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像

今天在收拾房间时，看到摆放在桌子上瓷器的佛像，不自觉地探身去仔细观察，发现其除了做工粗糙之外，宝像庄严，宁谧，有一种流动的带着神秘感的气息在人们看到它的那一刻由心底泛起，并流布周身，这种气息让看着它的人渐渐产生一种敬畏的心情，仿佛再多它一眼，就是一种亵渎的行为，并因为这亵渎而将在未来某个时刻受到一种隐晦而确凿的惩罚，至少霉运上身，如蛆附骨。

曾几何时，我对一切神明和未知的东西充满着莫名的恐惧，像看完一部恐怖电影并于其后的一个星期内不敢一人走夜路这样表现我小时候胆小的事情有很多。然而，我至今仍不明确，我在表现自己胆小的行为时到底在惧怕着什么东西，这种东西好像隐藏在空气当中，以一种我不能理解的方式存在着或者它和我同时置身于两个不同的空间而它时时都有可能对我发起突然袭击，尽管我没有犯任何错误。

以前，母亲受信佛的姥姥的影响，不定期地会去寺庙上上香，许个愿什么的。在我跟着母亲走进寺庙的时候，我总是不自觉地凝神屏息，仿佛我很懂事地不愿打扰佛门的静修，其实自己是被寺庙中带着神秘感的寂静所深深震慑住了，才不敢妄言妄行的。我畏怯着看了眼便再也不敢抬头去看的分列寺庙大门两旁的守护金刚，它们面容狰狞，我幼小的身体只长到与其膝部平行的对方，对我来说，它们是高大威猛的存在，况且还是带有神性的存在，而那时对于神性的一切我只有顶礼膜拜的份。我停下手里的活，细细观看着眼前的佛像，结果我只看到一个陶瓷的造物，像我手中的抹布和脚下踩着的板凳一样是确实存在着的一样普普通通的物品。

我是从什么时候起转变了我对诸如眼前佛像等可能人为赋予其迷信意味的东西的看法的呢？这种转变似乎是在不知不觉间发生的。不过，让我想得更多的是，中国人对神的看法的问题。中国自古是一个多神崇拜的国度，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中国的象征图腾龙中看出端倪。龙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它是一个人们臆想出来的多种动物的混合体，隐含着多个民族走向融合的迹象。

在中国，宗教主要有三种，包括佛教、道教和儒教（这里将儒教是否为宗教的问题暂且搁置，我本人认同儒教是宗教的看法，此宗教非西方传统宗教观念的制度化宗教，而是一种扩散化宗教），有这么一段话浅显易懂地表明了三种宗教的旨趣，即佛教否定人生，道教简化人生，儒教正面人生。

佛教由古印度于汉明帝年间传至中国，两千年间时而兴佛时而灭佛，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不过，佛教的宗教伦理是建立在彼时回报的逻辑上的，说到底终究是个外来的和尚，它并不是最适合中国人口味的那种，至少在体现中国人的习性和中国传承千年的文化方面佛教不能说没有但即便是有也是非常有限的，这一点可以从后来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得到，因为在佛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其无时无刻不在做着溶于儒教的工作并借着儒教在中国古代的正统地位而行传道之实事。而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却是很有中国味的。

道士重养生，不忌荤腥，可谈婚论嫁，而且在人们通常印象里，仙家总是行云流水，不拘泥，来去如风一样。道教跟佛教极像是一对路窄的冤家，此涨彼消，水火难容，然而在集大成的明清之际，更多做着的是佛道儒的“三家合流”，并且在此之前佛家与道家与儒家时而心有灵犀的闪光让无数的学者迷惑而又沉醉。道家讲究现世报应，这正符合中国人的习性，相比虚无缥缈的彼岸花朵，中国人更倾向于选择眼前的美好生活，不是说中国人没有计长远的打算，而是说中国人更喜欢在自己看的见、摸的着的东西上下功夫，讲究实用的传统好像不只是清末实务派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心血来潮，而更多的是像根的脉络一样把握着中国人思维的方向，即经世致用根源于中国人讲究实用的性格。对比前两者，儒教在其成长过程当中那可是风光无限了，思想的正统，伦理的依据，观念的圭臬，头上佩戴无数璀璨光环的儒教对中国人的影响，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极其深远的。

佛家修佛，道家修仙，儒家修圣。佛也好，仙也好，圣也好，对中国人来说都一种神的存在。就像上篇文中提到的那样，中国人有权威崇拜的传统。在这里，神就是一种毋庸置疑的先验性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即便是现代社会随着科技知识的普及和人类思想的进步，人们已经从神性威严下觳觫的生活中脱离出来，即便是越来越多的无神论者宣称信仰不过是人臆想出来的东西，但论及神的是否存在时，只有少数人能够立即做出否定的回答，而在更多的时候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宁可信其有”观点。

在中国，曾经有过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其思想的余孽至今仍然潜伏在几代人的心底。神，这个被斯宾诺莎认为是具有无限多属性的存在（其中每一种属性都是自类无限的）有着太多太多让人着迷的地方，它的一只手牵着历史的线头，一只手牵着政治的线头。政治，宗教，历史，这些人造物让多少先贤名哲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东西，在带给人类世界诸多喧嚣时，也为人类文明注入了更多的鲜活因子。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