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贯穿儒学史
写了几篇佛家论文，不少人把我当成了出家人，这误会可就大了。其实，我这个人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宗教信仰，但我尊重任何向善的学派。前不久，有人说儒家才是中国的主心骨，让我讲讲儒家。此言正合我意，遂恭敬不如从命，再厚颜无耻的给大家梳理一下儒家的主要内容。同样，学习儒家最好先了解一下儒家的发展历史，这样才能更客观的看待儒家。
常言道：儒家做人，道家修仙，佛家成佛。所以儒道佛的境界是层层递进的。从原始佛道儒三家的根本追求来看，确实不排斥这种观点。而自唐宋以后，佛道儒三家就已经开始逐渐取长补短，相互融合。直到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局，佛道儒思想也进一步与西方智慧兼容并蓄。而大道相通，执着这些名相只会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自古求道者多如牛毛，得道者凤毛麟角，争来争去也不过是唇枪舌战而已。就算你的信仰再高尚，如果你不懂得尊重别人，一味地要求别人或贬斥其他思想，可以说连最基本的人格素养都达不到，又何谈修行呢？个人有个人的因缘，我们该做的只能是管好自己。修“什么”并不重要，修的“好”才是硬道理。引用电影《一代宗师》的一句台词即是：不要跟我说你门派有多深奥，师父有多高明。功夫，就两个字，一“横”一“竖”，错了，倒下，对的，站着。”
难道我说的不对？别管了，看内容重要。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大夫专权，为了维护不同阶级的利益，各家学说遂蜂拥而起，诸如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等等，史称“百家争鸣”。实际上，各家学说并没有谁对谁错，只不过都站在各自立场阐发自己的主张罢了。而且每个学派的建立，往往与其创始人所处的家庭背景有关。
儒家之所以要恢复周礼，因为孔子怎么说也算个没落“贵族”，有读书的权利，加上当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作为大夫家族的孔子自然有机会读书，也试图维护贵族阶级的“利益”。而孔子最伟大的地方是使贵族教育平民化，并将贵族的礼向民间普及，这种趋于“平等，博爱，中和”的理念是促使儒家成为中国主流思想的关键。
墨家之所以反对儒家，是因为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是平民出生。可以说，如果没有孔子开辟了“有教无类”的理念，墨子可能也没机会读书。墨子身为手工业阶层，一天到晚跟平民打交道，看到的都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景象。所以就反对儒家的礼乐文艺，认为那些玩意儿太虚浮，没有实际意义，还大量消耗财富，吃饱穿暖才是硬道理。并且认为儒家的厚葬把钱给死人，简直糟蹋了。守丧期间男女不能同居，又抑制了人口的增长，降低了社会劳动力。因此，墨家才反对儒家。
站在一天到晚忙于生计的平民角度去考虑，墨子所言也不无道理。但站在贵族的角度来看，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岂不跟禽兽没啥两样。这就好像我们现在很多穷苦人拼命的赚钱，想要发家致富。而富人却穷的只剩钱了，感觉物质也没啥意思，遂开始追求信仰，追求精神生活。所处的环境不同，便引发出不同的思想学说，这就是百家争鸣的主要原因。可见，待在什么圈子也很重要，因为圈子会限制人的思维模式。
但总得来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儒家学说历经磨难，果然是真金不怕火炼，逐渐脱颖而出，发展为“三根普被，利钝全收”的主流思想。儒家就好比每天要吃的饭菜，是人们必须要摄入的营养物质。而其他的诸子之学就如同各种各样的保健品或药物，有也可，没有也不碍事，但生病的时候你还是得吃药。就好比国家安定时应该以儒家为主，一旦战乱兴起，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就派上用场了。
所以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一向都是外儒内法。儒家是明目张胆用来治国安邦的，法家严格来说是帝王之学，专用来维护自己统治，往往还得偷着操作，所谓阴谋不可外露嘛，这就是“内”的深层含义。而我们中国人一向崇尚真诚善良，正大光明的人，贬斥那些阴谋诡计，套路颇深之徒，所以稍带点“心计”意味的学说在中国都得不到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落后，因为中国人把科技视为“奇技淫巧”。这也并不能说我们中国老祖宗比较“迂腐”，也可能是外国人太“狡猾”。假如都像我们中国人这么老实，将科技视为奇技淫巧，估计战争的残酷性会降低一点，至少生态环境不会像现在这般恶化。这就是为什么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会说：拯救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可见儒家思想还是比较抓“根本”的，理所当然就成了中国人的主流思想了。
