵大柏树是我家的祖业，也是古树，应该留给集体，不能分给农户。白岩塬南边到北边十多里地，大家都知道远田不富人，干部不能跟群众争田争地，社员不要北边的田地，那就该把干部一家的田地分到北边去。”因为塬南边全都是闫家人，会场里只有付大全说了一句，那样也太不公平了。说完以后，会场里变得安静无比，仿佛塬南边的人都同意闫友新的提法。岳父说：“请大家继续发表不同意见。”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会场里还是异常的安静。岳父最后说：“既然大家没有不同意见，那我就作出决定，闫家院房前屋后的柏树留给集体，后山那片柏树林分给五保户管理，他只能剔枝扫叶，树木处理权归集体所有。”会场里没有发表不同意见，还是安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岳父接着说：“既然你们都不要北边的田地，那就把我家七个人抽到北边去参加分配。山林，就把那块悬崖峭壁的陡坡划给我家，这样南北两边人均山林面积和土地面积就基本上平衡了。”岳父作出巨大牺牲后，换来了用抓阄的办法分田分地、分山林。就这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就在白岩塬落下了帷幕。
田地、山林承包下去后，紧接着就对集体的牲畜、公猪圈、保管室、农具等集体财产折价按当时人口平均分给社员。岳父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年年因工分赤字需补交款项，累计补款1000多元。扣除一脚蹬撑时应分财产折价款后，还欠生产队200多元。那时候，半生为“官”的岳父，家里拿不出一分钱，只有暂时让几户进款户担着，逐年偿还。队长当得轻轻松松的岳父，当一个家长却犯了难，家里没有劳动力，没有耕牛农具，再加上田地远在十几里地以外，光是来回一趟就要走半天，春种秋收全靠岳父岳母一双手硬扛，日子过得格外艰难。在岳父的心里，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能吃亏自然就少是非，肯吃亏、不断吃亏，工作就能很好往前推。岳父经常对家人说：“只要群众满意，自己吃点亏不算什么”。
记得第一次拜见岳父岳母是田地下户的第二年。同他们一起在地里干活时，岳母时有抱怨岳父要的田地太远，岳父总是笑着说：“谁叫我是干部？为官之道就在于让，不与群众争一毫一厘，远田远地大不了就早出晚归。”岳母生气地说：“修房子也是让群众先修，如今我们分的山林里没有一棵树，修啥？修灵房子啊？五、六个儿女长大了还与父母挤在一间屋睡觉吗？”岳父还是笑着回答：“用石材与混凝土替代木材修房子不是更好吗！”“你这辈子没那本事，只有等孩子们长大了去替你完成了。”岳母不屑一顾地说。岳父沉默了，他知道他并非刻意忽视家庭，只是将对集体和群众的付出视为责任，这份选择不被家人认可，索性以沉默代替解释。
听了他们的对话，我看到了岳父眼神中无奈的光芒，那光芒不是后悔，而是责任。他当二十年的生产队干部诠释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他的故事，是那个时代农村干部的缩影。从那时候起，我敬佩岳父，敬佩像岳父那样扎根田野心系百姓的农村干部。他们不图什么好处，自己家里的事儿能缓就缓，集体的事儿耽误不得。他们怀揣“但愿苍生俱饱暖”的赤诚，以“心里装着群众，唯独没有自己”的奉献，成为那个时代镌刻在人民心中的丰碑，他们身上凝结的精神品质，至今仍是广大干部砥砺初心、践行使命的鲜活教材。
