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着村言回老家

2022-08-04  本文已影响0人  Mr卫道周

“嘭、嘭、嘭”,“嘭、嘭、嘭”…… 

我又听到一千年前的耒地声。 

一千年前,我在盛夏的炎阳下锄地。九十九天没有接受过一滴雨水的土地已经板结龟裂,脚脖子高的玉米苗耷拉着脑袋,不死也不活。它们这样硬撑了三十多天。草们倒不在乎干旱,卷曲着结实的叶片,竭力向干旱示威。   

我劳累的汗珠,没有滚烫的温度,它们是冷汗,疲惫地跌碎在苍白的盐碱地上。    我受过高等教育,村中唯一的大学生,但是,我不得不在这黄河故道里劳动。我接过祖宗用了三千年的木柄锄头,敲打着被翻耕过无数遍的黄土地。大脑一片空白,肌肉、骨骼、皮肤和神经的酸痛,昏厥了我的的聪明。劳动带给我的不是快乐,天长日久的劳作中,我已成为一柄农具。耕作封闭了大脑向外伸展的通道,荒草般疯长的思绪,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渐渐枯萎。整个身体中只有一个念头:喘气。   

抬头看看远处堤堰上太阳的影子,水帘般的幻动中,祖宗也在和我一样地劳作,挥动的,正是我那把木柄锄头,这是祖宗从黄河中游的老家带来的。 

不过,那是一千年前的事了。 

一千年前,祖宗赶着牛车,或者步行,从遥远的黄土高原跋山涉水来到此地。他们的迁徙甚至不如候鸟,他们没有方向,没有目的,更谈不上使命,驱动他们的,只有一个念头:喘气。 

祖宗来到这里,神色倦怠,口干舌燥。路上,他们已经扔掉了一个个夭折的婴儿,这些死婴该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哦,或者姑奶奶们,也就是我的远祖的叔伯兄弟姐妹。   

突然,一阵急雨骤然天降。对于马上又要有人渴死的祖宗们,这是上天好生救命的甘霖。大雨淋湿了儿童们的头,淋湿了祖宗的头。儿童在雨中欢呼雀跃。白发苍苍的老族长环视万里荒原,命令族人们埋锅造饭。饭后,族长说:就是此地了。   

我们的村庄诞生了。   

一年后,和祖宗有着同样目的的另一帮迁徙人群路过这里,问祖宗:这是什么地方?

祖宗回答:雨淋头。   

这是今天村子里一个聪明人的说法。   

另一个聪明人论证:我们的村子其实应该写做“榆林头”。   

一千年前,先人们长途跋涉至此,枯黄的万里荒野上,先人们已有九十九个昼夜不见树木了。齐腰深的衰草,放慢了先人匆匆的脚步,也带给这些疲惫的人类一些安全感。隐入草丛中,老雕、狼群、老虎、老猫、豺狈以及骑马掠食的野人,很难发现他们的行踪。他们是没有战斗力的,任何一伙强盗都足以将他们一个不剩地全部杀戮,活下去只是靠运气。 

他们几乎无法辨别方向,而迷失方向是致命的,方向感也是他们对危险的预感,只有头脑迷乱的晕子才会不顾东西南北,低头只管往前走,他的方向只有一个:前方。   

看到那些平原上散落的村庄了么?有的坐落在古河道,有的乌烟瘴气,更有些村子,全村的房子一律斜向。这些村子,大多属历史上有名的穷村、疫区或匪窝。这只能怪他们初来乍到的先人。他们的先人饥渴劳顿,筋疲力尽,无力聚精会神地辩识方向,精力萎靡导致的神志迷乱,使他们在一望无际的荒野中迷途。于是,他们只得无可奈何、张皇失措地随意找片地方停靠下来。方向的迷失掩盖了他们所有的智力和敏感,他们意识不到,他们的新居潜藏着怎样的危机;他们更想象不出,他们急匆匆的落顿,竟然贻害子孙后世千几百年,使子孙背着贫贱的黑锅,一代代艰难屈辱地喘气。   