我的话你们仅供参考即可
众所周知，儒家是由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所开创。实际上，孔子是集历代圣王智慧，学问之大成，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化总结者，精炼了伏羲、炎帝、黄帝、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历代圣王集体智慧之结晶。故有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说。
后世都言孔子为我们立了“人极”，被称为万世师表，也就是人格道德的楷模，这也就是孔子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原因。关于孔子的具体事迹，我已在《你不可不知的孔子一生》中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兹不赘述。
那么，儒家何以谓之“儒”呢？东汉儒学大师郑玄提出：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北宋经学家邢昺亦曰：言人博学先王之道以润其身者皆谓之儒。”由此可见，儒家乃是学习古圣先贤之道以修身。我们都知道“人需”为“儒”，也就是满足人的需要就是“儒”。而人的需要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儒家主要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
因为儒家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教育把一个“自然”人转化为“理想”人。正如孟子所言：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儒”就是满足人之所以为“人”的这种需要。实际上古代所谓的“儒生”不仅仅是指儒家学派的人，也包括诸子百家的所有读书人。比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埋的大多不是真正的儒家学者，更多是一些方士。
自孔子整理先王典籍，删述六经以后，儒家就有了自己的理论依据：《诗》、《书》、《礼》、《乐》、《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易经》作为一部占卜的书，不在“焚书”之列。《春秋》作为史书，藏于宫廷，因此这两部书得以保存。而《乐经》里面有很多乐谱，难以记诵，所以《乐经》就失传了。其它经典有的是秦朝儒生口述，有的是从孔子家宅墙壁掏出，有的是从地下挖出，众说纷纭，总之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了。所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儒家从此逐渐演变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主流思想。
所以我们才会祭孔
到了汉武帝时期，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即得天独厚，平步青云，上升为经学。在这之前，儒家五部经典只是五部书而已，经过汉朝大儒董仲舒的推崇，《诗》、《书》、《礼》、《易》、《春秋》五书，立马变为《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经》。“经”即是恒常不变的道理。汉武帝还专门设立五经博士，只有精通五经的人才能立为博士。从此以后，五经就成了天下读书人的必读书。
随后，儒家的经典不断的增加，《礼经》包括了《礼记》、《仪礼》、《周礼》。孔子的《春秋》又有了《左传》、《谷梁传》、《公羊传》三部注解。从汉武帝到南宋第六个皇帝宋神宗，历代帝王一共钦定了十三部经典，分别是：《易经》、《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十三经的大致内容我在《国学到底讲些啥》里有过比较简要的描述，可作参考。
儒家十三经一共有六十四万七千五百字左右，在今天看来可能仅指一本书的字数。而其文字义理之艰深古奥，一般人皓首穷经也难尽读。所以到了宋朝，读书人越来越懒了，这么多书看得人眼花缭乱，根本读不下去。故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就从《礼记》里抽出两篇文章《大学》和《中庸》，再加上《论语》和《孟子》，合称为“四书”。到了元朝第四个皇帝元仁宗在位时期，科举考试就只考四书，总共短短五万六千六百多字，算是十三经的零头，真是乐坏了元朝以后的读书人。
到了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实际上只是逐步废除了读经教育。我们现在的应试教育也属于“科举考试”，只不过考的内容更现代化，西方化了而已。这本来是好事，所谓与时俱进，与时偕行嘛。但完全废除读经或许玩的有点过了，因为不读经，人可能就会“不正经”。
