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政治地理书——读《一本读懂！山海经》
“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夭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海外南经》
句芒《妖绘卷》
《山海经》这本“奇书”难以被归类为某几个现代学科，它更像是一部百科全书，记录了先民对于世界的整体认知，从中体现出的是先民观察和理解世界的隐晦逻辑。
它首先是一部地理志，记录了各处山川河流，以及它们的草木、动物、矿产分布情况；它记述了山川祭祀法，从中可以窥视巫文化的远古回响；它包含了天文历法和先民的发明创造；在人力所不能及的边界，先民以想象力勾勒世界，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大禹治水等我们熟知的神话故事就是出自这本书；同时，它也是一部民族迁徙史，其中民族学研究的门道深广。
客观与主观，知识与信仰
在古代社会客观与主观、知识与信仰是浑然一体的。
现代社会所说的知识，多半为自然科学知识，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等；当我们说到神话时，指的则是不可考、没有依据的东西。如果以现代学科去对应《山海经》，很多都可以沾一点边，但都不准确：因为书中的现实场景和想象场景一旦分离，就不能够表达原意。古人将他们知道的、关心的，从宏观到微观全都写了出来，这对他们来说是统一的知识体系。
以《山经》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地理知识与巫文化的结合。如《南山一经》中描述了䧿山山系之首尾，从招摇山起，到箕尾山止，一共九座山，东西蜿蜒两千九百五十里，位于广东、广西境内。除了随处分布的黄金、白玉外，最神奇的是一些奇特的动植物。诸山山神没有神名，形象都是鸟的身体龙的头。他们彼此之间没有统属关系，没有等级，没有至上的神，也不受其他天神的统领。祭祀这些山神的礼仪是把家禽和一种叫璋的玉石一起埋入地下，祀神的米用稻米，用白茅草做神的坐席。从山神的形貌来看，这一山系所居住的族群，都以鸟为信仰，再看他们用稻米来祭祀的情形，应属于农耕民族。
我们也可以从书中看到原始的天文历法。《大荒经》记载，东方和西方各有七座日月所出之山和日月所入之山。清代学者陈逢衡认为，日月出入之山实际上是以七对山为参照物，观察日月的运行方位，借以衡量日月度行，以便判断一年中所处的月份，用于农耕。而《海外经》中描述，海外南经之神祝融、海外西经之神蓐收、海外北经之神禺强、海外东经之神句芒分别居于世界图景中的东南西北四方，对应了春夏秋冬四个时间，他们既是四方之神，也是四时之神。
《海内经》将古代发明创造与神化的帝王结合成文。先秦时，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往往带有神异性，对事物的描述逃不开神话色彩。帝王崇拜的外化表现就是神化帝王的倾向，即帝王资质过于常人，不仅能行德政，而且天赋异禀。《山海经》中对帝王世系进行了周详的描写和梳理，而同时期的很多集体智慧，也就随同对帝王世系的介绍，一并计入他们及其后人名下。鼓、钟、琴、瑟、舟、车、弓、矢、百工、百谷、牛耕这些发明，大多被认为是五帝后人的智慧。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当时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
不可复原的成书过程
《山海经》结构松散，成书过程复杂，具有极强的文化流动性。
《山海经》的雏形可能属于一个小地区，后来不断地慢慢转移。比如最开始是山东人的传说和知识，后来河南出了一批文人，把书改写了一下，再后来，又来了几个四川人改写了一下。《山海经》说的是世界的事，没有像论文一样的严谨结构，只能从大体上了解“海内”、“海外”及东南西北方位，有时候还会指东道西。就像古代地图常常是示意图，河流的长度走势都不一定准确，不能太过计较。换句话说，《山海经》的几部分是否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至今还没有定论；它是远古文明的叠加和累计。摊开看，可能三万年前部落在这个地方，两万年前部落迁徙到另一个地方，甚至分裂为不同的部落，再过一万年，部落可能就消失了，或者被新的部落融合代替了。
