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19天《版法解 第六十六》第三部分

《管子》学习第219天《版法解 第六十六》第三部分

原文阅读

      凡人君者，覆载万民而兼有之，烛临万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时为主、为质，以治天下。天覆而无外也，其德无所不在；地载而无弃也，安固而不动，故莫不生殖。圣人法之以覆载万民，故莫不得其职姓，得其职姓，则莫不为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无亲。”

        日月之明无私，故莫不得光。圣人法之，以烛万民，故能审察，则无遗善，无隐奸。无遗善，无隐奸，则刑赏信必。刑赏信必，则善劝而奸止。故曰：“参于日月。”

        四时之行，信必而著明。圣人法之，以事万民，故不失时功。故曰：“佐于四时。”

        凡众者，爱之则亲，利之则至。是故明君设利以致之，明爱以亲之。徒利而不爱，则众至而不亲；徒爱而不利，则众亲而不至。爱施俱行，则说君臣、说朋友、说兄弟、说父子。爱施所设，四固不能守。故曰：“说在爱施。”

        凡君所以有众者，爱施之德也。爱有所移，利有所并，则不能尽有。故曰：“有众在废私。”

        爱施之德虽行而无私，内行不修，则不能朝远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义，饰父子兄弟夫妻之义，饰男女之别，别疏数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章明。如此则近者亲之，远者归之。故曰：“召远在修近。”

      闭祸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无怨也。凡祸乱之所生，生于怨咎；怨咎所生，生于非理。是以明君之事众也必经，使之必道，施报必当，出言必得，刑罚必理。如此则众无郁怨之心，无憾恨之意，如此则祸乱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闭祸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贤佐也。佐贤则君尊、国安、民治，无佐则君卑、国危、民乱。故曰：“备长存乎任贤。”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是故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天下所谋，虽立必隳；天下所持，虽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凡所谓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举利之。以所谓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谓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纣，士卒往者，人有书社。入殷之日，决钜桥之粟，散鹿台之钱，殷民大说。此所谓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谓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长久，合德而兼覆之，则万物受命；象地无亲，无亲安固，无亲而兼载之，则诸生皆殖；参于日月，无私葆光，无私而兼照之，则善恶不隐。然则君子之为身，无好无恶，然已乎？”管子曰：“不然。夫学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抚。故君子恶称人之恶，恶不忠而怨妒，恶不公议而名当称，恶不位下而位上，恶不亲外而内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况人君乎？”

字词注释

[1]覆载：覆盖承载。引申为保护。

[2]烛临：由上向下照射。引申为掌控管辖。

[3]质：凭借，依据。

[4]职姓：职为官职之意，姓是获得官职的标志。这里职姓引申为生计，即谋生的手段。

[5]参：参照，考察，检验。

[6]事：通“使”。役使。

[7]佐：辅助。

[8]至：到来，归附。

[9]说：同“悦”。喜悦。

[10]四固：四方的边境。

[11]移：改变，转移。

[12]内行：指君主的个人品德操行。

[13]朝：使……来朝见。

[14]饰：通“饬”。整顿。

[15]疏数：亲疏远近。

[16]闭：关闭，消除。

[17]经：常理，准则。这里用如动词，指遵循常道。

[18]得：正确。

[19]尊：地位尊崇。

[20]持：维持，拥护。

[21]擅：专擅，独占。

[22]谋：谋划，图谋。

[23]隳：落下，倒塌。

[24]历山：地名。具体地点说法不一，一说在今山西雷首山附近，一说在今山东菏泽东北。

[25]陶河滨：在黄河边上制陶。具体地点亦有今山西、山东之异。

[26]雷泽：地名。传说舜曾在这里打鱼。具体地点一说在今山东菏泽东北，历山旁。

[27]举：全，尽。

[28]书社：春秋时期出现的社会组织。每一社有若干户人家（一般为二十五户），把这些人家的户口登记在版图上，就是一个书社。

[29]钜桥：古粮仓名。地址据说在今河北曲周。

[30]鹿台：殷商建筑名。在当时的殷都，今河南淇县。

[31]葆光：保持光芒。

[32]抚：安。

[33]当：党。结朋党。

译文参考

      凡是君主，都保护着万民并拥有他们，管辖着众多部族并役使他们。因此把天地、日月、四时作为主宰、根据，来治理天下。天覆盖万物而没有例外，其德行无所不在；地承载万物而没有遗弃，稳定而不动，因此万物没有不生长繁育的。圣人效法它们来保护万民，因此民众没有不得到生计的。得到生计，就没有不为君主效力的了。因此说：“君主应该效法上天，对万物普施德泽；模仿后土，对万物没有偏心。”

