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长·张永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坐在阳台上发呆，以前研究所的同事小董突然微话给我，给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我们以前的所长张永因为经济问题，被停职审查了。我有些不可置信。这几年，的确有好几个我们熟悉的人先后出了问题，但张永，我是没有料到的。

在我心目中，张永是有些清高、有些风骨的人。

多年前，我曾在某研究所工作过，张永是所长。这个研究所是市某委下属的事业单位，一共10来个人。我生完小孩在家里停薪留职了一年，因前面一个单位离家太远，于是通过关系调到了这家研究所。那时张永应该30多岁，戴眼镜，身材中等，天庭饱满，既意气风发又文质彬彬的样子。

我在研究所的核心部门研究室任研究员。我们所听上去很高大上（包括我的头衔）——政府某部门的智囊团，跟社科院类似，其实工作很无聊。我初来乍到，且专业不对口，只能帮老同志打打下手。老同志似乎忙得很起劲，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记得我参加过一个“关于科研成果如何转化”的课题，折腾了大半年，报告出来，上级部门审核通过，然后呢，就没有了然后，这些纸上谈兵的东西，多半交上去后就束之高阁了吧。

感觉不到工作的意义，自然对工作没有兴趣，班自然上的浑浑噩噩。但跟我以前的单位相比，我还是更喜欢这个新单位：单位小，人事关系比较单纯，至少当时年轻无城府的我是这么觉得的。所里除了所长、书记，其他人都算老百姓，没有高低上下之分，同事之间相当和谐。书记基本不管事，所长张永大事小情一手抓。书记换了一轮又一轮，张永的所长位置坚若磐石。

工作没压力，考勤也松散。有人出去调研不来，有人出去办事不来，我的孩子生病，一个电话也可以几天不来，也没有扣工资一说。在国企干过几年的我，刚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后来发现这个单位就是这么宽容，只要你真有事，哪怕是私事，如果不太过分，领导、同事一般都不会说什么。其实这就是最初的工作弹性制吧，反正是做项目，到时候项目能完成不就得了。我小孩三岁以前经常生病，于是，这种考勤松散的单位对我再合适不过了，虽然我也曾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虽然这种混日子的工作让我又颓废又迷茫。

张永的状态则完全不同。

可以说，全所最忙的人就是所长张永了，他整天充满激情、风风火火、忙进忙出，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他的专职司机甘师傅（开的是桑塔纳），也跟在他屁股后面忙进忙出，被大家戏称为“甘副所长”。

“别看张永现在这么风风火火、一本正经的，之前老所长在位时，他一直是副职，就是上不去，上班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前年老所长退休了，他才熬出了头，当上了一把手。”看着张永忙碌的背影，大我七岁的出纳员小董撇着嘴悄咪咪地跟我说。小董是这个所的老员工，长相秀美、性格开朗又善解人意，是领导和群众都很喜欢的那种人，张永似乎对她也另眼相待，也只有伶牙俐齿的她，敢当面开张永的玩笑，敢在背后揭他的“老底”。

90年代中期，大部分企业处在转型期，普遍效益不好，旱涝保收的事业单位成了香饽饽。我们单位十来个人，个个都有些来头，比如小董和张永的父亲就都是老革命。张永父亲曾任某地方大学的副校长，住的是别墅，张永婚后也一直住家里，熟悉张永的人喜欢背后叫他“张公子”，这跟他风度翩翩、器宇不凡的形象倒是十分贴合。我到所里时，张永刚离婚不久。据小董说，他嫌前妻大老粗，没情调，他们还共同育有一个可爱的儿子。一天他前妻来所里，小董指给我看，只见她皮肤白皙，浓眉大眼，简直称得上漂亮。后来，张永娶了一个“很会作”的女人，大学英语老师，小董对她印象不佳。“张永夸他后面这个老婆特有情调，平时都不叫他的名字，叫他Darlin，听得我鸡皮疙瘩掉一地。”小董的语气有点酸不溜秋。

如果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张永这叫注重“精神同频”吧。

那时候，上班唯一的调剂，于我而言，就是中午可以打打麻将。

单位一般都没有食堂，所里请了一个阿姨帮我们做午饭，离家较远的员工就在所里吃午饭，餐费自理。吃完午饭，资料室的于老师，新婚不久的小方，再加上小董和我，刚好四名女将凑一桌，可以打上一个小时的麻将。男同事也有一两个在单位吃饭的，偶尔也有张永，但他们都很识趣地不跟我们女同胞争位置，除非三缺一。