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年，在茶秧沟生产队当过队长的地主子女闫友发，被提拔为村长。新村长上任后，对过去的村社干部进行了重新洗牌。白岩塬的生产队长由村长的堂弟闫友新担任。闫友新接过生产队账本后，把岳父的生产队欠款转到农村信用合作社。81年82年巴中地区出现罕见的干旱与洪涝灾害，造成白岩塬颗粒无收，随后几年，政府划拨给群众的救济粮，却始终不能走进岳父的灶台。那几年，岳父家里没有吃过什么干饭稀饭，土豆成熟了一顿一桶土豆，红苕成熟了一顿一桶红薯。在困境中，岳父母更加明白教育的重要性，他们相信只有知识才能帮助家人走出困境，走出白岩塬。他们的日子就算过得像爬山一样艰难，也想尽一切办法把孩子们送进学校。后来，他们的五个孩子，掌上两个女儿小学毕业就回家帮助父母分担家务，后面三个，一个上了高中，一个上了中师，一个上了中专。
两个女儿出嫁后，家里少了帮手，远田远地的活计压得岳父母喘不过气来，天没亮就摸黑往地里赶，月亮挂天上才踏着夜色往家走，白天的时光，都在地里与泥土、庄稼较劲。从家里到地里，从地里到家里，让脚印长成路，没有农家肥，无钱买化肥，也就没有麦浪翻滚的富饶，一年四季只有山间小径与星辰作伴。从春种忙到秋收，提留统筹费用压弯腰，每当听到队长公布的缴费总金额，岳父总是一声长叹，汗水换不够交钱的票啊！
随着农民承包土地的兴起提留统筹费用就诞生了，开初几年农民还能勉强承受，到了九十年代，越长越高的村社摊派达到了农民无法承受的地步。秋天刚刚过去，大队组织的专业收款队，轮流在各个生产队帮助队长收款。有钱的交钱，没钱就赶猪牵牛，上房揭瓦。岳父家物资抵不够的上缴款，闫友新就给他按百分之十五的月息利滚利。岳父说：“自觉缴纳提留税费不仅是义务，更是一种责任，每个公民都要为国家的繁荣稳定作贡献。但是利滚利是不合法的，完全可以不缴。”那时候没有说理的地方，岳父就在抢种抢收后外出打工，年终的时候，他不但缴清了提留统筹和税务，也缴了利滚利。
岳父家买的三间转角偏房，是解放前的老房子，房间又黑又矮小，其中一间房里有两块占了半间屋的镇宅石，传说两块石头不能移，移了祸事兴。说起来三间房实际上只有两间半屋，狭小的房间里挤满了七个人，收粮食的时候，连一个安静的角落都找不到。满是裂缝和斑驳的柴块子墙体，让寒风和雨水毫无阻挡地进入屋内，屋顶漏雨滴在盆盆钵钵里的声音成了入眠的背景音乐。那时候，岳父的两个小儿子，每当看到其他家庭拥有的温暖和舒适，心中总是充满了无限的羡慕和遗憾，特别想有一间属于自己读书学习的书房。
暑假里，两兄弟对父亲说：“爸，我们负责把屋后面的屋基背出来，你就负责给我们修一间书房！”“可以！你们能把后房屋基背出来，我一定会给你们修一间书房。”岳父高兴地对他们说。说干就干，兄弟俩一人挖土，一人运土，每一天的挥汗如雨，都是为了明天那间不堆粮食，不放杂物，能好好看书学习的小屋。为了有一间温馨的书房，他们愣是用了一个暑期的时间才把屋基背出来。孩子们挖好了地基，岳父就去找队长批树，闫友新说：“划分山林的时候，你的山林里没有树木，假如给你申请了采伐许可证，你去哪里伐树？”岳父说：“全队的干部社员就只剩下我一户没有修房子了，能不能把集体抽留的小树批几棵给我，给孩子们修一间书房”“请问，你家属于哪一类人？想用集体的树子修房子？集体的树木任何人都不要去指望！”闫友新边说话边离开了。他自从当上了队长与岳父家的阶级仇恨，就像无数双手从四面八方压来。那个年代，这种人压人的困境，作为一个边远山区的迁移户是无处诉说的，修房子的事就这样再一次不了了之。
时间来到了九五年，这一年岳父家喝凉水都塞牙。春节过后不久，先是仔猪没满月母猪死了，再是猪崽崽一个一个地死去，最后是商品猪和年猪死倒圈。生活的重锤接二连三砸下，躲过了这一记又迎来那道闷响。岳父的小儿子用手去挤压了疔疮，造成病情加重，血压下降、四肢寒冷等感染性休克，差点命丧黄泉。一家人日子过得比拧干的抹布还皱巴，挤不出一滴滋润的水分来。不说缴生产队的提留统筹款，就连孩子们读书的学费、生活费都无地取土。岳父对家人说：“实在没办法，就把自留地里留作做棺材的两棵柏树卖了，我死了以后就在地里挖个坑，埋在山坡上就是了，不用什么棺材。”岳父做事从不拖泥带水，想好了就去找队长闫友新，队长说：“你家的自留地是我家的祖业，再说山川河流是国家的，柏树又不是你栽的，你想出售就出售啊？”双方僵持了很久，闫友新接着说：“如果你那两棵树能让我采伐一棵的话，马上就去政府给你办理采伐手续。不同意的话，那就只有等到猴年马月了。”岳父听了队长的话，不知是哪根神经搭错了，不但同意了，还帮他砍倒一棵最大的柏树。