        日月的光明无所偏私，因而没有得不到光照的；圣人效法它们，来管辖万民，因此能够审慎明察，善行就没有遗漏，恶事也无所隐蔽。没有遗漏的善行和没有隐蔽着的恶事，就可以做到赏罚准确。赏罚准确，那么善行就得到鼓励，恶行就得到禁止。因此说：“以日月做检验。”

      四时的运行，守信而且显著。圣人效法它，以役使万民，因而事功不失时机。因此说：“用四时作为辅助。”

对于民众，爱护他们，他们就亲近；给他们利益，他们就归附。因此贤明的君主谋划福利来招引他们，宣明爱护之意以使他们亲近。只谋利而不爱护，民众虽归附却不亲近；只爱护而不给予利益，民众只亲近而不归附。爱护与施利兼行，就可做到君臣喜悦、朋友喜悦、兄弟喜悦、父子喜悦了。爱、利兼行的结果，是使敌国四方边境都不能固守。因此说：“欲使众人喜悦，君主须爱护与施利同时施行。”

      凡是国君之所以能赢得民众拥护，是因为有爱民和施利于民的德惠。爱民之心如果有所改变，民众利益如果被吞并，就不能完全赢得民众了。因此说：“获得民众拥护在于废除私心。”

        虽然行使爱民和施利的德行并且也没有偏私之处，但如果君主的个人操行不好，就不能使远方君主来朝见。因此要端正君臣上下的名分，整顿父子兄弟夫妻间的名分，整饬男女间的分别，区别亲疏远近的不同，使君主有德大臣尽忠，父亲慈爱孩子孝顺，兄弟之间相敬相爱，礼义彰明显著。这样就会近处的民众都来亲近，远国的民众也来归附。因此说：“招徕远方的民众在于修治国内的德行。”

        消除祸患在于消除怨恨，不是说有了怨恨才去消除，而是要使管理的地区一般没有怨恨出现。凡是祸乱的发生，是因为出现埋怨；出现埋怨，是因为不依理行事。因此贤明的君主管理民众一定要遵循原则，役使他们一定要遵循道理，施予报酬一定要恰当，说话一定要正确，刑罚一定要合理。这样，民众就没有积怨之心，也就没有怨恨之意了，这样祸乱就不会发生，君主地位也不致陷于危险。因此说：“消除祸患在于消除怨恨。”

        大凡君主之所以能地位尊崇安定，是因为有贤臣辅佐。有贤臣辅佐，就能君主地位尊崇，国家安定，人民得治；没有贤臣辅佐，就会君主地位卑微，国家危亡，人民叛乱。因此说：“准备长远大计在于任用贤人。”

        大凡民众，没有不想要得到利益而厌恶危害的。因此与天下人共享利益的，天下人就拥护他；独占天下利益的，天下人就图谋他。天下人所图谋的，地位虽然确立也必会倒台；天下人所拥护的，地位虽然尊崇也没有危险。因此说：“巩固尊崇地位在于与民同利。”

      能说得上以自己所不利而惠泽他人的，是舜。舜在历山耕种，在黄河滨制陶，在雷泽打鱼，自己不获其利，反而把技艺教给百姓，百姓全都因此获利。这就是所谓能以己所不利惠泽他人。有所谓能以自己没有的惠泽他人，这就是周武王。周武王伐商纣王，参战的士卒，每人都获得一个书社。攻入殷都之时，打开钜桥粮库，散发鹿台上的金钱，殷商老百姓高兴极了。这就是所谓能用自己没有的惠泽他人。

