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应当行走》：美国一段关于小儿麻痹症的往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后，新冠疫苗的研发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在大半个世纪前，另一场相似的瘟疫——小儿麻痹症（又名脊髓灰质炎）肆虐的时候，疫苗的研发工作要艰辛得多。

这本书记载的正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战胜小儿麻痹症的曲折历程。

脊髓灰质炎的第一次大流行。

人类罹患脊髓灰质炎的历史很可能相当久远，从历史上来看，这是一种很普通的传染病。在19世纪末，美国就有零星的脊髓灰质炎病例，但并未形成流行趋势，所以也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1916年，美国出现了第一次脊髓灰质炎大流行，大约有27000名美国人因此丧命——要知道，那时候整个美国的总人口只有1亿左右，也就是说，每一万人里就死掉了三个。而且奇怪的是，它侵袭的往往是那些干净整洁、生活优渥的中产阶级社区乃至富人区。

在人们的常识中，贫穷和脏乱是滋生疾病的温床，但脊髓灰质炎却并非如此。最容易得病的是中产家庭中最受呵护的孩子，留下的后遗症又十分触目惊心：有的孩子双腿瘫痪，终身无法行走，还有一些患者无法自主呼吸，只能依靠一种叫做铁肺的辅助设备维持生命。

面对可怕的传染病，人们第一时间采取了常规的措施，但却收效甚微。当时的人们完全不了解这种疾病，恐慌的情绪在全社会蔓延。

研究者想方设法从病死者的脊髓中提取出脊髓灰质炎病毒样本，并将这种疾病传给了猴子。这样医学研究者就可以在实验室中研究这种病毒，寻找对付它的办法。

要战胜脊髓灰质炎，疫苗是最大的希望，但疫苗的早期研究却误入了歧途。

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出资建立的洛克菲勒研究所是当时美国最先进的医学研究机构，但这家机构的第一任所长西蒙·弗莱克斯纳却将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究引入了歧途。

疫苗的原理并不复杂：病原体第一次进入人体后，免疫系统会制造出一支细胞组成的军队来对抗入侵者；等到下一次遇到同样的病原体，这些训练有素的老兵就会重新激活，迅速消灭敌人。这里头的关键在于，疫苗能刺激免疫系统在血液中产生抗体，来对抗病毒。那么，脊髓灰质炎病毒是如何进入血液的呢？弗莱克斯纳对此展开了研究。

通过猴子实验，弗莱克斯纳认定脊髓灰质炎通过鼻腔直接进入神经系统，不必经过血液，这就带来了一个大问题：如果这种病毒根本不用进入血液就能抵达中枢神经系统，那疫苗又有什么用呢？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基于“病毒通过鼻子直接进入神经系统”的判断，弗莱克斯纳对疫苗失去了信心，他开始转而寻找某种保护鼻腔，以阻断病毒进入人体的预防方式。针对脊髓灰质炎的医学研究工作走入了死胡同。

直到20世纪40年代，有好几位科学家分别做出了独立的研究，最终确认脊髓灰质炎病毒通过口腔进入人体，然后沿着消化道下行，最终还是通过血液进入神经系统，疫苗的研究才算重回正轨。

疫苗研发过程中的路线之争。

大体来说，脊髓灰质炎疫苗分为两种，活病毒疫苗和灭活病毒疫苗。

活病毒疫苗又叫减毒疫苗，它的原料是活体病毒，但是毒性已经减弱了，弱化版病毒的毒性足以激发人体免疫系统产生抗体，但不会引发严重的症状。这种疫苗有极小的几率引发真正的脊髓灰质炎，但概率非常非常低。而且弱化后的病毒能够自然传播给没有接种过疫苗的人，实现“被动免疫”，所以活病毒疫苗特别适合一些条件有限，无法及时给所有人接种疫苗的国家和地区。

相比之下，灭活病毒疫苗就很简单明了。它是将病毒杀死以后再制作成疫苗。优点在于绝对不会引发脊髓灰质炎，缺点则是死病毒引发的免疫反应相对比较微弱，所以免疫力的持续时间不如活病毒疫苗，而且价格昂贵。

两条科研之路上都聚集了大量的研究者，其中以萨宾和索尔克的对抗最为精彩。

以萨宾为首的活病毒疫苗研发之路非常艰难，但却是医学精英眼中的正途，他们认为，只有活病毒疫苗才能提供足够的免疫力，彻底根除脊髓灰质炎。

索尔克的灭活病毒疫苗不被科研界青睐，却得到了罗斯福建立的国家小儿麻痹基金会更大的支持。

在这场拉力赛中，索尔克确实率先抵达了终点。1952年，他研发的灭活病毒疫苗在小规模人体试验中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索尔克欣喜若狂。

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共卫生试验。

索尔克疫苗问世的时机恰到好处，1952年是美国脊髓灰质炎疫情最严重的一年。尽管以萨宾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新疫苗应该观察5到15年时间才能展开大规模推广，但基金会和民众却等不了那么久。索尔克本人也认为，12个月到15个月的观察期已经足够。最终，美国民众对疫苗的渴望超过了对疫苗试验的担忧。

按照目前全世界通行的标准，疫苗的临床测试分为三个阶段，也就是三期。只有通过了全部三期测试的疫苗才能向公众推广。而在索尔克疫苗接受测试的上世纪50年代，这一整套流程都不存在。国家基金会和索尔克的实验室必须自己确定试验的规模、形式、地点和参与测试的人选，并独力完成相关的所有组织工作和资金筹措。

这次试验为国家基金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根据基金会的估计，他们大约征集了14000位学校负责人，50000位一线教师，20000位医生和40000名护士参与项目，此外还有20～25万名非专业性的活跃志愿者。

1954年4月26日，这场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共卫生试验正式登场。接下来的三个月里，130多万名儿童参与了这项试验，超过60万名儿童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事后的数据统计工作花费了整整一年时间。

一年之后的1955年4月12日，国家基金会对外公布了这次试验的结果：索尔克疫苗预防瘫痪性脊髓灰质炎的有效率高达60%~90%。发布会结束后，索尔克疫苗在短短两小时内就得到了政府的批准。

1954年的索尔克疫苗试验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国家基金会在这个项目中摸索出来的方法和流程为许多民间组织和政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样本；从那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在药物和疫苗的测试、审批流程上也变得越来越规范化。

索尔克疫苗大获全胜，5年后，萨宾的疫苗也在一个出乎意料的地方首先得到了大规模推广，那就是美国的对手苏联。

疫苗大规模铺开后，脊髓灰质炎很快偃旗息鼓，到了1961年，美国全国报告的脊髓灰质炎病例还不到1000例。但在疫苗问世之后，公众对脊髓灰质炎的关注迅速退潮，相关科学研究也停滞了。

今天我们来回顾这段历史，似乎单个事件的成败完全出于偶然。结果证明，哪怕运气再差，只要试过了所有岔路，最终总会踏上通往光明的坦途。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就是这样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的，探索的过程中，每一个看似偶然的错误都是通往成功的一级阶梯。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的大背景下，这或许是脊髓灰质炎之战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