古人讲：三日不读经，面目狰狞。我们现在不止三日不读经了，已经是一百年不读经了。故当代人不是面目狰狞的问题，而已经是“面目全非”，死猪不怕开水烫了。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尼克松曾在《1999年：不战而胜》这本书里如是说：“当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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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论绝非危言耸听，一国之标志并非经济，军事，政治之属，最关键在于文化。当我们中国人被全盘西化的那天，试问，我们还是中国人吗？拿破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最锋利的东西莫过于宝剑和思想，但从长远的角度看，思想比宝剑更锋利。”
八年抗战期间，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内迁到云南昆明，建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延续和保存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抗战胜利以后，时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先生写了一篇《西南联合大学碑记》，以纪念在八年抗战中西南联大所作的伟大贡献。其中有一句话是：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也就是说诸如美国，法国，俄罗斯，英国等等这些国家皆是近两三百年才建立的新国，而希腊，罗马等已经是过去式了。只有我们中国从古到今，除了朝代的更替，制度的演变，但中国人依旧是中国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文化始终没有灭绝。
我们中国也曾遭到外敌的入侵和殖民，而结果却是：要么被我们赶走，要么被我们所化。鲜卑族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即是自觉汉化；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虽统治我们九十多年，也还是要读我们的“四书”；满清虽为女真族建立的国家，不也被我们完全汉化了吗？古人讲：胡无百年之运。也即指凡是入侵中国的外邦异族，顶多一百年之内，要么被赶走，要么被汉化。纵观历史脉络，何尝不是如此呢？此何以故？只要中国文化不亡，中国就不会灭亡。因此，如果真的爱这个国家，请爱这个国家的文化。
言归正传，孔子去世以后，由于孔门弟子对孔子学说各有发挥，儒家遂形成了不同的派别。《韩非子.显学》篇中讲：自孔子之死，儒分为八。”也就是孔子死了以后，儒家基本分为八派：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政氏之儒。这八派中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我们最熟悉的孟氏之儒和孙氏之儒。孟氏之儒就是指孟子一派，孙氏之儒即指荀子一派（“荀”与“孙”古音相通）。
孟子和荀子学说的最大区别是：前者提出“性善”，后者主张“性恶”。孟子的性善论最终成为儒家的主流思想，后世常以孔孟并提。而荀子的性恶论直接为法家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故后世评价荀子是“大醇而小疵”，甚至将其归为法家学派。
其实，对于人性到底是善是恶，孔子本人并没有给出固定答案，只是说了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实际上，无论是“性善”还是“性恶”都没错，只是所指的“性”不同而已。正如王凤仪老先生所言：人的天性，也就是如如不动的自性，是纯善的，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性善。人的秉性，也就是欲望之性是向恶的，这就是荀子所说的性恶。而人的习性是后天学来的，可善可恶。”我想这种对人性的诠释算是比较合乎情理的了。
王凤仪：我的《化性谈》，大家可以多看看
前面提到，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便成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主流思想。从具体历史的发展来看，儒学主要兴盛于汉代、宋代和清代，所以昔人常有汉儒、宋儒、清儒之说。
而西汉的儒学主要探讨大一统的政治问题；东汉的儒学主要探讨儒家经典的学问问题；宋代儒学主要探讨“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这种人生境界不断提升超越的问题；清代前期的儒学和东汉儒学探讨的问题差不多，清代后期的儒学主要探讨变法维新的政治问题。
汉儒中影响最大的是董仲舒，董仲舒以《春秋公羊传》为基础，用阴阳家（讲究阴阳五行，思想神秘）的学说改造儒家，提出了一套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学说。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儒家学说符合了大一统的需要，被历代帝王所尊崇，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社会人心。正因为董仲舒提出这种“玄之又玄”的东西，在这个处处讲究“科学”的时代，人们对董仲舒的评价不是很高。认为董仲舒提出的是一种“愚民”政策，让百姓都因为畏惧天命而乖乖臣服于帝王统治。