      桓公对管子说：“您教寡人取法上天，与天同德，与天同德长久，就可以包容涵盖万物，如此则万物接受大命；教寡人取法大地的无私，无私即安稳牢固，大地无偏私，托载所有生灵，于是所有生灵都能生存繁殖；再教寡人参照日月，永远无私，永有光芒，无私地普照万物，这样世上的好坏也就无所隐蔽了。如此君子修身，做到无所喜好，无所嫌恶，就可以了吗？”管子回答：“不是。学习修身的人是为了自我改善，自我安顿。因而，真正的君子厌恶说人的不是，厌恶不忠诚而又妬恨，厌恶不能公正持论而有结党之称，厌恶不甘谦处下位却总是居高临下，厌恶不与他人亲和内心又放纵。这五条，真正的君子害怕自己出现相同的情况，而那些小人正因此而自我毁灭，又何况君主呢？”

核心内容解读

      “凡人君者，覆载万民而兼有之，烛临万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时为主、为质，以治天下。”这句话表达了一个君主治理天下的理念，即君主应当像天地、日月、四时一样，无私地覆盖和照耀万民，以此为基础来治理国家。“法天合德，象地无亲”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效仿。“法天”意味着效法天道，即遵循自然规律；“合德”则是指与道德相符合，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象地无亲”则是指像大地一样无私，不偏袒任何一方，体现了公平和公正的原则。这种理念强调了君主的德行和智慧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参于日月”意味着与日月一样恒常不变，象征着统治者的决策和行为应当具有恒常性和稳定性，不应随时间或环境的变化而轻易改变。“佐于四时”指的是顺应四季的变化，即顺应自然和社会的变化来调整政策和行为。统治者应当根据不同的季节和社会状况，灵活调整政策，以适应变化。因此，君主应当以自然规律为指导，公正无私地执行法律和规则，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悦众在施，有众在废私。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修长在乎任贤，高安在乎同利。”要使民众悦服，就要施惠于民众。要得民众拥护，就要做到公正无私。要招徕远方的民众前来归顺，就要做好自己身边的事情。要避免出现祸患，就要设法消除民众的怨恨。要实现长治久安，就要选拔任用贤者。要稳固君位，就要把民众的利益和自身的利益结合在一起。

      显而易见，在对君主的这些具体要求中，充分体现了作者对民众的重视。他之所以强调君主要施惠于民、要设法消除民众的怨恨、要与民“同利”，正是在于他认识到了决定社会治乱、国家命运、君主地位的力量，就蕴藏在民众之中。“取”与“予”，不仅仅是财富分配的问题，而是“利者则来，害之则去”的“利害”关系，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政权巩固，是管子“以人为本”理念的所在。

      “所谓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意思是说舜能够利用自己的不利条件来造福他人。这句话强调了舜的智慧和仁德，即使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他也能找到方法来帮助他人。“所谓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在攻下殷都后，不仅没有掠夺，反而分发粮食和钱财给百姓，这种行为被视为无私的典范。周武王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他的军事胜利，更在于他对后世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影响。

      文中最后一段中，管子对齐桓公强调了人君的重要品质。“故君子恶称人之恶，恶不忠而怨妒，恶不公议而名当称，恶不位下而位上，恶不亲外而内放。”"这句话表达了君子对于某些行为的厌恶和反对。君子厌恶那些喜欢传播和夸大他人缺点的人。这种行为不仅伤害他人，也破坏了社会的和谐。

君子厌恶那些不忠诚却心怀怨恨和嫉妒的人。忠诚是人际关系的基础，而怨恨和嫉妒则会导致关系的破裂。君子厌恶那些不经过公正讨论就自封为名的人。君子厌恶那些不安于本分却觊觎上位的人。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位置上尽职尽责，而不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谋求更高的地位。君子厌恶那些对外不亲近而对内放纵的人。这种行为会导致内外关系的失衡，影响个人和集体的发展。君子通过这些准则来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避免因个人行为不当而引发的社会冲突。君子通过这些厌恶的行为来提醒自己，避免陷入类似的错误。这种自我反省和自我约束是个人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个人的成长和进步。而对于领导者来说，这些准则尤为重要。即使在现代组织中，领导者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整个团队或组织，因此必须严格要求自己，避免上述不良行为。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中华法系是礼法体系（三）

三、“礼法”的历史

从原始习俗到礼仪、礼制的初成，再到“礼法”的提出和“礼法体系”的成熟，又最终走向衰微，曲折跌宕，贯穿整部中国法律史，撷其大要，或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原型期（夏商西周）。

