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的下岗潮,最终冲散了我们
那一年春晚,有个黄宏主演的小品,叫《打气儿》,黄宏演一位和父亲一样的下岗职工,有句台词是:“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父亲听了这句,没继续看下去,起身给我戴好帽子围巾,说了句:“走,不看了,咱们放炮去。”
《八月》剧照1
1998年春节前夕,父亲所在的单位发生了一件大事——那时候虽说是件大事,但现在回首看,多少有些寡淡了——那一年,父亲所在的国企、一家几十年的老牌金属材料公司,为响应国家政策,开始了第一批“下岗潮”。
在这之前的十几年,我们一家都时不时能享受到单位的福利。不用等节假日就经常发油发米,甚至还有锅碗瓢盆等日常用品。隔三差五还有各种活动,比如全家一起郊游,或是兵乓球、羽毛球比赛之类。记忆里,父亲还赢过一次象棋比赛。
除了这些,父亲上班也很轻松,除了年底会议和总结多一点以外,每天都会按时上下班,很少加班。
那时候我常去父亲单位玩,父亲的同事们总会塞给我各种零食。大家都住在单位集资盖的家属院里,彼此关系很和睦。
那个年代,在所有人眼里,这样的铁饭碗都是维系家庭稳定的根基。
面对突来的“被下岗”,父亲其实也算早有准备。
两三年前,新闻就开始报道,沿海、内地一些省会城市的工人纷纷下了岗。父亲清楚,就算自己身处北疆这个偏远小城,也总有面临改革的那一天。用新闻联播里的话说,这叫“顺应时代发展”。
那时父亲最坏的打算就是,大不了去做个电焊工,接一些做防盗门窗的私活,满足温饱不成问题。
我还记得父亲和他的同事们被告知要“下岗”的那天,下着大雪。1月初的北疆很冷,单位领导们丝毫不顾还有十几天就要春节了,匆匆召集所有人开了最后一次全体职工大会。等会议结束了,人群还是久久没有散去。
家属院的露天台子上下都挤满了人,大家顶着风雪,讨论着我作为一个初一学生还远不能够理解的话——“是停薪留职还是彻底买断?”“买断工龄的钱到底有多少?”“如果一直没有工作,该怎么办?”……
尽管所有人心里都满是疑问和不安,但轰轰烈烈的“下岗潮”还是无法抵挡地到来了。
最终公布名单上,60%的和父亲一样的普通人都得下岗。还能留下的,不是官家子弟,就是上了年纪、马上面临退休的老同志们。
2
那时父亲有个“小团伙”,都是单位里爱下象棋的几位同事:大龙叔叔是财务,哑巴叔叔是仓管,胖罗叔叔是办公室主任。大家也聚在一起讨论下岗。
哑巴叔叔因为是残疾人,除非自己立马“响应号召”,否则单位还不会那么快地对他进行规劝;胖罗叔叔的亲戚是市政府官员,当初进单位也是走了关系的,所以下岗跟他关系也不大;没有后台的父亲选择了买断工龄,他觉得单位效益已经不行了,就算空留个职位占个编制,未来大概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在买断工龄的合同上大笔一挥,领了单位最后一笔钱,就意味着稳妥了多年的铁饭碗和自己再无关联了。
不过当时我家的危机感还没有那么重。母亲所在的企业效益不错,房子是早几年低价买的单位房,已付清全款,家里就我一个女孩儿,其余各项支出都不多,父亲下岗后,还踏踏实实地过了个年,一家人一起,听着《相约98》一直在大街小巷循环播放。
等开春3月雪化了的时候,在亲戚的介绍下,父亲用自己的“遣散费”租下了闹市区的一间小店面,开了家出租影碟的小店。
