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翻译《陈白沙集》（第19章）

书莲塘书屋册后

明宪宗成化十九年春正月，我前往江浦拜访友人庄定山，当时任职南畿提学的上饶籍监察御史娄克让，也来到白马庵与我们相会。我们三人一同探讨学问、吟诗作赋，整整十天后才分别。娄侍御的兄长娄克贞先生，曾与我一同辅佐吴聘君，我来到京城后，结识了克贞先生的儿子、进士娄性，以及他的得意门生、中书舍人蒋世钦，并与他们常有往来。没过多久，娄侍御任期满后进京朝见，那时我卧病在庆寿寺，他们几人每日都来陪伴。师友相聚，情谊相投，实在是一段难得的美好时光。

娄侍御给我展示《莲塘书屋图》，画中山峦云雾、江水奇石，竹林树木郁郁葱葱，让人仿佛亲眼见到莲塘的景致，耳边也似乎回荡着读书声。我欣赏之后十分欣喜，对娄侍御说：“一处地方往往因为人而声名远扬，若无人宣扬，又怎能传世？周敦颐（茂叔）在濂溪洗涤冠缨，于是世人记住了濂溪；程颢（叔子）在龙门著书立说，于是世人记住了龙门；朱熹（晦庵）在考亭讲学传道，于是世人记住了考亭。如今娄氏居住在莲塘，日后让莲塘之名传于天下后世的，必定是娄氏；而让娄氏闻名于世的，也是娄氏自身的作为，而非莲塘本身。莲塘能有这样的际遇，难道不是它的幸运吗？濂溪因周敦颐而闻名，龙门因程颢而显扬，考亭因朱熹而传世，莲塘也将因娄氏而流芳，古人和今人在这一点上并无不同。只是不知娄氏修身持守的学问，是否与古人一致呢？怎样才算一致？内心追求相同而外在行事方式不同，这是可以的；最终的目标相同而入门的途径不同，也是可以的。途径好比是门，目标才是根本。周敦颐主张‘诚’，程颢强调‘敬’，朱熹则注重‘先致知’，这都是先儒们常常谈论的观点。这三位先儒的学说，与圣人之道相比，谁更接近？又有谁能说它们有远近之分呢？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说，圣人以‘中正仁义’为准则，并以‘主静’为本；有人问‘圣人之学可以通过学习达到吗’，他回答‘可以’，再问‘关键是什么’，他说‘在于守一’，而‘一’就是‘无欲’。程颢在《遗书》中说‘不专一就无法畅通无阻，不凝聚就无法向外发散’，看到有人静坐，便感叹此人善于学习，还说‘天性沉静的人适合做学问’。二程的学问，正是得自周敦颐。朱熹未曾提及陆九渊（象山）的学说（暗指学术分歧） ，这些都是我大胆的言论，娄氏对此会作何感想呢？我在景泰甲戌年曾游历小陂，与娄克贞先后抵达，至于克贞先生修身持守的具体学问，我还不能完全了解。现将我的这些想法写在莲塘图册之后，娄侍御可以拿给克贞先生看，听听他的意见如何。”

诫子弟

一个家族要兴旺发达十分困难，而走向衰败却很容易。孟子说：“君子创立事业、传承统绪，是为了让后人能够继承。至于事业能否最终成功，就要看天意了。”家族中的子弟有没有才能，难道仅仅依靠父兄教导就能确保吗？虽然说有些事是命中注定，但人也应当尽力而为。

乡里有个以教授弹奏弦乐器为生的人。琴瑟本是高雅的乐器，他却用此来教人获利，这已然令人鄙视。后来技艺传给儿子，全家靠教授琴艺维持生计，从此琴艺愈发不受重视，家境也愈发贫困。年复一年，几乎难以维持生活。乡里人看不起他们，耻于与他们交往，他们也因此失去了士大夫家族的名声。这难道是因为他们犯下大罪才导致家业败落吗？不过是因为缺乏真正的才能罢了。他们既没有高官显爵和丰厚产业来赢得世人尊重，所掌握的技能又大多是不被社会需要的，再加上自我轻视，又怎么能立足于世呢？

大抵而言，一个人若想在世上立足，必定要有能被世人看重的本事。别人所具备的长处，自己却一样都没有，等到无法立足时，却推托说“这是命运”，难道真的与自己无关吗？家族中的子弟，不成才的多，成才的少，这就是前人感叹家族兴旺之难的原因啊。你们一定要努力奋进！