我们不可否认封建专制社会的一些统治手段确实有“愚民”意味，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全盘否定“天人感应”思想的深刻哲理。
中国人历来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正如《易经》上所言：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神鬼合其吉凶。”孔子七十岁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实际上就是一种“天人合一”层次的体现。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一举一动都符合自然规律，符合本性，这就叫“天人合一”。而天人合一中就包含有“天人同构”和“天人感应”的思想。
所谓天人同构，就是天和人都是按同一结构构成的。比如天有日月，人有两只眼睛；天有春夏秋冬四季，人有四肢；天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人有心肝脾肺肾五脏；天有十二个月，人有十二经络；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人体约有三百六十五个气穴；地球上百分之七十是水，人体百分之七十也是水。所以人要健康，个人这个小宇宙要和外部这个大宇宙达到和谐，否则就会生病，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养生理念，一点迷信色彩都没有。
实际上天人感应也是因为个人这个小宇宙和外部的大宇宙相互影响，我们称之为：相由心生，境由心转。西方的医学也已经证明，人百分之八十的疾病实际上都是“心态”所致。同样，国家如果政治清明，一派祥和，老天就风调雨顺，海晏河清。倘若国家混乱不堪，民不聊生，老天也会降各种灾难来警醒和惩罚统治者。因为人心一旦坏了，环境也不会好到哪去，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嘛。这就是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思想，不管当代人怎么看，至少董仲舒当年绝不是信口开河的。
是啊，其实我也不容易
不过，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到西汉后期越演越烈，使原本朴素的儒家蒙上了更多神秘色彩，孔子被神化成了具有超人能力的神，儒家也变成了儒教，这就的确有点过分了。还好经过西汉末年的大儒刘歆、扬雄和东汉初年的大儒桓谭等儒家学者的不懈努力，东汉以后的儒家逐渐与阴阳家分离，儒教也变回了儒家。
东汉的儒学主要以研究学问为主，普遍研究儒经的文字、音韵、训诂、考据等问题。文字音韵即是研究文字的结构，读音，训诂就是考证字词古今的不同含义等，考据即是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东汉许慎著的《说文解字》就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工具书，对后世儒学的研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东汉儒学成就最高的是东汉末年的大儒郑玄。郑玄天资聪慧，八九岁就精通算术，十二三岁就能讲述五经，同时郑玄也喜好“术数”，对占卜预测也有一定研究。郑玄一生潜心治学，集东汉儒家学问研究之大成，遍注儒经，对后世儒家学问的研究影响深远。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替频繁，天下分裂，动荡不堪，社会几乎没有了善恶标准，人们对儒家“一本正经”的思想失去了信心，开始变得“不正经”了，遂孕育出“风流潇洒，放诞不羁”的玄学。竹林里七个“疯子”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被称为“竹林七贤”。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常在竹林里聚众畅饮纵歌，好不自在。
有一次，刘伶赤身裸体的在自家房间吊儿郎当的吟诗，突然一个朋友进来了。简直不忍直视：“什么情况？怎么还裸奔起来了？羞不羞啊？”刘伶十分洒脱的回答：“天地是我的衣服，房屋是我的内裤，你跑到我内裤里来了，还好意思说我。”
包括曹操的儿子曹丕也是个“玄学家”，有一次好朋友王粲死了，他去悼念。本来是要哭丧的，曹丕的思维就是超乎常人，他对众人说到：“我知道，王粲兄平日最爱学驴叫，就让我们集体学一次驴叫，送他入土为安吧！”后来只听得漫山遍野的驴叫声。