那时候互联网还未普及,很多卫视也都没上星,电视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频道,所以大家茶余饭后、朋友聚会都喜欢租几个碟片回家看。普通电影押金10块,当天借第二天还,租金3元,晚一天加2元。若是有周润发、周星驰这几个当红明星的新片,租金一天5元也是有大把人愿意的。父亲还买了个大厚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客人的姓名、电话、碟片的编号和名字,以及出租的时间和预计归还的时间。
影碟店开张后,父亲基本上一日三餐都在店里。早上10点开门,晚上10关门。一个月下来,收入还不错。可家里人一合计,碟片也是有损耗的,何况要托人进货,样样都要花钱打点。于是父亲又给店里安了个座机,在IC卡和公共电话还没有流行起来的时候,一分钟3毛钱,每天也能带来点儿额外营收。
那时候,每天我放了学后也会去店里待一会儿,换父亲出去吃个饭、上个厕所休息一下。常常有高年级的男学生在我看店的时候,来店里打电话给自己心仪的女孩儿,电话接通后总要请我说第一句:“请问某某在家吗?我是她同学。”等到女生自己接了电话,我再把话筒递给一脸兴奋的男学生。这样结账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不要找零。
除了陌生的客人之外,父亲的“小团体”也会偶尔光顾。胖罗叔叔喜欢欧美大片,哑巴叔叔喜欢周星驰,大龙叔叔最爱恐怖片。几个人里面就数大龙叔叔来得多,我现在还隐约记得,他人很高很壮,小时候,我常常被他举到半空中抛起来,再稳稳接住。
大龙叔叔原先的财务岗在单位效益好的时候油水很满,于是,这次“下岗潮”他跟父亲选了不一样的道路——他是停薪留职,还想着等单位效益好起来,有回去的可能。用大龙叔叔自己的话说,就是“留个盼头,毕竟以前的金饭碗给自己赚足了面子”。
等了一段时间,确定原单位待不下去了,大龙叔叔先是去给人打工做会计,但私营单位规矩多、管理严格不说还要加班,他不习惯,很快就辞了职。之后又自己跑起了面包车,从阿勒泰市到乌鲁木齐,有时候送货,有时候带人。
这一年,大龙叔叔刚满38岁,还是个光棍,跟他老娘一起挤在一栋老平房里。我听父亲说,大龙叔叔年轻的时候好赌,手里有钱的时候经常给我买漂亮的小裙子,等穷的时候连饭钱都没有,只好来我家蹭上几顿。大龙叔叔一直没结婚,急坏了他老娘,相亲反反复复,可姑娘们一知道他以前的那些事,就都退缩了。
上一年,大龙叔叔好不容易谈了个女朋友,叫蓉蓉,还曾带来过我家吃饭。我记得她长得很漂亮,穿着那时流行的白色皮草外套,说话柔声细语的。那天,父亲和大龙叔叔都很高兴,喝了很多酒,兴致勃勃地说下一年就结婚生个大胖儿子。
可没想到,等大龙叔叔一办好停薪留职,蓉蓉转头就和一个干部子弟好上了。大龙叔叔年轻气盛,去闹过几次,也没什么用。等人心渐渐凉了,也就这么算了。
大龙叔叔虽戒赌多年,但也有人跟父亲说,自从跟蓉蓉分了手,大龙叔叔就又开始赌了。父亲没当回事,大龙叔叔每次来店里,父亲还是一如既往,拿出自己珍藏的好碟片叫他没事回去看。那时候,大龙叔叔常用店里的电话跟新认识的女生聊天,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父亲也不收钱。
就在母亲渐渐表现出有些厌烦这个好吃懒做的家伙时,没想到大龙叔叔却帮父亲解了围。
3
一天夜里快10点,一个经常来租碟的光头佬赶着关门前进了店。
这个光头佬很讨厌,有时候没钱,就非要把身份证押在这里租碟。店面本来也不大,不让抽烟他也不听,还回来的碟片包装上还经常粘着油污。甚至还曾经当着我的面,神情怪异地问父亲,有没有“那种”碟片租。父亲讨厌极了这个客人,但顾忌着总要和气生财,也从没和他计较。
这天,光头佬来还碟。父亲发现碟片上有几道深深的划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父亲便跟光头佬说,要在店里试试看能不能正常放,放不出来,10元的押金就不能退了,碟片光头佬可以带走。
