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端午
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除了收到的粽子礼包,如果不看日历,我可能都不知道三天假期到底哪天是端午,要知道,端午自古代起,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民俗大节,在端午节人们会集拜祭祖、祈福辟邪,很多南方的城市还会举办赛龙舟,好不热闹。
北方的端午节氛围很淡,好像除了吃粽子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节日节目了,而在我老家那个小地方里,甚至端午都没有吃粽子的习惯,因为很少会有人做,我们吃的更多的是糖糕、菜三角。
端午于我们而言,也是亲朋好友互相走动的时节,母亲会提前几天和做糖糕三角的卖家打招呼,因为要的人太多,如果不提前预定是肯定来不及的,糖糕多少个,三角多少个都要一一报清楚,所以需要提前计算好,要给几家送,每家送多少。
这些东西很少有人送礼会自己亲手做,倒不是不会做,只不过自己做的在品相和味道上,和卖的还是稍微差一些,尤其是糖糕。炸糖糕是个技术活,和面、烫面,往里塞糖都是有技巧可言,卖家的糖糕总是炸的恰如其分刚刚好,不跑糖、不沾牙,刚出锅的糖糕,皮是外焦里嫩,咬一口,里面的糖汁瞬间破口而出,烫的吃的人张着嘴发出“嘘嘘”的声音。
除了做不好之外,买的也方便,端午时节天气已经很燥热了,大人们也不愿意坐在火炉旁,顶着高温炸这些玩意儿,而我的母亲属于前者—做不好,她做饭其实也是一把好手,可是这些玩意儿总是不拿手,炸的糖糕要么就是外面炸糊了,要么就是里面的糖跑了。吃的时候她总是把这些炸不好的挑出来留着自己吃,然后把做的稍微好一些的留给我们。印象里,从前吃这些东西只有在端午的时候才能吃着,就像一年当中只有在中秋的时候人们才会吃月饼,好像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定一样,过了对应的时节,这些东西便不见了踪影。
记忆里印象最深的送礼是给父亲的干爹,那时候流行结干亲,父亲的干兄弟是隔壁村的,每年送礼他都会骑着家里那辆大二八,带着我一路颠簸地骑到好几里地外。
我从前一直挺费解,端午节送礼送这些玩意儿是为什么,买了为什么不赶紧趁热给吃掉,而是整整齐齐的摆放到竹篮里,蒙上一块布,然后大老远地跑去送礼,要知道这些东西凉了之后会变得死塌塌的,尤其是糖糕,早已没了刚出锅时的蓬松,里面的糖此时也因为变凉而变成了类似果酱的一团糊,口感上吃起来实在不是太好。
收礼的人也会恭恭敬敬地把这些东西都收起来,一部分就分给我们这些孩子吃,一部分留给长辈,我其实挺爱吃,但到了人家家里总是很拘谨,想吃又不敢伸手。
我和父亲干兄弟的两个儿子年纪相仿,每年只有在这种送礼的时候我们才能相见,每次见了总有说不完的话,玩不完的游戏,就像是要把中间没有见面的这段时间的话统统一气说完,没有一起玩的游戏一次玩个痛快。
大人们和小孩也一样,赶着送礼的人来之前便提前准备好酒菜,中午一定是要留人一起吃顿饭的,也势必要在酒桌上好好的畅饮一番,直到所有人都喝的脸红脖子粗,大家放下酒杯,依旧还是有说不完的话。一旁的我们并不理会这些,只顾自顾自地玩我们的,直到父亲喊我,向我打个回家的手势,我知道我们要回家了。一桌子人送我们到门外,我的玩伴站在他们父母的身旁,脸上有一些不悦,好似在埋怨着大人们我们还没有玩尽兴,我坐上父亲的车子,脸上写满了不舍,但还是笑着和他们挥挥手道别。
就这样年复一年,我们也在不断地送礼中慢慢长大,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我们一起坐在饭桌上变得不再无话不谈,更多的是多了几分拘谨与陌生,他们询问我在外面的生活怎么样,我也是礼貌性地问家里一切可好,我们的声音总是被大人们喧嚣的说笑声所覆盖,我们也识趣地一同把焦点放在大人的谈话上。
岁月让我们沧桑了很多,不止把我们的年龄变大那么简单,也在我们身上留下了痕迹,眉头上日渐清晰的皱纹,没有刮干净的胡茬,一根接一根的香烟,俨然一副当年大人们的模样,只是我们没有了当年他们那样的真挚,不同的生命轨迹让我们少了共同语言,心中也多了一些隔阂。
我总是希望我们能像从前那样亲密无间,可是每每张口讲话,他们的客气实在是让我有些不自在,我突然好像明白了被闰土喊“老爷”时鲁迅的心情,尽管我哪是什么老爷,索性我也保持沉默。
这两年因为各种原因,已经很久没有在家过过什么节日,自然也没有机会去送礼,只是透过父亲母亲得知一些他们的消息。话语里隐约能听出来他们的生活不太如意,我的心里也觉得有些伤感,我很想能和他们再坐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顿饭,但我也知道这样的想法不太现实了,因为我们都已不是曾经的少年。
而今交通工具要比从前快的多,可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远的是这些交通工具所不能到达的,现在送礼也越来越简单,父亲母亲甚至也开始用微信红包来代替从前的礼品,只是我还是希望在这样的节日吃到平时不曾吃到的那些玩意儿,即便是它们已经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