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衷是好的，可为什么结果是错的？

前几天在微博上看到易中天老师讲他的《易中天中华史》，现在已经写到北宋的“王安石变法”了。其中说到当时的两派：在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都是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才华横溢，而且执政能力也是一等一的水平。但“王安石变法”却从根本性导致了北宋后来的积贫积弱，直至亡国。这个在史学上一直是个谜。

上个礼拜，在混沌研习社的课上，主题是“局部”的美学流变。主讲老师是陈丹青先生，可能因为陈丹青先生不愿意做PPT，所以由主办方上海分社的社长张蓓女士制作的PPT，并担任主持人。陈丹青先生在艺术上资历是不可否认的，以及他的个人形象在许多读者心目中也是大受欢迎的。同样，看得出来，张蓓女士在为这堂课也是做了足够多的准备的。但是，现场给到我们的课程体验却是非常糟糕的，很多在陈丹青老师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可是又非得回答，还需要非常礼貌地照顾到主持人的感受，然后经常就是答非所问。主持人一再尴尬，让上课的我们感到特别的别扭。

今天看薛兆丰老师的《北大经济学课》一篇文章，讲换个角度看发国难财的行为。发国难财的“行径”在普通大众看来，那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经济学家却是百分百的投赞成票。

我们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认为发国难财是不对的。但是，不发国难财，又如何通过市场的力量把资源调动起来呢？

几年前在贵州发生过一次严重的旱灾，很多志愿者跑到缺水的地方去送水，我们对这样的行为当然是非常敬佩的。但是效果却非常有限，千里迢迢送水，路上就要喝掉不少，送到的时候水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有趣的是，有些当地人收到这些送来的水之后，并没有饮用，而是把这些矿泉水卖了，用卖水的钱买来更多更脏的水。为什么？因为这些灾民不需要这么少而干净的水，他们需要更多、但可以不那么干净的水。阻止一些人发国难财的直接后果是，让那些遭受灾难的人处境变得更糟。

发国难财的本质是什么？

在灾区这个市场范围内，特定的产品和服务变得稀有了，为什么会稀有，因为在那个地方提供这样的产品和服务变得更困难。这样一梳理，影响价格的两个最重要因素就都出来了，成本和需求。因为困难，产品的成本上升了；因为稀有，供不应求，“物以稀为贵”。就拿春节期间打车来说，春节期间，绝大部分人都需要放假休息，都需要与家人在一起团圆，这个时候出来开“滴滴”的人就少多了，再者，出来开“滴滴”就得牺牲与家人团圆的时间，这是成本。所以春节期间打车更“贵”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反过来，我们再看看很多慈善活动（在这里，我并不反对慈善本身）。因为制度不完善，因为不透明，这些善款最终流入个人囊中。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事与愿违的结果？

我的答案的是，从愿望到结果中间的过程太长，环节复杂，变数太多，这些因素在美好的愿望发心开始都是不可能考虑周全的。这就必须给予期间足够的自由度，让规律在里面起到根本性的调节作用。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目前只能给到这么简单的答复，后续可能需要更长的篇幅来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