光头佬一听就急了起来,一把揪住父亲的衣领说:“这碟本来就是这破样子的,别想赖给老子!”我和父亲当时都吓呆了。
正巧那天大龙叔叔也在店里,见此情景,立马站起来,像拎小鸡一样就把光头佬提起来就扔了出去,我透过小店的玻璃窗,看到大龙叔叔用手狠狠地拍了几下光头佬的脑袋,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但表情是我从未见过的凶狠。没一会儿,光头佬就低着头走远了。
从那天以后,光头佬再也没来我们家店。
父亲没有跟大龙叔叔道谢,但那之后我也没再听到过母亲对大龙叔叔的抱怨。
后来有段时间,大龙叔叔好久都没来店里玩。父亲特意回老单位问了一圈,这才知道大龙叔叔酒后驾车,车翻在了开往乌鲁木齐的国道上,过了一天一夜才被发现,虽然命保住了,但瘸了一条腿,养了两个月才好。
等再次见到大龙叔叔,已是这一年6月底。感觉他一下子矮了许多,人也瘦了下来。之前爱看的枪战片、恐怖片都不要了,只要父亲给他几张喜剧片的碟,越能逗人开心越好。后来他再来还碟时,我才听他跟父亲诉苦:“老娘今年身体也不行了,老咳嗽,催着我找媳妇,以前就不好找,现在成了个瘸子……哥,你说哪家正经姑娘肯嫁我?你说这一桩桩的破事,我也就只能看喜剧片图个自己开心了……”
父亲母亲、还有原来大院里的同事们都帮大龙叔叔安排过相亲,可没一次成的——不是姑娘看不上他,就是他嫌弃人家。又过了两个月,大龙叔叔的老娘终究没能等到儿子娶到媳妇,心肌梗塞,在盛夏时节走了。
从大龙叔叔真的变成孤家寡人开始,父亲就很少见到他了。
那时候,胖罗叔叔用自己的关系,帮大龙叔叔回原单位做了保安,说白了就是看大门,工资低,清闲,但没正式编制,算是个“低等职业”。大龙叔叔只负责进出车辆和人员登记,平时大多数时间都在保安亭里看杂志报纸,自娱自乐。
父亲还挺开心,以为大龙叔叔总算安稳下来了。可一个月之后,父亲竟收到了大龙叔叔的死讯。
那是9月下旬,北疆的丰收时节。几天前,大龙叔叔还约着父亲11月去滑雪,可到头来也没熬过秋天。
他是自杀的,早半夜没人的时候,把自己吊死在了以前办公室的风扇上。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去参加大龙叔叔的葬礼,吊唁结束才听人说,大龙去了以前的赌场,欠了一屁股债。蓉蓉离开他后跟的那个干部子弟,前段时间调到了大龙的单位,没多久就和蓉蓉摆酒结了婚。我能想象,大龙叔叔穿着一身不合适的保安服,看着曾经心爱的人跟着别人进进出出的画面。
父亲跟母亲说,他猜也就是那么一个晚上,诸多的怨念和不甘聚在一起——母亲过世,自己瘸了一条腿,彻底失去了心爱的姑娘,工作不顺,又欠了赌债被威胁——大龙叔叔一时没想开,就这么了结了自己。
再到后来大家才知道,大龙叔叔欠的赌债只有3万块,如果几个朋友们凑凑,是能还得上的。可大龙叔叔自始至终没向任何人开过口,甚至压根就没人知道他缺钱。
在大龙叔叔的葬礼上,父亲、胖罗叔叔和哑巴叔叔难得聚齐了。父亲把店里大龙叔叔曾经最喜欢的碟片装了整整一塑料袋,随着纸钱一起,全部烧在他坟头前那一团火里。
4
大龙死后,父亲和朋友们的聚会也下意识多了起来。说是聚会,无非也就是一起下下象棋,或者来店里抓把瓜子聊聊天。
那个时候《泰坦尼克号》和《还珠格格》的碟片终于有了货,父亲刻的十几套出租,生意好了很多。但没多久,哑巴叔叔却来告别了。
哑巴叔叔看上很年轻,眉清目秀的,母亲常说,如果不是娘胎里带出来的哑,凭着他的勤快和聪明,一定能成家立业过得很好。可哑巴叔叔心气儿很高,之前有大院里的人给哑巴叔叔介绍同是聋哑人的女孩去相亲,他去都不去。和父亲交好,也是因为两人在下象棋上合得来,常常不用言语,杀几个来回,一个下午就过去了。
