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22天《明法解 第六十七》第三部分
《管子》学习第222天《明法解 第六十七》第三部分
原文阅读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势也。故威势在下，则主制于臣；威势在上，则臣制于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门守其户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势也。故威势独在于主，则群臣畏敬；法政独出于主，则天下服德。故威势分于臣则令不行，法政出于臣则民不听。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势独在于主而不与臣共，法政独制于主而不从臣出。故《明法》曰：“威不两错，政不二门。”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仪，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序也，万事之仪表也；吏者，民之所悬命也。故明主之治也，当于法者赏之，违于法者诛之。故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也。此以法举错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故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
权衡者，所以起轻重之数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恶利也，权不能为之多少其数，而衡不能为之轻重其量也。人知事权衡之无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则官不得枉法，吏不得为私。民知事吏之无益，故财货不行于吏。权衡平正而待物，故奸诈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
尺寸寻丈者，所以得长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长，则万举而万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虽富贵众强，不为益长；虽贫贱卑辱，不为损短。公平而无所偏，故奸诈之人不能误也。故《明法》曰：“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
字词注释
[1]错：放置。在此是分开、分占意思。
[2]一：统一。
[3]表仪：法度。
[4]仪表：准则。
[5]悬命：寄托性命。
[6]德：感激，爱戴。
[7]错：通“措”。措施。
[8]相距：相抗衡。
[9]权衡：这里指对于多少轻重的计量判断。权衡只能反映数量，而不产生数量，所以下文有“不事”之说。
[10]起：计量。
[11]尺寸寻丈：均为古代的计量单位。
[12]举：尽，各尽其实情的意思。失：失败，失误。
[13]众强：人多势众。
[14]益：增加。
[15]数：计算。
译文参考
君主之所以能控制臣下，靠的是威势。因此威势旁落，那么君主就会受制于臣下；威势掌握在君主手中，那么臣下就受制于君主。被蒙蔽的君主，并没有堵塞和封守他的门户，然而君主的命令不能实行、禁令不能奏效、所要求的不能得到，就是因为丧失了威势。因此威势独揽在君主手里，群臣就畏惧恭敬；法度政令由君主独自决定，天下就服从听命。故而威势分散于臣下命令就无法推行，法度政令产生于臣下百姓就不会听命。因此明君治理天下，威势独揽于君主而不与臣下共有，法度政令独定于君主而不许其出自臣下。因此《明法》篇说：“君主的威势不能由两家分占，政令不能由两家制定。”
明君，统一度量，建立法度，并且坚决地维护它们，因此命令下达而民众服从。法，是天下的规程，万事的准则；执法的官吏，是决定着民众生命的。因此明君治国，对于遵守法令的人要赏，对于违背法令的人要罚。因此依法治罪，民众受死也没有怨恨；依法量功，民众受赏也不用感恩。这些都是按照法度处理事情的功效。因此《明法》篇说：“以法治国，就是按法度来处理而已。”
明君，掌握着对法度的控制，因此群臣都由于规范的治理而不敢行奸佞之事。百姓也知道君主是依法办事的，因此官吏对民众的役使，合法的民众就服从，不合法的就拒绝，民众用法度和官吏相抗衡，下层凭法度为上层处理事务。因此奸诈的人不能欺骗君主，嫉妒的人无法施用害人之心，谗谀之人不能施展其机巧。即使在千里之外，人们都不敢擅自为非作歹。因此《明法》篇说：“有了法度的制约，民众就不能通过伪诈来取巧。”
设立权衡，是用来明确轻重数量的。然而人们不去尊奉它，并非心里厌恶财利，而是因为权不能为人改变数量的多少，衡不能为人改变重量的轻重。人们看到尊奉权衡没有任何益处，因此不去尊奉它。同样，有明君处在上位，官员就不能枉法，小吏就不能行私。人们看到奉承官吏没有任何益处，因此就不去用钱财行贿官吏了。权衡公正地对待任何事物，因而奸诈之人就不能行私了。因此《明法》篇说：“有了权衡的称量，人们就不能利用轻重来欺骗。”
尺、寸、寻、丈这些计量单位，靠它们来得到长短的实际数据。因此用尺寸测量短长，就会测得万物的实际数据而万无一失。尺寸的测量结果，即使是对富贵有势力的人，也不为他们增长；即使是对贫贱地位低的人，也不为他们减短。它公平而没有偏私，因此奸诈的人不能借此制造错误。因此《明法》篇说：“有了寻丈的计算，人们就不能利用长短制造误差。”
核心内容解读
“威不两错，政不二门”是古代中国法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强调了法治的重要性以及政令的统一性。具体来说，在国家治理中，权威和政策不能有双重标准或矛盾。“威不两错”意味着权威不能分散，必须集中在一个中心，而“政不二门”则强调政令不能出自多个源头，必须统一。法治是确保政策一致性和权威性的关键。通过法律来治理国家，可以避免政策执行中的混乱和矛盾，确保国家的稳定和秩序。
在政治结构上，作者主张君主专权，即君主应当掌握绝对的权力，通过法律来控制社会和民众。这种思想在《管子·国蓄》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主张“利出一孔”，即所有的利益和资源都应当由君主控制，以此来确保君主的权威和国家的稳定。对于社会控制和民众管理，只有通过法律的严格执行，民众自觉遵守法律，从而达到社会和谐和稳定的目的。
作者重点阐述了君主如何通过“威势”来控制臣下，以及威势的重要性。“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势也”，这意味着君主能够控制臣下，主要依靠的是这种威势。威势的存在使得君主能够有效地发布命令、实施禁令，并实现自己的愿望。不过，威势的位置决定了控制的方向。“威势在下，则主制于臣；威势在上，则臣制于主”。如果威势在君主手中，那么臣下就会服从君主；反之，如果威势被臣下掌握，君主就会受制于臣下。君主如果丧失了威势丧失则后果严重，“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势也”。即使君主没有被物理上隔离或限制，但如果失去了威势，他的命令将无法执行，禁令将无法生效，他的愿望也将无法实现。这里不仅强调了威势对于君主控制力的重要性，也反映了古代中国政治哲学中关于君臣关系的思考。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这种依赖威势的统治方式可能被视为一种专制或独裁的表现。现代民主制度更倾向于通过法律和制度来实现权力分配和控制，而不是单纯依赖个人的威势。
