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香港，她亲自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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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书评

在我的认知里，一直有两个香港：电影里的、熟悉的香港，和现实里的，疏离、神秘的香港。

在看港片的岁月里，电影内外，几难分辩，我所在的小县城，没有电影里大哥的派头，却有相似的江湖：打架、械斗、强夺、即便是在校园里，也不时听闻有人被人拿刀斩剁。那时候，我们周末不敢穿校服出去逛街，县城太小，生怕狭路相逢，成为某校帮会袭击的目标，不要说你是无辜，谁叫你是这个学校的人呢！

但那时有一个从没经历过的新鲜事儿，就是香港电影里反派们面对阿sir最爱说的一句话：香港是讲法律的。“坏人”也有资格讲法律，这是超出我们生活常识和文化认知的事情，于是记住了这样的香港。

现实中的香港，与我关系最近的一次是九七回归，那时电视刚刚在我们村儿出现，为了观看这颇具历史意义的现场直播，偏僻的乡村组织群众代表去有电视的村委会，目的就是观看这次盛举。如此大张旗鼓地发动人民，上一次应该是放广场电影时的事情了。

其余的时候，香港是我们课本上的一个知识考点，是南粤香江明珠，是遥远而神秘的一处所在，即便后来知道，她离“我们的”深圳其实很近很近。

杜叶锡恩，她的名字透露了她的身份，双姓就很有港味儿：把夫姓加在自己的姓前；锡恩又表明了她的出身，一个曾经信仰上帝的前叽嘟徒。她是一位在香港生活了65年的英籍香港人，写了一本书——《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出版在回归前夕，恰逢其时。

显然，杜叶女士眼中的香港更接近于港片里的江湖，因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有泾渭分明的所在，前者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我们”，而后者，则是数百万普通人的“他们”。我们与他们，大多数时候只是通过家里的佣人——“阿妈”了解一些情况。“我们”不理解“他们”的偷奸耍滑，不理解“我们”的钱带给“他们”繁荣，“我们”的法律公正又公平，但为什么“他们”总是不能接受？！

于是，作为传道士的杜叶女士，从南昌来到香港，很快离开她的社团，离开她的信仰，很快也离开她的丈夫——只为在香港寻求正义。她说：自信教以后，我一直憧憬着叽嘟教的教义能拯救全世界。年轻人总是会抱有这样的理想，但以后却会发现世界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她掂量了一下灵魂与现实的重量，觉得还是先改变现实要紧。

一个离开基要信仰，倾向于“胔撙”派的人，是天生的“左派”，社会主义者，其气质与香江对岸的主人何其接近！所以她是愤懑的，没有信心，没有盼望，没有平和的爱。

她等不及教义的拯救，也看穿了老牌帝国的嘴脸，唯有期待另一个“救赎”来到，在此之前，她要亲自上场，坚持发声，改变香港。她坦言：在我看来，拯痣变革是中国人自己的责任。如果他们对政府感到满意，我将只致力于消除最严重的不公正现象。

她看到了香港的另一面，除了中环，也有“猪笼寨”，除了“鸡尾酒”，还有“三合会”。她观察到，产生“釜败”最灵验的办法之一就是为绝大多数民众造成一种生活必需品的短缺。控制了人的生存，就控制了人的灵魂。

她说:现在有人故意用物质享受、狂野派对、纛品和其他庸俗的玩意儿来刺激年轻人，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去关心世界大事和严重的问题，看来，港英当局对这一手已经玩得熟稔，很溜了。马基亚维利哲学认为：要是为了加强任何国家的力量，采取任何拯痣手段，不论多么卑鄙无耻的手段，都是有道理的。

所以，“只有到世人不再相信宣传、开始从事实中探求真相的时候，这个世界才有希望实现真正的愍拄与和平。”这是杜叶女士给青年人们的劝勉。

杜叶女士从她的亲身经历中，深刻地认识到：“在存在宗教偏见的地方，愍拄必然死亡。”她的话如今仍然振聋发聩，只有一个声源的时候，人们已经开始聋了——他们逐渐听不见，也听不得异样的声音。

这也是杜叶女士作出人生抉择的重要原因吧？她就是要做那个在香江侧畔发声的人，尽管有些孤独。但香港最终有了廉政公署，有了相对清明的环境，算是给她这一生些许安慰吧。

但杜叶女士也是天真的，就像每一个有“圣母情结”的左派一样（她也是白人），她的一些见识，与如今西左的“黑命宝贵”一个腔调：她说，“任何人都无法想象，在经济上饿肚子、在外交上被孤立的北朝鲜能给任何国家造成危险。”难道她的意思是说：一个手持利刃，贫病交加的饿汉，根本不可能对他周围的人造成威胁？

可见，杜叶女士还是初心未泯呀，她在香江风云血与泪的江湖中，仍然没有磨灭她对人间天堂的浪漫想象。读她的这本书，仍有许多益处，至少，这是一个特别难得的香港长镜头，可供有心人鉴赏与探索。而她的声音，能在万马齐喑的背景下金鸡独鸣，也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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