示学者帖

诸位如果听到外人持有不同观点或诋毁的言论，就不要相互传播了。如果不得已要提及，也一定要隐去对方姓名。人的天性、习惯与喜好各不相同，对事物的褒贬态度也随之各异。真正明辨是非的人，一旦认识到正确的道理，绝不会把对的说成错的，更不会随意诋毁他人。实际上，诋毁他人带来的后果，往往只会影响诋毁者自身，而不会伤害到被诋毁的人，所以传播这些言论又有什么意义呢？

况且，我们又如何能确定自己坚持的“正确观点”，不是源于天性或习惯的偏见，就像那些指责我们的人一样呢？如果做不到像颜回那样“无我”（摒弃自我偏见），难免会陷入肯定自己、否定他人的误区，这与对方的错误其实并无二致。何况自古以来，即使是德行高尚的人，也难免遭到诋毁。如今我们自身德行尚未完善，却承受了超出实际的赞誉，被人诋毁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因此，我们应当专注于自我修养，努力达到无可指摘的境界，不必把这些诋毁之词当作奇闻去打听。

从前吕蒙正被任命为副宰相时，有位官员指着他说：“这个人也能当参政？”与吕蒙正同列的官员想询问那人姓名，吕蒙正立刻制止道：“知道了就会终生难忘，不如不听。”贤人的胸怀与见识，本就与常人不同。诸位也应当铭记这个道理。

手帖

读“一之”的《自罚帖》，文中说“庆幸三代的饩羊之礼（指形式上保留的古礼）依然存在”。这种举动虽有过头之处，但推究他的本心，也实在值得同情。况且自罚之辞非常诚恳，可见其进取之心不可限量。至于我长久担任师席，却不能让门生不做出过失之举，这便是老夫的罪过了，请将此事记在日录中，算作我的一条过失，希望诸位铭记。

喻塾中帖

不刻意寻求他人尊敬，也不介意他人轻慢，我今日才明白与人交往的深层道理。大抵人情不可过度亲密，聚会不可过于频繁：克制热情以避免轻慢，减少聚会以增添敬意。终身坚守这一原则，才能维系旧情。请从今后，每月初一、十五免去礼节，在私塾中的学生也不必劳烦行揖礼。容珪拿此帖去传达，让大家都知晓我的心意。

与容珪帖

绚等人虽列于我的门下，但他们与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并未契合，只是凭借师徒名分维系，成就一段美谈罢了。即便如此，他们也比那些见识短浅（如“蜀犬吠雪”）的人强得多。广泛接纳而不拒绝，对小错稍加提醒，对大过则宽容原谅，这或许就是保全交情、对待衰颓世风的心意吧？

书一之自罚帖后

这篇《自罚帖》其实是我要求“一之”写的，而他说是自己主动书写，是因为我向来不轻易自认过错，想引导他懂得悔改。“贯”（疑为“一之”别称）的这件事，我起初认为可行，最终却归责于他——事情由他主导，谋划始于他，但行事有违道义、规划失当，都是我的过失，难以被公众舆论宽容，所以才与士友共同责备他，而不能私下偏袒。我不可宽恕之处，已郑重记在每日的录记中。自罚必须满一年后才恢复身份，是以过错大小为限度，加深对他的责备与期望，彰显仁爱与道义，这大概也是孔子门下“鸣鼓而攻之”（公开批评以促改）的遗意吧？

孔子说：“子路学问已升堂，但尚未入室。”等到他晚年，德行修养达到高深境界，未必不是得益于门人的帮助，而子路的名节也光耀后世。如此看来，“贯”又岂可轻视呢？

漫笔示李世卿湛民泽

昨晚在楼上听见雨声澎湃，睡不着觉，便回想乡里平时往来的人，如今十有七八已不在世，其中年纪到七十岁的才一两个，其余都在六十岁以下，四十岁左右早早去世的常常很多。唉！人所拥有的光阴能有多少？活着时不知爱惜，散漫虚掷，最终与万物无异。上天赋予人的，难道只是让其具备形骸、在天地间呼吸，与虫蚁一样活着而已吗？佛教虽是异教，也必定以“到达彼岸”（超脱生死）为目标。学者以圣人为师，所追求的大道应远超于此。文章、功业、气节，世间从未缺乏，但在于人立志大小，时光可不等人啊。

