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馬手记

                      （十二）

      之前的一篇手记，我曾经说过，我出生的一九五七年，中国大地有一场整风反右运动，不少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而家父，因为刚刚被提拔为责任编辑，又加了两级工资，所以就没发什么牢骚，因而躲了一劫。

        可能有读者会觉得，我的父亲是那种有城府之人。其实不然，家父就是一情性中人。下面我要说的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为什么说我的父亲是性情中人，同时也恰好能佐证“性格决定命运”之说。

        有一天，父亲编排好他负责的版面，正准备交给排字工人，去排版印刷。这时，总编过来看了一眼，对父亲说:“把胡小石文章放到下面”。胡小石是知名学者，按照行规，父亲觉得自己编排的没错啊。于是，父亲要求总编，解释重新编排的理由。总编不说原因，只要求照办。于是，父亲拍桌子和总编吵了一架。这时，其它编辑过来拉弯子，照总编的意思办了。

        后来父亲才明白，当时总编已知道胡小石即将被打成右派，将他的文章放在显眼的地方不太好。但这事总编又不能提前透露出来。如果父亲的性格柔弱一些，多半也就会照总编的意思办了。但人生没有如果。

        一九五八年，恰好有一场，到生产一线支援大跃进的活动。于是父亲戴着大红花，被欢送出了报社大院。

        母亲带着三个孩子，跟随父亲去了江宁县一处很偏僻的农村。当时父亲应该是同乡村干部在一起，参加了那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母亲则带着三个孩子，临时住在一农户家。许多年之后，那农户家的主妇，为了他孩子考警官学院的事，竟然辗转找到了父母家。这位农妇不知怎么就打听到了，父亲是警官学院的教授。可见，人情世故这种意识，在中国是多么的根深蒂固。

        其实，当时，父母在那农户家也就住了半年。因为孩子一生病，去医院太不方便。所以，父亲让母亲带着我们，回故乡淮阴住上一段时间。

        而江宁县委的一位副书记，一听说父亲是新华日报社下来的骨干编辑，立即就将他招进了县委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