我的祖宗能够在极度的倦怠中努力保持清醒。这得益于他们超人的精力和毅力。精力和毅力都是由强大的生殖欲望支撑着的。我至今供奉着两尊传承了至少一千年的祖宗泥塑。男祖宗的相貌看上去甚至有点凶恶,肌肉发达,颧骨高耸,环眼暴突;女祖宗则阔面大耳,身躯肥胖,腹部隆起,胯股宽厚。按照现代优生学的观点,这样的男女结合,能够产生最佳体质的后代。男女祖宗泥塑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生殖器都被夸张地放大,占去整个塑像的三分之一。男祖宗的生殖器粗壮、坚挺,龟头愤怒地高昂着,表现出一股跃跃欲试的强烈动感,两只睾丸足有洋鸡蛋那么大,分明在向整个女性世界炫耀,里面蕴藏着无限的激情和生命。女祖宗肥硕的胯部,生命之门的确象宽阔的拱门,后人们从中鱼贯而出。 

祖宗的塑像给我的不是色情性感,而是凛然升自心底的敬畏和感动。如果非要和性牵扯,那也只是生命的激动,它足以让村子里最浪荡最满不在乎的二流子肃然起敬。有这样的祖宗,我引以为荣,不管走到哪里,我都会觉得,有一个威严全能的保护神在护佑我。这样的祖宗是不会迷失方向的。穷村、疫区先人的神经象野地里的蔓草,我的祖宗的神经象牛筋,强硬坚韧得足以对付自身的和外在的重负。祖先们象蔓草和牛筋的神经系统,决定了他们后人的总体命运。 

我的祖宗在茫茫荒原跋涉,已经九十九个日出日落不见一棵树。   

这时,远远的天边一抹林子的氤氲。祖宗们疲惫至极的精神,重新焕发光彩。他们催动牛车和脚步,驶向那天边的林子。  到达心向神往之地,祖宗看到,这是一片大大的、和黄土高原老家一样的榆树林子。榆树可是活命树,是祖宗们的圣树。   

秋高气爽,雁阵行行。老族长在林子里外巡视一遭,闭目沉思。良久,睁开双眼,他神色凝重地发话:就是这儿了!   

我们的村子诞生了。   

一个月后,朝廷的驿马弛过这里,驿卒问:什么所在? 

村人答曰:榆林头。   

我们的村子就是这样幸运,诞生后的第三十天,就被载入官家的舆图,并在第二年的中秋,成为方圆百里最大的驿站。   

一千年了,榆树林里不断有新苗生出,不断有老树死去。一千年,榆树林竟然还是那么大一片,仍在村边,我们的村子仍叫榆林头,仍在榆林边上。多少个改朝换代的官家对于村庄来说,只是疾驰而过的一匹快马。村人们懒得出去,祖宗迁徙的劳顿似乎作为遗传因子长在了后人的生命里,他们时不时地产生出走的冲动,但立即被疲惫和恐惧扑灭。如今,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十成中有九点没有离开过村子二十里。   

不过,一千年来的世世代代,总有百分之零点一的不安分者走出去。不见得走出去的都是聪明人,一辈子窝在家里的都是愚夫。村子里有一个牲口经纪,斗大的字不识一升,一辈子就在村庄周围二十里以内转悠,却是所到之处大家公认的精明人。走出去的,不管是被生计所迫,还是为情所累;不管是被老子送出村子,还是自己义无返顾地抛妻别子;不管是被抓壮丁哭闹着与亲人生离死别,还是被敲锣打鼓地送去参军,总之,不管以哪种方式离开村子的,大都有了出息,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八抬大轿或者高级轿车,衣锦还乡。   

我是例外。   

作为平均一辈儿才出现一个半个的文化人,我也走出了村庄,在外边狼狈地转了一圈,又踅回了村庄。象出去时的夹道欢送一样,这次回来,村人们给我来了个目光的夹道鞭笞。我这个 “村庄有史以来记性最好的人”,在“嘭嘭嘭”的锄地声中,变成了一个木呐的愚汉,人们送我一个绰号:傻绣儿。   