闫友新把岳父自留地的木料收走后，给岳父办理采伐手续的事情是今推明缓，最后干脆说没有指标了，只有等来年办理，第二年第三年又说我们村已实施林木采伐指标冻结。岳父的两个儿子知道，他们家庭氏族的根基不在白岩塬，过去父亲当干部斗地主，如今地富子女当了干部，一定是把咋们家当成软柿子捏。父亲一次次的退让，换来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欺凌。兄弟俩决定走出去挣够底气，在他乡安一个新家，带着父母让日子换个活法。
大山的泥泞困不住追梦的脚步，走出去才能让欺负你的人望尘莫及，岳父的两个儿子告别了校园的青春岁月，加入了打工的风雨兼程。奋斗的汗水浇灌出梦想的花朵，几年过后，兄弟俩终于安家落户在成都。岳父在老家等了一年又一年还是没拿到采伐许可证，两个儿子把他们接到城里去生活。岳父母觉得城里的霓虹再亮，也暖不过乡下的炊烟。他们认为城市只能是驿站，最终的家还是在乡下，他们愿与故去的双亲共眠一处，听松涛如旧，看日月同辉。
在成都呆了几年，岳父母们又回到白岩塬。他们向队长又申请了两三年的采伐许可证，队长不但不给，反而还说那棵柏树是集体的了。岳父早就知道队长的别有用心，他把农户家的田地和山林，要么说成是他家的祖业，要么说成是集体的。在他的心里，祖业就该是他的，现在他是队长，集体的不给群众分配自然就全部落在他手里。岳父一气之下砍倒了自留地那棵柏树。树倒的第一时间闫友新找来一帮人，一部分人控制住岳父母，一部分人下料。闫友新收走了树干前端没有节疤的好木料后，连同村长去了乡政府，他们拿回一份乡政府的处理决定：《陈照明采伐的柏树是白岩塬生产队集体的》。岳父不服，起诉到通江县人民法院，要求法院撤销乡政府的《决定》。
法院通过审理，白岩塬生产队不能举证证明，陈照明采伐的自留地柏树，是当年被集体抽留了的。在法庭上，被申请方认为山川河流是国家的，自留地是分给农户耕种，没有卖给农户，自留地上面的树木应该属于集体的。岳父举手陈述道：审判长，当年划分自留地时，我与现在的队长都参加了。那时候塬里树多，烧柴都砍好划的，自留地里的柏树，不分大小集体都没有抽留。当年生产队规定，农户怕自留地的树木荒地，影响产粮食和蔬菜的可以砍掉，愿意荒地的，柏树长大了永远属于农户的。”岳父看到对方还继续强词夺理，他想到如果法院不撤销乡政府的《决定》，这棵树表面上成了集体的，实际上又落到闫友新手里去了，与其归他所有，不如让法院判给农户。岳父的脑回路突然短路了，举手说：“这棵树要说不是我的，那也应该是生产队十几户人的，没有理由说成是集体的。”法官让书记员记录在案后，宣布休庭，择日判决。
很快法院的判决书就下来了，撤销乡政府的决定，建议陈照明采伐的柏树归十几户村民共有。岳父如梦初醒：“自留地的柏树就该属于我的，为啥自己要说成是十几户人公有的？”他上诉到巴中市中院，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领取终审判决书的那天，岳父碰到了闫友新，遇见仇人，心中的怒火一下子就燃烧起来了。岳父气愤地对闫友新说道：“我当队长的时候，你修了一座三合院。我当队长也好，你当队长也罢，我这一生没有采伐生产队一棵树，家里装粮食的柜子是买的，没有做一件家具，没有修一间房子。”岳父停顿片刻又说：“责任制变更二十多年了，国家没有说地主的祖业还给地主子女。闫家院房子周围那十多二十棵古树，闫家院后山那一片柏树林的柏树，是我经手留给集体的。请问？这些柏树去了哪里？为什么群众没有分到一分钱？你我两家人口差不多，我家养母猪出售商品猪；你家什么都不养，当四五十个人的队长。我家债台高筑，你家在镇上修房子，在另一个乡镇上还买房子。我们的差别咋那么大啊？其他农户不敢惹你，对不起！现在有时间了，我想把问题查个水落石出。”