书漫笔后

文章、功业、气节，果真都从自我涵养中得来，这三者都是实实在在的学问。如果不确立道德根本，仅以这三者自我标榜，所追求的是细枝末节，失去的却是根本。即便闻名于世，也不过是才华过人，其志向不值得称道。学者能辨别这一点，让心常存于内在修养，待到事理通明后，自然能成就大事业。《论语》说：“早晨领悟了道，晚上死去也值得。”孔子难道会欺骗我们吗？

跋沈氏新藏考亭真迹卷后

张宣公（张栻）创作《城南杂咏二十首》，考亭朱子（朱熹）为这些诗作了和诗。杨铁厓（杨维桢）评价张宣公的诗，称其有古风与意趣；而对于朱子的诗，只说“朱子之辞”，却不敢加以评论。这是他真心如此认为，还是另有深意，只是不想完全说出来呢？

从前论诗的人说：“诗歌需要独特的才性，与书本学问并无直接关联；诗歌有特别的趣味，与常理无关。”还说：“好诗应如羚羊挂角，不着痕迹。优秀的诗作一定要达到这种境界，才能称得上精妙。”近代的诗歌，远的效法唐代，近的取法宋代，若既不像唐诗也不像宋诗，就被称作“俗作”。年轻后辈沉迷于所见所闻，难以与之讲清这些道理。要是杨铁厓能与我生于同一时代就好了，我一定要向他请教，不知他又会如何回应我呢？

杨铁厓补写了张宣公的诗，与朱子的真迹一同被沈氏收藏。都宪公写信来，让我题写跋语。我还没来得及亲眼见到真迹，因此在评论杨铁厓的观点之后写下这些话。

跋梁晓挽李唐诗

梁晓写诗悼念李唐，李唐至死未娶妻，人们都觉得这没什么可遗憾的，甚至认为是幸事。然而梁晓对于李唐，既送他离开，又盼他归来，为何梁晓如此不嫌麻烦？从常理来说，这实在不合道理。但按照梁晓的说法，如果没有圣人般的德行，却被妻子儿女拖累，就算是梁晓自己，恐怕也难以在世间安然度日，更何况是李唐呢？可见梁晓为他人谋划，实在是考虑不周。梁晓啊，他也就只能安排好自己罢了！

跋张声逺藏康斋真迹后

先师康斋的遗稿，我已珍藏了十二年，无论出行还是居家都随身携带。天顺初年，先师受朝廷征召前往京城，途中记录行程的诸多作品，都是当年亲手书写后寄给白沙先生的，总共七张纸。

成化己丑年（明宪宗成化五年）春三月，我携带这些手稿离开北京，当日歇宿在析木之店，拿出来给东吴的张声逺（名锳）观看。他一见便惊叹不已，整日目不转睛地翻阅，时而用手轻轻抚摸，时而低声吟诵。我不忍拂他心意，便割爱送他一张。同年六月，我路过清江，还曾亲笔写信问候先师，那时他身体尚且安好。

第二年秋天，张锳写信来求我为这份真迹撰写跋语。又过了两年，即壬辰年（成化八年）二月，丰城的友人传来讣告，我才得知先师已于己丑年十月离世，至此已过去三年。当张锳求我题跋时，先师去世还不到一年。唉，实在令人悲痛！

先师的道德与名誉，令天下人倾慕，无论是妇孺还是华夏与边疆各族，无人不知。他平生爱惜自己的一字一句，从不轻易赠予他人。我能得到这些手稿，仅仅因为曾在他门下求学一日。然而诵读他的文字，便能想象他的风采，领略他的为人，这足以让人为之感怀振奋，立志向学。我尚且期望后世之人能在百世之后仍受其感召，更何况与先师时代相近的人呢？孔子说“后生可畏”，张锳啊，你应当铭记先师的教诲！ 门下学生某某恭敬记录。

跋漳州功德碑后

读《漳州功德》绝句写道：“罢守三州卧两山，漳州面目此碑间。郡人欲识蒙庵老，也傍斯文捉一班。”撰写碑文的人是林蒙庵。从前我在京城见过他，他为人谨慎，不轻易称赞他人，因此我很信任他。如今他（为漳州功德碑）作传，就如同为他人作证、担任证明者一般。林蒙庵若见到我这首诗，想必会拍掌称快，只是不知他肯不肯将诗刻在碑的背面呢？