有一天午饭后，我们四位女将刚刚在麻将桌边各就各位，张永突然从外面办事回来，可能那天心情特别好吧，他径直推开麻将室的房门，带着一股风闯了进来，一看我们还没开始，立刻眉开眼笑。

“怎么样？今天摸风，摸到白板的下去。”他搓着双手，兴致勃勃地提议道。

虽然不情愿，但领导都这么说了，只能这样了。大家七手八脚找出东南西北风和白板，面朝下搅乱。张永志在必得地说：“我来先摸！”说完他迫不及待地抓起一张牌，很自信很潇洒地用力一翻——白板！众人窃喜。“这个鬼手气！”他苦笑着把白板拍在桌子上，摇着头悻悻离去，留下我们四个女将乐不可支，笑疼了肚子。

打那以后，张永再没有参与我们的午间牌局，哪怕在所里吃饭，也是饭后就关在自己办公室里休息。不久传来了上级部门的指示，机关及下属单位里不允许打麻将。张永郑重其事地宣布了这一消息，并立即执行。小董说，只怕他早就巴不得取缔打麻将呢，反正他也打不成，看你们打心里难受。

自此我再也没有打过麻将了。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打得很小，输赢十几块钱，纯粹娱乐。

上班变得更加无聊。

终于，张永的努力和忙碌有了收获，他抓住契机，从上级部门申请到了全市科技项目评估的组织工作。这个工作每年都有，这样，所里不仅有了新的收入来源，大家也有些具体的事情可做，单位面貌焕然一新。从那时起，每年完成项目评估工作后，为了慰劳大家，张永就带领全所员工公款旅游一次，先后去了北京的承德山庄、湖南的张家界和安徽黄山，我们所名声大噪，让其他兄弟单位羡慕不已，张永也名声大噪，红极一时。我辞职离开单位后，据说他们玩得更远了，到了香港，后来还到了泰国。

因为工作出色，上级部门拨款给张永买了商品房。90年代后期，商品房刚刚兴起不久，很少有人买得起。上级部门属于政府机关，有福利分房，我们研究所级别不够，就只能照顾所领导了。小董说，还是当领导好，当领导累是累点，应该的，回报也大呀。

后来我随家人出国，办理了停薪留职，回国后没有回原单位上班，而是去了上海工作。当时回单位转人事关系时，张永按规定收了我几千块钱的档案管理费。虽然我是因为关系进来的，而且是他的上级部门，但他并没有因此对我网开一面。他解释说，跟我类似情况的还有其他人，他只能照规定办事。当时的大几千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但我完全理解他，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而帮我的那位亲戚心里多少有点不爽，觉得没有给他面子。

几年后，张永和小董来上海出差，主动要请我吃饭，有“赔罪”的意思。我是地主，自然不会让他请客。但他这种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作风，还是深得人心的。

那次见面还是挺愉快的，他还是那么意气风发，踌躇满志。

“你现在状态不错啊！”这是他看见我说的第一句话，我说我在一家外企上班，其实工作很忙很累，不过很充实。他又上下打量我一番，坏笑着，感叹道，“人还是有点压力好啊！”

嘿嘿，我就当这是夸我吧。

时光荏苒，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后来听小董提到他时，却是他的负面消息。研究所和兄弟单位合并，他失去了一把手的职位，原来那个很欣赏他的老上级退休后，新上级对他并不待见，所以合并后，他就被闲置了，然后就爆出有经济问题。

“你信他有经济问题吗？”我问小董。

“不知道，总归有一点吧，”小董思忖着说，“还好权利不大，估计也不会太严重。”

过了些时日，审查结果出来了，张永主持评审工作期间，收受企业红包若干属实，但因金额不大，且他自己没有私吞，而是入了研究所小金库，供员工公费旅游的开支，上级部门对他最后只是通报批评记过了事。

几年后，张永顺利退休。

后记：张永退休后，在市郊买了套小别墅（他自称农家小院），每天跟他那位很会作的夫人养花种菜，吟诗作画，过起了悠哉游哉的田园生活。又过了若干年，他才跟最亲密的朋友自曝他的一位至亲卷入了七十年代初的9**事件，全家人都受到牵连，当时他才十六岁，也写了无数遍的交代材料，前途从此一片黑暗。他也迷茫过、颓废过，但终究还是挺过来了。他后来的一切都是他自己打拼来的，他的优渥出身不但没有带给他好处，相反是他前进道路上巨大的无法跨越的障碍。他热衷政治，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但无论他怎么努力，无论他能力如何超群，他都不可能有太大的前途，这也是为什么他一直屈就在一个难以有所作为的小小研究所的缘故。据说他讲到伤心处时，几度哽咽泪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