终审判决书生效后，村长要求白岩塬群众申请强制执行，会场静得能听见笔尖划过纸张的细碎声音，村长的“号召”声落下许久，只有此起彼伏的呼吸声在空气中轻轻回荡，无人应声。会场里长时间陷入一种尴尬的安静，队长闫友新坐不住了，他怕他的害人之心终遭反噬，换了一副好像事情与他无关的面孔说：“自留地是62年划分的，当年划地的时候我们白岩塬生产队就规定，自留地里的大小树木集体不抽留，其地内的林木和林产品归农户个人所有。请问大家，你们自留地的树木早就砍伐殆尽了，是集体抽走了，是分给社员了？还是你们自己采伐使用了？”队长突如其来的态度转变让群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愣在会场，心中一片茫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不知他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村长听出了话音，坐不住了，选择了离开。队长接着说：“既然自留地的树木都归了农户所有，那就一视同仁，决不能对迁移户另眼看待，陈照明砍伐的这棵树也就属于他个人所有。”会场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岳父母们解决好了自己的身后事，又回到城市里养老。在城市里呆久了，故乡，那抹不去的印记，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然入梦。那条蜿蜒的小路，通向的是他们心底最深处的故乡情。岳父母虽八十有几了，身体好，不晕车，村中日月长，城中岁月忙，来来去去，享受宁静与喧嚣的不同滋味。回老家时，闫友新请岳父母作客，岳父也回请闫友新来成都玩耍。老邻居欢聚，陪他逛成都的风景名胜，聊儿时的梦想和记忆深处的欢乐。岁月流转，相聚依旧，那些年的故事，让他们的心紧紧相连。如今，两位老人都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他们不会用微信聊天，不会用视频和语音打电话，就经常打电话聊天。每一次打电话，岳父给闫友新讲城市里的日新月异，闫友新给岳父摆，故乡邻里之间的家长里短，这村的老人住院了，那社的老人登仙了，哪个的孙子上了大学，哪个的孙子又当兵了。
岳父很多时候聊高兴了就忘了套餐分钟数，经常遭到儿女们的抱怨：“一辈子的仇恨，咋就都忘了呢？”岳父却说：“那些咬牙切齿的过往，那些刻骨铭心的仇恨，在时间和新的生活面前，都成了不值一提的过往，人生苦短，不必为那些不值得的人或事，耿耿于怀，学会放下，才能更快乐。相反，我们应该感恩欺压我们的人，如果没有阶级仇恨的欺压，我们至今都还有可能住在不通公路的泥巴墙矮屋里。怎么可能住得上高楼大厦，又怎么能开上小汽车喃？是啊！没有山穷水尽，哪来柳暗花明，没有万念俱灰，哪来绝境重生呢？”
岳父说得好！人生下半场，活得好不好，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能放下多少。我敬仰岳父，能将仇恨轻轻放下，把晚年过成了风景，耄耋之年仍思维敏捷，身体硬朗，吃嘛嘛香。这份通透与豁达，是晚年精彩的密码，是我学习的榜样。
恭祝岳父岳母大人，身健如松，寿比南山。愿从容过耄耋，安康上鲐背，笑迎期颐年，福寿永绵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