“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表明法治的核心在于通过明确的法律来指导和规范行为，强调了法治的重要性及其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先秦法家认为通过法律来治理国家是最有效的方式。法律是国家的程式和仪表，官员和民众都必须遵守。这种法治观念强调了法律的普遍适用性和权威性，确保了国家的稳定和秩序。
法律应当是公正和透明的，不应受到个人意志或偏见的影响。正如文中所说，“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法律的存在使得任何人都不能通过欺诈或伪善来逃避责任。法律必须具有客观性，文中提到“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和“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强调了法律应当像称重和测量工具一样客观和精确。法律不应因人而异，而应适用于所有人，确保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尽管这段话出自古代，但其对现代法治的启示依然重要。现代社会中，法治仍然是确保社会公正和秩序的基础。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应当透明、公正，确保每个人都能在法律的保护下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需要注意的是，“以法治国”是中国古代法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这一理念在秦国得到了显著的实践，尤其是在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通过严格的法律体系实现了国家的富强。然而，古代的"以法治国"与现代的"依法治国"在内涵和实施方式上有显著的不同。
首先，古代的"以法治国"更多地强调法律作为统治工具的使用，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往往是为了维护君主的权威和国家的稳定。在这种模式下，法律是君主手中的鞭子，用来管理和控制百姓，这种法治模式下，法律的公正性和平等性往往受到质疑，因为法律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个人的权益往往被忽视，甚至牵连无辜者也在所不惜。
相比之下，现代的"依法治国"则更加强调法律的公正性和平等性，法律不仅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更是保障公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现代法治的核心是"依"字，即法律是治理国家的依据，而不是简单的工具。在这种模式下，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和原则，确保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最重要的是，古代的"以法治国"往往与君主专制政体相结合，君主有超越法律的权利，而在现代的"依法治国"中，法律是最高的权威，任何人都必须遵守法律，包括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官员。这种法治模式下，法律不仅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更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民权益的保障。在现代国家，“依法治国”被视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通过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确保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先秦时期的谏议制度
（一）先秦是中国谏议制度的萌芽时期。商代以前的有关记述虽大都来自于传说，但在军事民主制尚广泛残存的情况下，君主向下属纳谏是施政中的重要内容。像黄帝、尧、舜、禹等，都采取了许多鼓励下属进谏的措施，并成为后世广泛流传的佳话。商代以后则出现了以进谏为主的职官。西周除设“司谏”一职外，另设有“保氏”一职，“保氏掌谏王恶”。《周礼·地官司徒》文下“疏”云：“王有恶则谏……谏者以礼义正之……使王谨慎其身而归于道。”这里的“保氏”就是个专职谏官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设有大谏、御史等官职，虽兼有监察和教化之责，但谏议的功能越来越明显了。
（二）自先秦开始，君主向下属纳谏就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优良文化传统。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由于古代的巫史传统，下属经常用卜筮的方法向君主进谏。《左传》和《国语》中都记有许多这样的例证。《周易·蹇卦》六二的爻辞为：“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意思是说，作为君王的臣下，蹇蹇直言进谏，并不是为了自身之事，而是为了君国之事。这种优良的传统一直为后世所继承。
（三）这时出现的一些著名谏臣成为后世的楷模。其中最为出名的当数殷商末年的比干。他痛感商纣王的荒淫无道，便反复谏诤，以至于三日不去，竟被纣王挖心而死。比干的直言敢谏为后世树立了一个难以逾越的标准。春秋时齐国的晏子既勇于进谏，又善于进谏，使齐国迅速强大起来。他一生俭朴，讲求气节，致使孔子愿当他的学生，司马迁愿当他的车夫。这些著名谏臣的活动成为历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四）先秦已形成了丰富的谏议思想。大体说来，法家虽然也主张君主应虚心纳谏，但更强调维护君主的权威，甚至要为君主掩恶。墨家主张臣下应勇于进谏，倡“亲士”、“尚贤”，具有浓厚的平民色彩，视君主虚心纳谏为一种善行，是一种美德，颇为深刻。但因墨家整体对后世影响较小，故其谏议思想对后世影响亦不甚大。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儒家思想。
（五）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其本身就是反对暴政、崇尚仁政，虚心纳谏即仁政的题中应有之意。儒家倡导“内圣外王”，即具有仁爱之心的圣贤居王位，行仁政。对此，曾巩在《唐论》中进一步阐释道：“诎己从谏，仁心爱人。”意即曲折自己，听从劝谏。儒家主张“以道事君”，无道之君被有道之君所取代是合乎天理之事。因此，君权并非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称赞儒家政治思想为道德政治，对消除战争尤有意义，当属有识之论。
参考资料
《中国谏议制度史：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晁中辰，中华书局，2015年1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