夏、商、西周，史称“三代”，法的形式为“礼与刑”，“礼”即夏礼、殷礼、周礼；“刑”即禹刑、汤刑、九刑。“礼与刑”的运作模式为“违礼即违法，出礼则入刑”。这是礼法的原型期。其特点为：礼刑一体、礼外无法、法在礼中、出礼入刑（罚）。当时还没有发展出后世精密的礼典、律典系统，礼法的法体系尚处于萌生阶段。

第二阶段：重组期（春秋—秦汉）。

惯习的说法是，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这是以儒家为视角从负面进行的评价。若从整个礼法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来看，这一阶段是旧的“礼与刑”结构的礼法形式的崩坏，而律典系统则开始生长壮大，从而催生着新的礼法结构和帝制时代的“礼法体制”。

汉代开始尊崇儒术，陆续重拾礼仪。由于春秋战国至秦代的律典系统规模初现，一时成为法律思维定式，以至于其复兴之礼典无处安放，统统以“律”名之。如叔孙通制定的“礼仪”称为《傍章律》，赵禹制定的“礼仪”叫做《朝律》。正如章太炎所说：“汉律之所包络，国典官令无所不具，非独刑法而已也。……汉世乃一切著之于律。”与礼、律在形式上相混同的同时，是礼、律在精神上的分离。“引礼入法”只能通过司法领域的“春秋决狱”、律家的律章句等方式从侧面切入，个案地进行，而无力制定一部真正的礼典和渗透礼义精神的律典。故两汉时代，仍然只能称之为礼法的重组期。

第三阶段：成熟期（魏晋—明清）。

“儒家有系统之修改法律则自曹魏始。”所以曹魏《新律》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编纂的律典，也是第一部儒家化的律典。曹魏后期司马氏执政，开始制定《新礼》，至晋惠帝时颁行天下。西晋《新礼》是“中国第一部依据儒家学说体系编撰，而且是由国家所正式颁行之礼典”。自西晋《新礼》与《泰始律》开始，此后的王朝在开创之初，多要同时并举礼典与律典两项大规模的立法活动，而有雄心壮志的帝王也多要重修前代的礼典、律典，如南梁《普通礼》与《天监律》，隋朝《开皇礼》与《开皇律》，《仁寿礼》与《大业律》，唐朝《贞观礼》与《贞观律》，《显庆礼》与《永徽律》，《开元礼》与《开元律》，宋朝《开宝通礼》与《宋刑统》，明朝《大明集礼》与《大明律》，清代《大清通礼》与《大清律》等。总之，这些王朝无不以“制礼作律”为功成治定的标志。所以，自魏晋至明清，是礼法法系的成熟期。

第四阶段：衰落期（清末以来）。

穷变通久，久则不免于僵化。自明清以来，专制集权加强，君主自毁礼法之精神，墨守礼法之形式，致使“制礼作乐”沦为粉饰太平的道具。遭遇西方法系的强势入侵，保守派不知变通而固守成规，错失变法良机。在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下，中华法系走向解体，礼法也就此湮没不彰。

近现代中国，列强欺凌，战乱频仍，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其所遭受的“礼崩乐坏”远甚于孔子时代。中华文化数千年之道统毁损，法统断裂。为护持华夏国权国域祖产和民族血统文脉，从“师夷长技”到洋务运动，从君主立宪到共和立宪，从开明专制到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方略，从实业救国到主义救国，从维新改良到共和革命，从三民主义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师法欧美到“以俄为师”……志士仁人不避血雨腥风，不懈探索，从未停滞推进民主、科学、宪政、法治的步伐。

剥极必复，贞下起元。我们终于等来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宣告。它意味着法制和法学领域迎来了根本性的转型：从过去崇尚以维护阶级专政为目标的革命工具型法制，转向构建“良法善治”的治理型法制；从过去着重于移植欧美或苏俄的移植型法制，转向与人类民主法治文明相向而行又富有中国范儿的特色型法制。实现这两个方面转型需要上上下下的齐心协力。道统绍续，法统维新，政统重建，时不我待。就其学术层面而言，还是本章第二节开头说的那句话：“认识中国法律史的自我，破解中国古代法的遗传密码”。非此，无从有效吸纳传统法文化“良法善治”之智慧，而特色型法制如果不能得到中华五千年传统法文化的支撑，也无疑会成为一句空话。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重新认识中华法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龙大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