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什么(十)

儒学之本来目的在于经世致用，而非死抱遗经、穷究先人之学。

上篇我们说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终于走上了政治舞台，可本应为国谋太平、为民求安稳的儒学却渐渐失去了本来面目，变成了专事古文研究的经学。本篇我们就来说说儒学在汉代的演变过程，它是怎么成为经学的。

我们都知道四书五经是儒家学问之所在，五经指《诗》、《书》、《礼》、《易》、《春秋》，四书则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却并不是汉时就有的称谓。儒家本六经，其中《乐》无经，乃得五经，而《大学》、《中庸》本来是《礼记》中的两篇，到宋时朱子才取之以配《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经、子本来是一样的典籍，直到汉时独尊儒术之后才把儒家的书单独提出，称之为“经”的。而所谓经学便是专门整理、研究、阐述这些儒家之书的学问。

经学之说，源于今古文之争，这事还是得从汉武隆儒说起。《儒林传》记载：“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这段话大致是说汉武帝即位之后召集天下的读书人献书进策，要用儒学治天下嘛，没有这些读书人、这些书怎么行呢，问题却就从这儿开始了。起初进书的这八人，申培公、辕固生、韩太傅、伏生、高堂生、田生、胡毋生、董仲舒成为了今文学八家，一开始也的确没古文的说法，经学所研究的也就是今文学，可到了西汉末年，古文出现了。

古文一说，先从《毛诗》开始，《隋书·经籍志》是这样记载的：“汉初赵人毛苌善诗，自云子夏所传，作《诂训传》，是为《毛诗》古学。”毛公此人，是赵地人，是河间献王的博士，这段话就是说毛苌这人对《诗》这部儒家经典很精通，而且他自己说他是从子夏那里学的《诗》，并且自己还写了本《诂训传》来解释阐述《诗经》，这就表明了自己是传承有序且学无遗漏的。本来嘛，古代存书不易，成书也极少，又被战火毁坏了许多，古人学问之传承又多是口头加文字，错漏难免，留下来的多多少少是会有出入的，《毛诗》的出现也正常。可接下来其余诸经也出现了不同的版本，《礼记》有了《逸礼》，《易经》有了费友、高相的版本，《春秋》多了《左氏》、《谷梁》，而争端最多的还是《尚书》。

《今文尚书》，也就是此前所说的由济南伏生传下来的《尚书》，一共有二十八篇，这也是被官方所认可的版本，汉初士子所共学之（这里插一句，汉武帝时设置了太学作为官学之所在，这是我国封建时代所设置的第一个官学机构，也是上篇说汉朝用儒学兴教化之所在）。可偏偏出了个孔安国，其人献了一部《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来十六篇，而且据说这部《尚书》原本是藏在孔夫子家墙壁里面的，是鲁共王打破了这墙壁才得以现世的。要说之前不同版本的其余诸经差异主要在于文字之差、个别章句之出入的话，那么这部所谓孔夫子家墙壁凿出来的《尚书》，可就与官方现行之本差距大了去了。前者尚可理解为传书之所误，后者简直就是涉及到经书的真伪了。

争端一起，则原本经世济民的儒学就慢慢变了味，自家先祖的东西是真是假都没弄明白，怎么治学嘛，渐渐地所谓经学就变成了繁琐的考据。这是后话，时间线还在西汉末王莽变法之后。

本来嘛，孔夫子取这些经本古文来立其学问，是要以这些古籍为蓝本借以阐发自己学说的，而儒家子弟所学习重视的也是孔夫子的学问。儒家的书分经、说、传、记四类，六经不必多说，其中传、说都是源自孔子所述的学问，传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部分，说则是没被记录而存在于众弟子之间口耳相传的部分。记则是用来补足经书所说不完备者的部分。所以古今文所传的典籍之间差别原本是不大的，差别是在于各个学术流派各自的学问上。古今文都分家，今文尚好，毕竟是源自汉初所传的官学，都一样的；古文就不一样了，古文主要是民间之学，每一派都是独自研究的，同样的书，大家读后感都不一样嘛，最后得到的学问也就不一样了。俗话说文无第一，读书人之间吵吵闹闹也实属正常，反正官家之学是一回事，民间之学是另一回事嘛。偏偏出了个王莽。

儒家的学问本来是讲实用的，经世济民、匡扶太平是其本来目的，所谓君子六艺哪一个不是实用之学？而在西汉，社会之最大问题在于民生，毕竟打了那么多年仗，民生凋敝的很，偏偏今文不善于解决民生经济之问题，而古文恰恰有所涉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根柢还在于两学所出之不同。今文出自鲁地，以《王制》为总汇；古文则出于齐，以《周礼》为大宗。前者讲的是百里之地之治法，后者涉及的却是千里之地的规模，最紧要的是后者涉及了节制资本之法，而前者没有（我们在第七章说先秦显学的时候提到过，这种差别主要是由于各国经济之发展不同导致的，彼时齐国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汉朝可是个大一统的大国，按今文学家只讲平均地权可不行，这时候王莽带着他的新政出场了。

王莽推崇古文甚于今文，无关其他，只因为古文之学能帮他更好地治理天下，大国运转已非寡民小国可比拟，绝不是只讲地权就可以的，这时候节制资本之法成为了治国的关键。于是王莽及其徒党理所当然的醉心于古学，这是民间之古文学第一次受到政府的垂青。这也为后来儒学变成考据之经学起了开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篇幅有限，今天就说到这，下篇我们再继续说这今古文之争的白热化阶段，以及谶纬之始。题外话：汉代之大儒实在是多，马融、郑玄、许慎、王肃等等，个个如雷贯耳，曾有一部《中国大儒传》细说了诸儒之行迹、学问，诸位看官对此感兴趣的可以寻来看看，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