实际上，魏晋玄学是对老庄思想的进一步发挥，是我们中国风流人格的体现，学的好了那叫真性情，大智慧，学的不好的就叫放荡，下流。建议还是要有自知之明，切勿盲目模仿。如果想了解魏晋玄学的“风流韵事”，推荐南北朝时期刘义庆的著作《世说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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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盛，儒学沉寂，三四百年间几乎没有出现很有影响力的大儒。到了隋朝统一，又需要儒学的支撑，于是就应运出了一位有名的大儒王通。王通效法孔子在山西的黄河、汾河之间大规模聚徒讲学，弟子有千人之众。据说唐初有名的大臣魏征、房玄龄等都是他的弟子，时人皆称他为王孔子，可惜天妒英才，王通仅活了三十三岁。
王通去世后，弟子们称他为文中子，并把他的思想言论整理起来编成《中说》十篇。所以大家要注意，《中说》是文中子说的意思，不是论述中庸思想的。值得一提的是，西汉末年的大儒杨雄仿照《论语》作《法言》，是儒学史上第一个模拟孔子语言著书的人，而王通则是儒学史上第一个效仿孔子大规模聚徒讲学的人。
唐代佛学兴盛。儒学虽然还是处于正统地位，并且唐初还有著名儒臣孔颍达奉唐太宗之命校正儒经，统一了自汉代以来八百年间五经的文本与注解。但是在文化学术方面的成就还是远不如佛学，也没出现一流的大儒。不过在佛学大兴的同时，也有人出面竭力倡导儒学，贬斥佛老，这个人就是中唐时期著名的大儒韩愈。
韩愈因向唐宪宗上《谏佛骨表》，反对唐宪宗六次大规模迎请释迦牟尼佛骨。朝廷不高兴了，唐宪宗一气之下把韩愈贬官到了广东潮州。有些“佛弟子”可能会觉得韩愈活该，敢反对佛教，这下遭报应了吧。实际上，韩愈不是反对真正的佛教，而是反对形式上的佛教。唐宪宗不惜花费巨资六次大规模迎请佛骨，这就好比不顾一家老小的生存把钱全花在供养佛像上，我想这也决不是佛菩萨想看到的。学佛重在修心和利益众生，而不是做表面功夫。
韩愈最大的贡献就是发起了古文运动，由于魏晋的骈文一度兴盛，跟写对联似的，明明几个字可以说明的问题，非得讲究对仗工整，难免显得有点刻意堆砌辞藻，缺乏真情实感。韩愈即是反对这种虚浮的骈文，提倡朴实的汉赋。
知我者，其为《谏佛骨表》乎；罪我者，其为《谏佛骨表》乎。
韩愈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原道》，第一次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说。也就是说儒家的圣贤之道是代代相传的，从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一直传下来，然后传到韩愈这里。韩愈的道统说实际上是在摸索出儒家自己的“道”来反对佛家思想。韩愈的学生李翱继续韩愈的事业，著了三篇《复性书》，用《中庸》的性命之说来反对佛家的性命之说，为宋代的道学奠定了基础。
宋代以后的儒学大盛，这个时候的儒学批判又融合了佛道两家的思想，创立了“道学”。道学的主题就是探讨人怎样通过自身道德修养来达到精神境界的提升与超越。道学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唐五代以来社会的混乱与道德的沦丧，而这一原因又归咎于魏晋唐朝以来的儒学不昌所引起，道学正是在挽救世道人心的呼声中踊跃而出。
道学的先驱是北宋初期的大儒周敦颐（著名的《爱莲说》作者，也写过影响深远的《太极图说》）和北宋中期的邵雍（有名的易学高手，也就是《了凡四训》中孔先生的师父邵康节，著有《皇极经世》《梅花易数》等“算命”奇书）。道学的创立者是北宋中期的大儒程颢（哥哥）、程颐（弟弟）、张载（脍炙人口的“四立”提出者），道学的集大成者是南宋的大儒朱熹（作为朱家人，我引以为傲。）
道学当中又分为理学、心学、气学三派。理学的创始人是北宋的二程夫子程颐，集大成者是南宋的朱熹。心学的创始人是北宋的大程夫子程颢，发扬者是南宋与朱熹同时的大儒陆九渊（提出著名的“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思想），集大成者是明朝大儒王阳明。气学的创始人是北宋的张载，集大成者是明末的大儒王夫之。
理学、气学、心学三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理到底存在于事物之外，还是存在于事物之内，或者存在于人心中的看法不同。理学认为理存在于客观事物之外，气学认为理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心学则认为理就存在于人心中。用西方哲学的观点来讲，心学是主观唯心主义（“人定胜天”），理学是客观唯心主义（听天由命），气学则相当于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当然，我这个分法只是为了使大家更清楚的了解此三大学派的区别，并不一定确切。关于道学的具体内容得找专业人士或书籍请教，在此恕不赘述，以免言多必失，贻笑大方。
宋明时期的儒家史称“宋明理学”，可见在这个时期“理学”是最风靡的。此时期，最有名的两个超级大咖，就是人们比较耳熟能详的理学家朱熹和心学家王阳明。我也常跟朋友调侃，实际上朱熹就相当于儒家里的“神秀”，王阳明就好比儒家里的“慧能”，也许王阳明的思想更高明，更究竟。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朱熹的言论更普及化，这也就是理学比较兴盛的原因。
还是我前面提到的，无论是哪门哪派的学说，不过都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层次而建立的。我认为只要是属于“真善美”的学说，都无可褒贬，都值得尊重。我们在求法的过程中也应该有自知之明，了解自己是什么根性，再选择契机的法门去修持，千万不要盲目跟风。