我的名字叫绣,挺女性化的一个名字,大概是我的双亲对我七个哥哥过于生硬的名字厌烦了。“傻绣儿”做为村人们训诫孩子的口头禅,频繁地出现,为此,我很自豪,不管怎样,我都不是一般人儿。   

“傻绣儿”已经成了我们村言里的专有名词。村言就是这样,拿来狭小圈子里有限的人、事、物不断丰富自身。有人说,拉丁语系语言擅长抽象思维,汉藏语系语言擅长描述。这是没有丝毫语言天分的老粗的胡扯,是一种语言歧视。我们榆林头或雨淋头的村言足以表达一切最复杂的事物。我从来不认为我们的村言“土”,听见那些还没我在外边混得久的村人回乡后拿腔做调的难受劲,我直反胃。我们的村言,与三里之外一圈的村言都不大一样,据说,当初行政规划时,官家很是作难,不知该把我们村划到哪个乡,不管划到哪个乡,我们都只能是语言上的“少数民族”。   

我在大学学的是汉语言文学。我觉得,语言学习最需要天分。听到大学里那些自作聪明的考试高手说什么“外语最易学,不就是靠死记硬背嘛”,我就想哭,想吐。在他们看来,语言不就是工具吗?我觉得,这些人根本就不懂语言。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语言是人类的一切。 

唉!说这些干啥?人家听了,会笑话“傻绣儿”的。    不用研究,我就能感觉出,我们村言的历史,就是自古至今所谓汉民族共同语的国语、普通话等等所有官话的发展史,也就是说,它们的内涵、外延、规律都是源自我们雨淋头的村言。所以,谈不上高雅和低俗。听到小品、影视的导演让他们的演员嬉皮笑脸地糟蹋我们的村言,我他妈的直想冲上去揍他们。他们不是在弘扬他们正在使用的说话工具,哦,生命表达方式的鼻祖,他们象街头的二小儿一样,在猥琐地拿他们的先人开玩笑。   

去他妈的吧,没有丁点语言天分的杂种!   

唉!我不该动不动就骂人的。不过,骂人的话恰恰是语言的精华嘞!   

说官话或它种方言的人,我们听不懂他们的话,他们却能隐隐约约明白我们的意思。即便最不孝顺的子孙,也不会完全忘掉祖宗的。语言的彼此不通,会让对方都错误地视彼此的思想、观念也属低劣,觉得人家傻乎乎的。这就是所谓文化的隔阂和歧视吧。语言的隔阂歧视是思想、观念、价值等一切隔阂歧视的根源。对此,上帝是明白的,他老人家变乱了人类的语言而不是头发,就等于变乱了人类的一切,人群之间本来天然的沟通,从此只能隔河相望。   

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历史。也不妨这样说,人类的历史能够以人类活动的任一方面的历史来描述,比如陶器的历史、纸张的历史、酒的历史,更不用说武器的历史、服饰的历史,甚至便壶的历史、马桶的历史,也都能从某个侧面窥见人类历史全部活动的影子。语言的历史则是最全面最权威的。    每一辈儿,村子里总要有几个专家。他们或仰观天象,或俯察地理,或辨别飞鸟的雌雄,或冶炼各色合金,或追问我们村言中那些稀有词汇的来龙去脉。这样的天才,竟然往往被人讥笑为“神经”。   

我爷爷讲,他爷爷的爷爷就是这样一个研究雨淋头村言来源的专门家。凭着几个独有常用词的发音,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追本溯源,顺藤摸瓜,竟然在穷途末路的当儿,摸到了几千里之外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子,竟然就是我们雨淋头人的发祥地。   

事情是这样的: 

三百年前,雨淋头闹蚂蚱,颗粒无收。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我的烈祖随村里的两个乡亲出外讨活路,好象是到黄土高原某个地方拉大锯。象今天的“农民工”一样,扳着指头算算,他们出来已经三个月了,所带盘缠已吃干花尽,等待他们的,只有饿死。那时候,随便饿翻几个人,是十分正常的小事儿。路上逃荒要饭的,走着走着,说撂倒马上撂倒,丝毫引不起旁人的注意,或者说,旁人压根儿也没力气注意别人。   