漳州太守姓张，名璝，字德润，别号两山居士，是番禺人，也是张诩的父亲。

论诗不易

宋代的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最喜爱唐代诗人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中的诗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又喜爱某诗人的送别诗“晓日都门道，微凉草树秋”。欧阳修一生都想写出这样精妙的语句，却始终未能如愿。朱熹说：“如今的人都体会不到这类诗句的妙处，这是为何？”这两位先生，可算是最懂诗的人了，后人实在难以企及。

这两联诗句，我起初因为欧阳修极为叹赏，便想探寻它们究竟妙在何处，可按照欧阳修的思路去体会，却完全摸不着头脑。我四处询问朋友，也没人能说清。后来，我找来魏晋以后诸多名家的作品，凡是被前辈点评过的，都反复品读、细细琢磨，过了很久，才好像略有领悟。偶尔将心得说给如今擅长谈诗的人听，他们也只是对我已经说出的观点点头认可罢了；我没有说出来的见解，他们未必知晓。

至此，我才感叹欧阳修见识卓绝，远超今人，也深信朱熹所言不虚。唉！诗歌的精妙之处，又岂是轻易能说透的呢？

自题大塘书屋诗后

我为娄克让的《莲塘书屋图》撰写跋文之后，蒋世钦接着请我为他的大塘书屋题诗。我作了一首五言近体诗回复他，蒋世钦却觉得不满意。于是我详细阐释诗中的主旨：

首联说明大塘书屋为中书舍人蒋世钦所建；颔联指出治学应当向内探求本心，务必以“虚明静一”（内心澄澈、专注守一）为根本，再选取古人经典著作研读，这样才可能有所领悟，避免流于表面、盲目附和，陷入追逐外在虚名、自我欺骗的弊端，这是求学的核心方法。

颈联描写大塘的景致，进而以学问所得类比《周易》中“复其见天地之心”（通过返归本原领悟天地运行的真谛），说明道理本就清晰明了。但若没有极高的修养，胸中未能澄澈通透，就无法在动静之间领悟真理；即便反复揣测，也不过是停留在口耳之学。同样，对于“何思何虑，同归殊途，百虑一致”（无需刻意思索，万物虽路径不同，最终都归于同一根本）的道理，也必然难以真正信服并有所得。

尾联借用方士炼制的金丹，比喻儒家大道的“金丹”，最后提到“龙门”，意在表明此道传承自程子（程颢、程颐），只是世人尚未完全知晓。

我的见解便是如此，不知是否正确。但我对蒋世钦绝非敷衍了事，只是遗憾文字辞藻不够优美，无法打动人心。蒋世钦为何不满意呢？我认为他厌恶那些只钻研文字章句的学者，一心追求大道，且不耻下问于我，所以我才反复阐述。如果认为我只是迎合时俗、喋喋不休地应付他，那就误解我对待蒋世钦的本意了。

速勾丁知县庙疏

建立一座祠堂，既能彰显贤能县令的功绩，又能展现我们乡里尊崇德行、仰慕道义的风气。一人倡导，众人响应，让人们视精神传承如同生命延续，又有谁不会为此感叹并向往这种美德呢？况且缅怀过往可以激励未来，这座祠堂建成后，必定有人听闻大义而奋发有为。若问这风气的由来，乡里父老兄弟不忘旧日县令的恩德，这也是我们共同的荣耀。实在是幸事！如今春日和暖，工匠齐备，特此告知各位义士：趁此时机，感念建祠之不易，怀着赤诚之心共襄善举，希望大家不要推辞说“姑且等到明天”。我满怀恳切，期盼大家的支持！

书郑检讨所编刘闵札后

这是我朝翰林郑廷纲收集我平日里从他的友人刘闵（字子贤）处得到的亲笔书信，汇编而成的一卷文稿。刘闵曾因孝行闻名乡里，如今阅览此卷，可见他天赋出众，适合共同研习学问；而郑先生不埋没他人长处的做法，也同样值得敬重。其中有一封信，刘闵向郑先生倾诉身处贫困的艰难。我唯独惋惜刘闵受困于物资匮乏，却无处求助。“三旬九食”（三十天中只能吃九顿饭，形容贫困）本是古人常有的处境，若万不得已需要求助他人，即便向郑先生寻求帮助也是可以的。可他只是诉说困境，而郑先生又怎会吝于接济他人呢？旁观者对此可能会产生疑惑，因此这封信不编入文集也是可以的。