关于朱熹这个人，我要特别提出来讨论一下。元朝以后的科举考试，都是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标本。因此，当代很多学者从朱熹对四书的注解中挑出了很多毛病，甚至有著名学者专门写《朱熹错了》这类文章批判朱熹。并不是因为我也姓朱，所以要给朱熹打抱不平，我仅站在比较公正的立场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不可否定朱熹对四书的注解可能有些偏颇。但试问，谁敢说自己对四书的注解完全正确呢？我想只有孔子本人和孔门弟子吧。实际上，每个人的言论，如果你想要找毛病都可以找的出来。包括我这篇文章，你可以说全是胡扯也不过分。佛家有句话叫“开口就是错”，老子也说“道可道，非常道”。思想的东西，一旦用语言表达出来，多少会偏离原意。我们如果太咬文嚼字，吹毛求疵，只会显得自己心胸狭窄。
还是我们朱家人懂我，好感动。
评价一个人，最重要的是看这个人发的是善心还是恶心，言论只是其次。朱熹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其学识在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修养也不在话下。临终前还在一如既往的修改自己的《四书章句集注》。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试问有几人堪比。当我们评价古人时，尤其是那些在历史上影响巨大的风云人物，是否先看看自己跟人家是不是一个档次，然后再做定夺。或者说，我们更应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元代儒学界最重要的就是道学中的程朱理学被确立为统治思想一直延续到清末。明朝心学的兴盛实际上是对程朱理学的批评和修正。尤其是对《大学》中“格物致知”上的认知有所不同。朱熹认为格物致知就是研究事物获得真知，王阳明开始遵从此理，“格”了七天的竹子，一点收获也没有，反而折腾的病倒了。
后来在贵州龙场悟道，感悟到格物致知的真正内涵应该是“排除物欲，彰显良知”。并作诗一首阐明大义：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种思想与佛家理论“不谋而合”，故后世凡修行人对格物致知的理解都趋于王阳明的见的。
王阳明心学的核心主张即是“致良知”，就是让自己的所思所言所做都符合内在纯净纯善的本性。王阳明还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治学理念，对于知行合一，普遍的解释都类似于“知道还得做到”、“言行一致”、“解行相应”等等。实际上，“知行合一”也就是“致良知”。“知”就是良知，王阳明认为“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就是“行”。
王阳明原话是：“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通俗点讲，知行合一也就是使自己的所思所言所行都符合内在纯净纯善的本性，接近于孔子的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所以儒家最强调一个“诚”字，《中庸》中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也说：至诚无有不动者也。”其实，“诚”就是在“致良知”。因为人性本善，只要你“真诚”，就不可能“作恶”，除非是无心而为。所谓的恶人实际上都是对自己“不真诚”所造成的，试问，哪个坏人是“真心”（此处须静下心来思索）想干坏事的？都是冲动所致，要么就是变态。
有一次，王阳明抓到一个犯人，一路上给这个犯人大谈人的良知。小偷听了半天，不耐烦的说：“王夫子哟！你都扯些啥东东，我一句都听不懂。”当时天气非常炎热，小偷就把上衣给脱了。王阳明遂说：“你怎么不继续脱呢？把你的短裤也脱了吧。”小偷连忙说：“这恐怕不太好吧？”王阳明笑着说：“对了！这就是你的良知。”
王阳明的心学，实际上跟禅宗的“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不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思想是一致的。所以后人有说心学是变相的禅宗，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王阳明的门人后来将王阳明的言论编为《传习录》，后人又将其著作编为《王文成公全书》，文成是王阳明的谥号。现在《王阳明全集》卖的非常火，我也是王阳明的崇拜者之一。
由于心学受到禅宗明心见性的影响，不注重学问的研究，其流弊则是空疏无物，“口头禅”居多，明末尤甚。而且理学的流弊也有空谈义理、不注重训诂的毛病。为了纠正这种偏颇之风，故而清朝同东汉差不多重视学问研究的“朴学”又兴起了。
清代“朴学”的兴起，和清朝可怕的“文字狱”也有关系。文字狱就是指从文人著作中发现对朝廷不满的言辞而加以治罪的狱案。实际上，每个朝代几乎都有文字狱，只是清朝比较显眼。比如，乾隆年间的进士胡中藻著有《坚磨生诗》，其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乾隆爷望文生义，觉得把“清”放在“浊”的后面简直是对清朝的侮辱，胡中藻遂被腰斩。有个叫徐骏的人，一天在窗前看书，一阵清风吹来，书被风吹开了，遂有感而发，写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这下可不得了，被误解为“清风”就是指清朝，徐骏也因此被杀。