哑巴叔叔之前干的仓管也是个肥差,乙方想优先发货,都得来贿赂他,加上仓库里存了多年的废铁废料,也都任凭他处置。所以在单位这么些年,多少也存了些家底。
大概也是熬了几个月,发现局面无法扭转了,哑巴叔叔便跟爸爸比划,觉得还是下岗算了。他准备去乌鲁木齐进货,做童装。
最开始,趁着天气还暖和,哑巴叔叔在集市上租了个摊位,卖3-10岁的儿童衣裤。父亲还帮哑巴叔叔摆了摊子。到了晚上,哑巴叔叔却愁眉苦脸地来诉苦,说衣服就卖出去了两件。
母亲听了好奇,说:“不可能呀,这到了换季的时候,是童装生意最好的时候啊。”第二天,母亲就趁着中午休息去了趟哑巴叔叔的摊子,这才发现他被人坑了。
这批衣服料子很一般,一摸就不是纯棉的,另外那些衣服款式,用母亲的话说就是:“实在太土了。”都是些大红大绿的颜色,胸前还缀朵大红花,“简直不堪入目”。
哑巴叔叔又摆了几天摊,还是没卖出去多少,眼看这么下去,还不够收回成本的,这才听了母亲的建议,借了辆小面包,把衣服全部堆在后备箱,一路开到临近的乡里,一律成本价出手甩了货。
卖掉这批货,哑巴叔叔急匆匆地又要去乌鲁木齐进新货。临行之前,还特意拉着母亲去了我们市做得最好的几家童装店,母亲跟他说哪些是好货、哪些样式新,哑巴叔叔就拿个小本本,一笔一划都记下来。
几天后回来,摊子开张,母亲再去看,果然从面料到款式都是当季适宜的,这些衣服卖了一周多就售罄了,哑巴叔叔开心极了,拿着小账本来我家算账。虽然除去上一次亏的钱,也就赚了几百块辛苦钱,但哑巴叔叔知足,为了感谢母亲帮忙,还特意给我挑了身衣裳。
在此之后,哑巴叔叔经常坐着夜班大巴,晚上8点上车,忍着同行人的各种鼾声和脚臭味,第二天早上6点到乌鲁木齐批发市场进货,再坐当天的夜班车回来。早出晚归的日子接连不断,在国企享福多年的哑巴叔叔竟然也忍下来了。
等生意越来越好,哑巴叔叔又请了人帮忙看摊子,自己坐了几天几夜火车去了趟广州,下了血本进够了未来几个月的货。广州工厂的衣服又便宜又好,光靠着这一单,哑巴叔叔直接贷款买了个门面房,成了正儿八经的童装店老板。才过了两个月,贷款就还清了。
很快,哑巴叔叔又靠着政府给残疾人的优待,加上他的好信誉,贷了一百多万的款,开了我们市第一家“美特斯·邦威”。等到这一年夏天里那场人尽皆知的特大洪水时,哑巴叔叔还带头组织原单位的职工们捐了款。
那段时间,看哑巴叔叔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哑巴妈妈也经常来找母亲,希望我们家也能帮着劝劝哑巴,早点找个女孩踏实过日子。但哑巴叔叔在和父亲下棋的时候,很坦白地在小本本上写给父亲看:“不想结婚,要结也要找个健全的正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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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天过得飞快,随着哑巴叔叔的“经常出差”,原来的“小团伙”,现在就只剩下父亲和胖罗叔叔了,偶尔能勉强凑个局下上两盘。
可到了10月入冬的时候,胖罗叔叔也来辞行了。
父亲一直以为他的朋友们当中最稳定的就是胖罗叔叔了,因为他家在市政府里“有关系”,人也不争不斗的,没想到他也有抛掉铁饭碗的心思。
起初父亲以为胖罗叔叔也想下海做生意,但后来,胖罗叔叔私下跟父亲聊天,才坦白说,自己是要带着老婆去北京,做试管婴儿。“什么时候生了,什么时候再回来。”