书邓政求济帖后

唉！如今世人以权势利益为交易，朋友间的道义早已断绝。古人能够做到的事，如今的世俗之人照例是难以指望了。邓政向我求助，希望我接济他，却没有得到回应，这实在是意料之中的事。可惜我既贫穷又地位低微，无法满足邓政的请求。这就像古人所说的“旋涡底佛安能救落水罗汉”（自身难保，无力助人），不然的话，我想要帮助的人和向我寻求帮助的人太多了，又岂止邓政一个呢？

话虽如此，邓政与我素无交情，他又凭什么相信我能给予他帮助？我实在是辜负了邓政的期望。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在小地方尚且有像孔子一样忠信的人。邓政若广泛寻求帮助，必定能遇到像我这样愿意相助，却又没有我这般贫贱处境的人，或许这样他的困境就能得到解决了吧。我抚摸着信纸叹息，写下这些话后，将此帖归还给他。

书玉枕山诗话后

我还有一首《回龙寺夜坐》诗写道：“孤烛江边寺，疏钟雨后天。愁人知永夜，远客惜流年。不买南安酒，留充玉枕钱。床风无意绪，吹断药炉烟。”诗中第三联也是因“玉枕”而作，但东海先生却没有将这首诗收入《玉枕山诗话》中，是偶然忘记了吗？

东海先生平日里自认为独具慧眼，能够评判千古以来的是非与人物，可近来他却遗漏了康斋先生（的相关内容），这又是为何呢？康斋先生其实很容易了解。我二十七岁时游历小陂，听闻他谈论学问，常常列举古人的成规，从周敦颐（濂溪）、二程（洛学）、张载（关学）、朱熹（闽学）上溯到孔子（洙泗之学）。他尊崇师道，勇于担当，不屈不挠，如同矗立千仞的峭壁，堪称一代豪杰。至于他出仕与隐居的大节，暂且不必细论，但当今了解康斋先生的人太少了。像某些人，往往对他讥讽斥责得太过，众人迷惑，争论不休，是非混淆，也难怪东海先生未能察觉他的价值。如果没有我和苏君今日的这番讨论，那么在东海先生笔下的康斋先生，恐怕就会像晏婴眼中的孔子、了翁眼中的程颢（伯淳）一样（被误解或低估）吧？

唉！成化壬寅年九月二十八日，新会陈献章在南安横浦驿阅读东海先生的《玉枕山诗话》，挑灯在苏君的书卷中写下这些文字。

书郑巡检诗卷后

的家乡沙冈巡检郑荣，任满后辞官归乡，携带此诗卷路过白沙，求我赠诗。郑荣是莆田人，壮年时出仕，年老后退休，比那些不知适时退止的人贤明。我既已赠他诗作，又在此抄录近期所作的七言绝句。莆田有位大理寺黄先生，是我的旧识，郑荣若见到他，可将此诗卷呈给他。

题吴瑞卿采芳园记后

一年将尽，冬雨凄冷，牛僵卧、马瑟缩，旅途困顿的行人无法归家，饥寒交迫中哀号啼哭，穷苦百姓怨声载道。此时谈“采芳”有何意义？若说采芳是为赠予所思之人，可所思之人在远方，天寒日短，又如何送达？不如静待天时。

待至仲春时节，阳气畅通，万物生长正当时。和风吹拂，人人喜气洋洋，此时广泛采集众芳，乘着轻舟悠然出游，不必拘泥于一方之地。“云龙风虎”（指圣主贤臣风云际会）的佳话自古流传，而德行广布之处，人们自然会受其感化。如此，就像深壑中的流水，汩汩奔涌，无穷无尽。

瑞卿啊，天下从没有不依循自然之道，仅靠智谋便能在当世获取显赫声名、让精神光芒照耀后世的人。《周易》说：“天地变化，草木蕃”，这皆是顺应天时。顺应时势屈伸进退，与大道同行，本就是我们儒者的使命。我当以此为志，践行一生！美哉，善哉！