谁敢说我们清朝不识字！
虽然这种事情看起来确实荒诞，苛刻，但并不是说清朝的统治就比较残暴。实际上清朝的皇帝和历朝历代对比起来已经算是最清明得了，“清”朝这个词可谓是名副其实。文字狱也不过是发生在文人学士中的个别现象，所以清朝的文人因前车之鉴，思索再三，还是别随便发表言论，研究一下文字，音韵，训诂，名物考证等该不会有问题吧，故而重视学问研究的“朴学”应运而生。
清朝前期的儒学比较重视学问的研究，出现了明清三大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对于文字、音韵、训诂、考据的精深研究成为清代前期儒学的开启者，其代表作为《日知录》。黄宗羲对传统社会弊病的批判和对于新社会制度的设想，影响了清末众多试图变法改革的“勇士”。成为清代后期儒学的开启者，代表作有《明夷待访录》、《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王夫之是道学中气学的集大成者，其学问的广度、深度、足以和朱熹并驾齐驱。王夫之著作宏富，晚年因居湖南衡阳石船山，人称“船山先生”，故其著作通称为《船山遗书》。
清代前期的儒学鼎盛于乾隆，嘉庆年间，因此又称为乾嘉学派。乾嘉学派又分为吴（江苏）、皖（安徽）两派。吴派得到皇帝的支持，皖派得到学术界的推崇。吴派的特点好博崇古，并且只讲考据，不讲义理，代表人物是江苏的大儒惠栋。皖派的特点是通过考据来阐述义理，讲究实事求是，代表人物为安徽的大儒戴震。
清末还出现了朴学的集大成者章太炎，其行为放荡不羁，真是“敢恨敢爱敢骂”的典型代表，后世称其为“祢衡”再来（祢衡乃三国时期恃才傲物的家伙，二十六岁因惹怒江夏太守黄祖被杀）。章太炎中年颇好佛学，有一次，因言语不慎，得罪了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受短期牢狱之灾。事后不久，自称被东岳大帝召为阴间判官，每晚有两个小鬼抬轿来接他上班，早晨鸡一叫就把他送回去。此事一度成为佛教界常常引用的“真实案例”。
不管你们信不信，我确实有此奇缘
清代后期洋人侵凌，国家内忧外患，儒学研究的问题主要是救亡图存，托古改制。所谓的托古改制，即是将一切改革变法的主张都说成是孔子的主张，或孔子的预言。因为孔子是大成至圣先师，只要是孔子“说过的话”就有说服力。
此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康有为自称“南海圣人”，是否名副其实还有待“商榷”。康有为等人发起的戊戌变法就是清代后期儒学托古改制的集中体现，其托古改制的代表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等。
民国以后，新派人士因救亡图存的迫切愿望，简单的将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主流思想的儒学与封建落后思想等同，欲以打倒。此时期儒家的主要工作就是一方面努力证明儒学对于人类社会的永恒价值，一方面试图吸收融合西学，完成儒学的现代化，以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
其间已有一些儒家学者进行了成功的探索与尝试，最有代表性的有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几位大儒。这些人不少是目睹过五四，文革的惨痛批判，依然坚韧不拔的为真正的儒家鸣鼓申冤。其中梁漱溟先生被誉为“中国的脊梁”。冯友兰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在其最后的十年间精心整理编写出“发海潮音，作狮子吼”的宏伟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你值得拥有一本。
实际上，汉代儒学吸收了阴阳家理论，建立了天人感应学说和宋代儒学吸收融合佛道两家理论，建立了道学，都是为了适应历史发展的新需要，皆是与时俱进，与时偕行。所以对于古代的很多思想，我们应该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看，而不能一味地复古或批古。
如今，新中国已空前强盛，傲视群邦。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已不再是时代的主题。挽救已断层百年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拯救我民族之命脉才是当务之急。故我国家主席深明大义，慧眼识金，开始重视传统文化的发扬，巩固国本，从而建立民族自信心。国学复兴的根本就是作为中华民族主体价值核心的儒学之复兴。而处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现代化的时局，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也应该与时俱进，与时偕行。当把西方智慧中国化，古代智慧现代化，方是明智之举。
中西结合，与时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