眼看就要成为路边的倒卧,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突然从一个过路人口中听到一个音腔,那是只有我们雨淋头村言中才有的独特语音。这个发音用现代汉语普通话是无法记录的,接近kao音,但不是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尻、考、靠。那个路人的发音,和我们村语的发音是有些差异的,一般人很难辨别出来。以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这样的语言家,他天才的耳朵能够听出,基本的语素,特别是这个音在整个语句中的韵味,它所起到的感叹强调作用,与我们村言如出一辙。联系到那个发音的稀有性和专有性,他老人家顿觉灵光一闪。他抑制着心跳走上前去,主动和那个路人搭讪。 

后来,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回忆:在他和那路人四目相对的一刹那,双方都惊奇地感到体内涌动着一种发烧般的感动,这是相同血液不可遏止的亲和力,一股浓浓的酸气直冲面门。接下来的交谈,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完全可以肯定,路人的语言和我们雨淋头的村语,绝对一脉同源。   

他们央求路人,能否留宿他们三人一晚,路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到了他家,往堂屋门后那一张纸也就是祖轴上一看,一切再无疑虑:上五世的名讳和我们的族谱一字不差!论起来,那人比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长一辈。我们祖上或许是没文化的人,但他们早已按《大学》章句为子孙后世序好了辈谱。事到如此,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们和闻讯而来的村人们抱头痛哭。在遥远的三百年前,除了血管里的亲情,还有什么能让这些拙朴的乡下汉子拥抱在一起呢?人们一边哭着,一边不停地唠叨:一见面儿就zhe了!一见面儿就zhe了!“zhe”,在我们的村言中,是知道的意思。   

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们在祖宗生活的老家生活了将近一年,他们和族亲一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就象是在榆树林边的黄河故道里劳作,没有丝毫的陌生。一年后,他们和老家的族亲洒泪而别,那时,这一别去,注定天各一方。从此,黄河中游平原的亲人们和黄土高原的亲人们,分别多出了一份思念,每逢佳节,这份思念更象节日里的酒,浓浓烈烈。   

读大学时,我含着热泪向同学们讲述了这个寻根故事,那时,我们正在把黑人小说《根》作为课外英语泛读材料。小说中,比我们皮肤颜色更深的人们那血浓于水的寻根情感,撩起了不少同学的寻根愁绪。不断发表作品的文学“准大师”们对此一脸的不屑,他们评论:什么《根》呀、《汤姆大伯的小屋》呀等等诸如此类的宣传品,至多博取妇人们的几滴清泪,是没有多少艺术价值的。列夫·托尔斯泰就曾经训斥他的一位读了《汤姆大伯的小屋》而落泪的弟弟,认为他竟然为这样一本通俗读物掉泪,实在太没深度。 

唉!我倒觉得,列夫·托尔斯泰只不过是一个饲养员一样的贵族思想家罢了。   

我也象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一样,是一个雨淋头语言研究爱好者。通过仔细的采集对比,我发现,我们的村语中的某些词汇和《诗经》里的词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今,这些词汇在汉民族其它方言中已基本绝迹,雨淋头的村语肯定是《诗经》时代古老语言的活化石呢!我们村语里那些现代汉语无法拼写的语音,正是《诗经》时代最高雅最时髦最官方的文学载体。那些无法正确诵读古老诗歌语音的专家学者应该到我们榆林头来进修进修。   

从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们那次抵达,至今三百多年了,由于交通、经济加上政府的约束等诸多条件的限制,村子里再也没人能够找到远隔千山万水的黄土高原老家。事过境迁,星移斗转,村人们在津津乐道了三百年后,在村子里跑满了机动车的时候,老家却渐渐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逝。   

一天,当我再也忍受不了“嘭嘭嘭”的夯地声,我套好了一辆木制马车,带上罗盘、打火机、刀子和几样常备急救药出发了。我不知道祖宗家乡的具体省份,只听我爷爷说过,朝西去,朝着你想去的那个地界儿,当你走得再也走不动时,老家就到了。于是,我扬鞭策马,朝向西北方向而去。我坚信,不管走多少弯路,血液中永远指向老家的磁性、祖宗的召唤,一定会在某个时辰,准确无误地把我引领到我血脉的生发地。 

我的马车驶过村街,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村人们笑着问我:傻绣儿,你要到哪儿?   