题余别驾中流砥柱图后

别驾余先生请我为《中流砥柱图》题跋。我读了彭秋官所作的序文，虽未直接阐释此图深意，但意思已足够到位，文末引用元贞之事作为收尾，尤为精妙有力。因此我仿照他的思路，恳切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我认为，既然要发表看法，就一定要对余别驾有所助益，而非用利益讨好他，所以绝不写阿谀奉承之辞。我的题跋是这样写的：

“使君啊使君，愿你始终坚守本心，不厌恶真诚；身为臣子，切莫爱惜一己之身。愿你不因荣辱得失而动摇信念，不因生死之事而忧虑恐惧，更要将贪图私欲视为伤害本性的利刃。唯有如此，历经千秋万代仍不被磨灭，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中流砥柱’之人！”

偶书遗湛民泽龚曰髙游罗浮者

仙人谭景升有诗云：“蓬莱料想无多路，只在谭生拄杖前。”罗浮山矗立海上，由葛仙治理，这不就是真正的蓬莱仙境吗？当方竹手杖握在手中，挥动时铿然作响，上可撑天，下能拄地，去往四方随心所欲。诸位即日向东启程游览，跨过铁桥，登上飞云顶，静坐黄龙观，对月长吟，这才是真正的神仙之境啊！谭景升的诗难道会欺骗我吗？长久以来，我梦见一位长须老翁赠我罗浮山，整座山的四百三十二座山峰尽在囊中，如今已展开半面，只等你们的游杖踏入这仙境之中。

次王半山韵诗跋

某日，我忽然兴致大发，和作了王安石（王半山）诗共十八首，将诗稿寄给时矩阅读。写诗最要紧的是风格典雅刚健，切忌低俗与纤弱。我向来爱读杜甫、陈师道（后山）等人的诗作，正是喜欢其诗风的典雅刚健。若论诗中蕴含的道理，因人而异、深浅不一，但关键在于落笔要富有神韵，能让人反复品味，听闻者自然深受鼓舞，这才算达到境界。

写诗必须从自己的性情中阐发道理，不能仅以议论的方式空谈。一旦脱离诗歌的本质，就成了宋代迂腐书生的腔调。大致的写诗要领就是如此。此外，诗句的格式、声律等方面，更需彻底摒弃平日的写作习气，焕然一新，正所谓“去除旧见，萌生新意”，这在诗歌创作中尤为重要。

请你对这些诗稿加以评判、修改，重新誊录后再给我看看，不胜感激。诗稿中哪些写得好、哪些欠佳，也请你给出点评，借此看看我们对诗歌的见解与志趣究竟如何，可好？

书和伦知县诗

杀猪卖酒的人（指普通百姓），本可与他们一同饮酒，但（陶渊明）却选择不喝彭泽公田里酿出的酒。古代那些看似沉溺于酒的人，难道就是这样吗？他们与清醒之人（志向不合）难以相容，却都能坚守正道。虽然都归于正道，但其中的难易程度有所不同：清醒的人坚守志向，直抒胸臆；醉酒的人隐藏锋芒，内心澄明。说醉酒后坚守正道比清醒时更难，是有道理的。如今喝酒的人，我看他们（只是贪图享乐），并非像古人那样借酒明志。唉！到哪里才能找到古代醉乡中那些逃避世俗、坚守本心的人，与他们一同饮酒呢？

送张方伯诗跋

我曾说写诗并不难，难的是仔细推敲字词的轻重得当。就像这首诗的第五句中的“清”字，我在心中反复琢磨，又与朋友们商议探讨，从各个角度考量，最终确定无法替换。若不是张方伯九年如一日坚守操守，我又怎敢草率下笔？可见，仅仅定下一个字就如此艰难，写诗又岂是容易的事呢？

书法

我练习书法，常常在笔势的灵动中追求静谧之态，看似放纵却不放任，似有收束却不拘谨，这便是我在灵动中探寻精妙的方法。无论得志时不惊慌，还是身处困境时不忧愁，这是我保持内心宁静的诀窍。

学习书法要遵循法度却不被其束缚，挥洒自如却不流于散漫，看似笨拙却越发精巧，刚劲中又能蕴含柔和。字形一旦确立，笔势便如奔腾之势自然生发；意趣充盈时，奇韵便会自然流溢。通过书法端正我的内心，陶冶我的情操，调和我的性情，这就是我沉浸于书法艺术之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