根据《山经》中对于山川物产的记载，学者判断其记述的是四千二百年前发生在中国的一次大型地理考察，即大禹治水之后率领众臣和地理勘测人员考察山川地貌，记录物产，绘制土地资源分布图，作者很可能就是帝禹和伯益。《海外经》中对夏朝第二任君主夏启有详细描述，并记录了夏朝周边许多方国国名，但夏代之后的事情并未提及，学者推定该书成书于夏。《大荒经》中的内容则符合殷商时期人们对掌管出入风和日月长短的四方神名及风名的描述，且可见对殷商国早期王子子亥的记载，却不见商代之后的事情，被推测撰写在殷商时期。近代学者普遍认为《海内经》是最后完成的部分，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周人所作。因为它具有浓厚的追溯历史的兴趣和倾向，表现在记述了上古时代部族世系的关系和较多与其他章节重合的内容，并记载了诸多周朝始祖后稷的事迹。
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去世，周王室在继位问题上发生内乱，庶长子王子朝在夺位失败后携带周室典籍投奔楚国。鉴于《山海经》在当时是一部具有很高政治、军事、经济价值的地理专著，它的抄本很可能被王子朝作为见面礼送给了楚王。自秦国灭楚后，《山海经》等典籍被收藏入秦国图书馆，而后萧何辅佐刘邦灭秦建立汉王朝，将来自秦国及各地的图书典籍悉数收藏在未央宫的三处藏书阁中。
汉武帝开展了大规模的古籍校书活动，任命众多学者对档案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形成一套以经学为主导力量的文化知识体系和学术研究体系。然而《山海经》的校书工作并未受到重视。在崇尚儒家经学的汉代学术环境下，《山海经》中有关地理信息的记载在实际应用中暴露了准确性和科学性的欠缺，而大量有关异兽的描述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思想相违背。自刘歆编订成书至魏晋时代的三百多年里，对《山海经》进行研究的学者寥寥无几。是故，晋代注家郭璞在《注山海经叙》中提到“盖此书跨世七代，历代三千，虽暂显于汉，而寻亦寝废。”
儒家思想对鬼神文化的改写与推动
在中国早期的文化结构中，神话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历代学者对神话的整理并不细致，也没有章法。在儒家思想占主导的古代中国，神话所记载的内容往往被认为文不雅驯，诬谩失真，不足取信。司马迁写《史记》时评《山海经》：“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敢言，不足信，让中国原始神话显得不合时宜。
儒生们常常把原始神话合理化，去除神异性，作为对远古历史的补充。比如皇帝在传说中有四张脸，孔子对此的解释是皇帝派遣四个人分别治理四方。又比如夔在《山海经》里是一只足的怪兽，到了《书·尧典》里，就成了舜的乐官。鲁哀公对夔的传说存疑，问孔子“夔一足”的真实性。孔子解释为，“夔一足”不是说夔只有一只脚，而是“像夔这样的人，一个就够了。”被儒家历史化，成了原始神话的另一种命运。
儒家思想对于鬼神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儒家对其存在抱有怀疑态度。但自西周制度化的礼乐家族宗法系统形成，祖先的灵魂开始具有高尚的品德，成为子孙顶礼膜拜的对象。祠祭、家祭、墓祭等多种多样祭祀祖先的形式出现，宗庙、祠堂的营建构造受到重视。由于与鬼文化有关的丧葬、祭祀活动体现了儒家所推崇的忠孝仁义、尊卑有序的观念，儒家对此极为重视，希望借由祭祀鬼神的形式，将伦理观念注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中。
随着宗法制度的日益巩固，儒学对丧葬、祭祀活动规定了更多的繁文缛节。历代有关丧葬礼仪的解释、著作数不胜数，而儒家对孝子贤孙在丧葬中孝道的表现推崇备至。儒家把丧葬活动制度化、规范化、义理化的做法，客观上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神鬼文化的发展，但又同时使之蒙上了浓厚的伦理色彩。中国人对待鬼神，不但有从原本人类本性中自然流露的恐惧和崇敬，儒家的伦理色彩、道教的羽化成仙、佛教的阎王审判又共同扩展了鬼神意义的维度，使得鬼文化对中国人思想和道德准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中国鬼文化明显区别于其他国家鬼文化的重要特征。