胖罗叔叔结婚多年,一直没孩子。胖罗叔叔的老婆姓肖,在市医院工作,还是儿科的护士长。借着自己工作的优势,肖护士长早就琢磨着调理身体备孕了,每天晨跑,晚上打乒乓球。可几年过去,一直都没怀上孩子,肖护士长做了几次检查,不是自己的问题,就逼着胖罗叔叔也去查,这一查,才查出丈夫有“弱精症”。
两人都快35了,再不要孩子就真的难了。于是肖护士长拍了板,夫妻两个一起停薪留职,什么时候有了孩子,什么时候重新工作。
胖罗叔叔跟父亲说,他特意查了资料,10年前中国就有了第一个成功的试管婴儿诞生,他就不信,自己不能有个娃。
刚去北京的那段时间,胖罗叔叔时不时会跟父亲打电话聊聊,诉诉苦。抱怨北京城市太大、住宿吃饭都好贵,老婆脾气越来越不好,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父亲只能在电话另一端安慰他,说的都是些让人笑掉大牙的“土话”,什么有志者事竟成之类的。
那时候,哑巴叔叔有次出差回来,也在小本本上写给父亲说,上海那边有个医生,建议他去美国做手术试试,说不定能重新说话。父亲听了激动极了,说如果哑巴能“不哑”,那他的生活还能变得更好。
哑巴叔叔很快就卖掉了那家火爆的“美特斯·邦威”,只留下最初的童装店,自己飞去了上海。这一走,就再也没了消息。
又过了两个月,胖罗叔叔给父亲打来电话,说折腾了大半年,肖护士长终于“有了”,但他们不敢回来,怕掉了。父亲赶忙在电话里恭喜他美梦成真。
等到了年底,父亲的老同事老朋友们,走的走、散的散,他就这么看着,多少有些失落,却也毫无办法。
原来大院里的叔叔阿姨们,有的顺着单位的安排,去做了清洁工、保安,有的自己开了个早餐摊,有的开起出租车,有的花光家底做起了小本生意。那一整年,刘欢的《从头再来》都在大街小巷放着,老同事们碰到对方,常常都要说:“没办法,上有老,下有小,日子总得过呀。”
好在影碟店的生意到了冬季格外好,父亲又进了很多新碟片。到元旦时候,父亲忽然收到额外的一万多块,单位这才传来风声,说之前的某个大领导被抓了,贪污了将近一半原本分给工人们的遣散费。
春节,全家人聚在一起看春晚,我还记得,有个黄宏主演的小品,叫《打气儿》,黄宏演一位和父亲一样的下岗职工,有句台词是:“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父亲听了这句,没继续看下去,起身给我戴好帽子围巾,说了句:“走,不看了,咱们放炮去。”
年后,春天的时候,胖罗叔叔终于带着肖护士长回来了,她的肚皮已经微微鼓起,再等几个月,就能迎来新的小生命了。胖罗叔叔见到父亲,感叹了句:“98年总算过去了。”
后记
20年过去了,埋葬大龙叔叔的那片坟地被开发,父亲张罗着几个朋友给大龙叔叔迁了新坟。
哑巴叔叔当年去美国治病后就再也没回来,有人说他在美国定居了。
胖罗叔叔有了三个孩子,第一个试管婴儿是个女孩,后来两人又自然怀上了一对双胞胎。五年前,做了半辈子办公室主任的胖罗叔叔托人办了病退,成了老年大学里的活跃份子。
父亲的影碟店只开了两年,后来台式电脑、门户网站和QQ、视频网站风靡全国,再也没人来租碟片看了。父亲又做回了自己的老本行,联系着几个工人做电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开了个电焊工作室,操场上的金属雕塑、门楼前的金属五角心、还有防盗门窗等等,什么活都接过一些。
等到去年8月,才终于熬到了退休,过起了带带外孙、种花养鸟的闲散日子,偶尔也还会回去找胖罗叔叔下象棋。
作者 | 覃月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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