我喃喃地说:我要回老家。 

他们一个个发出“嘻嘻”和“哈哈”的笑声。心软的大娘劝我爹:给傻绣儿看看吧。   

我爹仰天长叹,两颗老泪挂在他老人家的眼皮上:听天由命吧!兴许,到了老家,他会好点儿。   

半年后,当我那匹被邻居准备送往集南头王记牛肉店而被我低价买下的老马儿轰然倒毙,当我那辆从一座废弃的老屋里折腾出来的两轮马车七零八落,我抵达了黄土塬上的一处村落。我在沟沟壑壑里跋涉了一个多月,在我走得快要走不动的时候,突然爬到这个塬上。四周是陡壁深渊,远处是逶迤的黄土岭,只在此处,突兀而起那么宽阔的一片高台。站在塬上,油然而升世外桃源的轻松和平静。与黄河冲积平原截然不同的地貌,给我的,不是震撼和陌生,是久违的恬静,就象儿时一次午睡醒来,站在自家院子里等待母亲回家的心情。 

我知道,我到家了。   

我偎坐在和我一起走过千万里回乡路的马儿和马车旁,希望能象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样,遇到一个说着kao音口头禅的路人。 

等了足足一顿午饭的工夫,广阔的高塬上,不见一个人影,除了高原风的呜咽和不知名的鸟儿的啁啾,就是依稀可闻的远处熟悉温暖的鸡鸣。   

我撇下老马和马车,准备见到族亲后,再回头安葬它们,它们也是我的亲人呐,是我曾经相依为命的亲人。我背上已风吹雨晒得发白的行囊,抹了把满头满脸的征尘,抖擞精神,向我的血脉之源走去。   

走到村口,熟悉的房屋,房屋的山墙、飞檐,屋脊的兽头,檐下的饕餮纹,以及它们那种暗青的色彩,我恍惚回到了千万里之外的另一个老家,象那年我在大学受到处分,灰溜溜躲回老家时的归宿感。 

在村中的me'er,我见到几个玩nazi游戏的小女孩。这是雨淋头的小妹妹们经常玩的游戏。我用雨淋头村言问她们:nenjiegezheernengshalia?   

出乎我意料的是,女孩们连头都没抬,边玩游戏边回答:nimokanzhuoyo?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是贺知章的虚构。一个回到家乡的游子,至多有成人们出于礼貌的招呼,而绝对不会引起小孩子的好奇,小孩子会把你天然地当做他们村中本来就有的那个兄长、大伯或爷爷。你不就是这村中的一员么?   

一群送葬的人们从村外回来。我注意到,他们孝帽的扎法、孝衣的款式颜色等丧葬礼仪和我们雨淋头一模一样,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我们三里以外的临村,就和我们有许多不同之处。那些人随便地瞅我两眼,没人在意我。   

冷不丁地,一个年轻女子有点迟疑地走近我,打量着我,突然惊喜地用普通话叫喊:“绣儿,是你么?”   

我看看她,疲惫地打量她。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老天,她不就是我十五年前的大学同窗小凤儿吗?   