郭璞校注神怪化文本
伴随着汉王朝的分崩离析，区别于经学的烦琐学风，隐逸和清谈之风兴盛，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风雅名士，拥有鲜明的人生态度和独特的处世方式的文人成为魏晋时期的文化符号。魏晋时代整个学术潮流由经学衰落走向玄学化，在这种情况下，囊括神力怪物的《山海经》契合了当时追求神奇、玄远的社会风气，再度受到学者关注。
《晋书·郭璞传》：“璞好经书，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词赋为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郭璞在得到刘歆版本的《山海经》后，凭借良好的文字功底和古籍知识，采用参考古籍和列举实物的方法，围绕名物的字义、字音展开了全面的整理和注释。
郭璞意识到，想要人们认识到《山海经》的价值，仅仅靠证明《山海经》的地理知识、神异之物的真实性是不够的，要从根本上说明书中记述怪物的原因。郭璞采用庄子“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的知识有限论展开辩护，称一切“神异”的事物的产生是由于世人主观认识的缺陷导致的。这揭示了《山海经》的批判学者习惯用经验事实判断真伪的片面性，不仅为读者扫除了阅读的障碍，更是影响了读者对神怪化文本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解读。
郭璞使几近失传的《山海经》得以全面地保存下来，晋代之后的注家均是以郭璞版《山海经》为祖本进行校注的。
中国文学的审美原型
除了被用来填补远古历史的空白之外，原始神话的保留与流传，往往借助了诗人和文人运用神话题材的文学创作。然而在不断的艺术加工后，神话的原始面貌逐渐难以辨别；《山海经》作为保存神话资料最丰富，也是最本色的古籍，其珍贵之处也在于此。
《庄子》中大量运用寓言设喻，在寓言中，作者虚构了各种不同特色的人物和故事。比如浑沌无七窍，这个故事源于《山海经》的一个神话。《西山经》记载：“（天山）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也。”此处的“帝江”应为《庄子》中“浑沌”的原型。《庄子》上说，浑沌的头部没有七窍，开了七窍之后反而死了。庄子的高明之处在于，把神话原型升华到了一个新的意境。
同样的例子还有“儵鱼”的典故。《山海经》中对于儵鱼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却给了庄子以思辨的灵感。《庄子》中著名的“濠梁之辩”就是围绕儵鱼展开的，留下著名的千古之问：“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所取得的成就，后世或取其愤世弃俗，或随其旷达高远，或从中取材而作新意，以致于阮籍、陶渊明、李白、苏轼等文学大家，都从中吸取了许多营养。而从《庄子》的角度看，可以说《山海经》为其提供了智慧的温床。
《红楼梦》一开篇就讲大荒山，就讲女蜗补天的故事，这些都来自《山海经》。当代学者刘再复认为：“没有《山海经》，也不会有《红楼梦》，至少不会有《红楼梦》的连接鸿蒙之初的恢宏与苍茫，也不会有那一块多余石头的奇丽想象。”虽然与大体量小说相比，《山海经》里的神话传说显得非常单薄，往往是寥寥数语，但它所塑造的形象却矗立于天地间，横梗千古，是后世文学作品不断重复的文学母体。
如果说，《楚辞》和《诗经》分别为中国文学奠定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基石，那么我们可以说《山海经》为中国文学开创了神怪小说的先河。《山海经》以其瑰丽的想象，为许多中国文字典籍提供了审美原型。其中所记载的故事，有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力量，它超越了文字审美，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