大学时,我对小凤儿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近感。这种感情,不是男女之情。正是这种莫名其妙的感情,把我引到她身边,又把我生硬地、恶狠狠地推开,使我们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当时,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只觉得我俩有情无缘。我把这些归咎于我俩的同姓,我历来把同姓通婚视为乱伦的,同祖同源的人,不管地域、血源关系有多远,总有千丝万缕的血脉联系。说不定,还是不出五服的近亲。人类历史上频繁的族亲迁徙、野地苟合的错中之错,谁能保证血脉的纯洁和血脉的乱伦呢?再说了,人类有固定成熟姓氏的历史不超过一千年。一千年,族亲中的每个人,用清晰的血筋牵扯在一起,而真相却遥远地隐蔽着。 

感谢血脉吧!它有一种神奇的功能,即便远隔千万里,血脉的血性会在祖宗的指引下,让你不至于乱伦。让人乱伦的,只是人的理性。   

此时此刻,我明白了。千里遇故知的虚幻, 不是白日梦。我在二十多年后,在遥远的黄土高原上一个小村落里,偶遇我的同学,偶遇我的族亲。这个遥远陌生的高原村落,就是我的老家,或者说,我的另一个故乡。   

我跟随小凤儿到了她家。家里的摆设,中堂、条几、蜡台、圈椅的位置、格式,无不和我家相似。小凤儿的爷爷是村中的族长,我走到她家临近的宗祠里,只看了两行,就再也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热泪。我嗑磕巴巴地讲了几句,小凤儿的爷爷、九十九岁的老族长也老泪纵横,他死死地抓住我的手,抽泣着:“五百年了,可把你们盼来了。五百年了,老家的人一直在等你们啊!”   

小凤儿姑姑握住我的手,象一个村妇一样哇哇地哭着,用雨淋头语言,准确说,我们的母语不停地说:咋跟做梦样呀!咋跟做梦样呀! 

……   

萨默塞特·毛姆说过:人的一辈子总在不停地寻找两样东西,心灵故乡和生命的另一半。一个人的生之家园或许并非他的故乡,因此,他在大地上不停地流浪;那个人不是他生命的另一半,因此他不停地离家。流浪啊流浪,离啊离,不是心之故国家园虚无缥缈,也不是没有好女人,只是还没有找到罢了。   

信奉毛姆的人,一定是忠诚的文化传统的传播者和继承者;贬斥毛姆浅薄的人,其实自己很浅薄,他们大多是一些没有丝毫天分的人。毛姆是一个痴迷者,傻绣儿是一个痴迷者。不妨说,人类文明的传播继承,只能指望这样的痴迷者。稍微精明哪怕一丁点儿的人,就不会承担这副重任;再笨一点的人,没有这份天赋。   

以前,我为此挺自豪我觉得我在为人类做贡献。伴随着“嘭嘭嘭”的夯地声,我在虚幻的历史和真切的现实之间,在生之家园和灵魂故乡之间,不停地徒步迁徙。我渐渐丧失信心。我开始怀疑:我到底是文化的传承者,还是没落观念的卫道士?   

突然有一天,我明白了,然后,又开始糊涂起来。   

雨淋头村言中保留的《诗经》时代的活化石,是两千年前的高雅。如今,即便读过初中的雨淋头孩子,也不屑于这些太过古老土气的词汇。他们喜欢从课本中找出一些他们长辈从没听说过的词句,来丰富他们的语言。学生们老爱使用一些带zhi音的词,什么“蛋白质”、“神经质”、“原生质”。大多数学生并不理解这些词汇在词典中的确切意思。他们不管这些,他们自己已经赋予这些词汇意义。    这就足够流通了。   

还有一个生僻的词——尴尬,来自于一位漂亮的女老师。她曾用这个词儿讽刺班上的混子头目。该词儿怪怪的、别嘴的发音,从此成为那些不尊重学生、三心二意的女教师的专有名词,直到今天,学校的孩子们还在使用着。   

这些似是而非的词汇,有文化的人起初是绝对不会使用的,可它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后来,竟也不知不觉地蹬上了大雅之堂,连校长在新生开学典礼上都使用啦!下一步,它们该进词典了。   

这是否我们雨淋头村庄和村言的进步?这种进步就象村边的榆树林,一千年了,林子还是那么大,村子还在林子边。可是,林子里的生生灭灭一刻也没停止过。尽管很迟缓,却一刻也没停止过,象种子悄悄地发芽。   

我现在时时担心,我会落伍的,我深恐打个盹醒来,林子里和庭院里已长满密密麻麻的涩涩秧,让你寸步难行。

上一篇下一篇

猜你喜欢

热点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