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长达六年的项目中，我收获了些什么？

终于，在2018年的最后几天里，我给一个长达六年的项目画上了句号。前所未有的轻松，我终于做完了这个项目。

懵懂中的受命

依稀记得那是一个温暖的冬日午后，王社叫我到他的办公室。推开那扇熟悉的门，我小心翼翼地穿过满地的书堆，坐在他办公桌的对面。王社说鉴于我在即将过去的一年中优异的业绩，决定让我做教材修订组的组长，主管教材修订事宜。

我听完之后有些许愕然，当年之所以能以一个世界史专业的毕业生进入这家号称中国古籍整理重镇的老字号出版社，是因为出版社准备上马一个初中历史教材项目，急需世界史方面的专业人员，于是我成了出版社仅有的三个世界史专业的毕业生之一。但在编写完那套教材之后，我就去了其他部门，跟那套教材之间再无任何交集。

深谙心理学的王社首先向我保证教材修订没有太多工作量，我可以一边做教材修订一边策划选题，做自己喜欢的书，并说“作为教材修订组组长，你可以通过真正管理一个项目，学到很多东西”。也许正是这句“学到很多东西”打动了我，欣然从命。只是对这个项目仍处于懵懂状态中的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项目后来所经历的一波三折，让我饱尝焦虑与煎熬。过程就不说了，这六年的时间，从这个项目中，我还是收获了一些东西。

收获之一：在一个成员多样的团队，沟通与协调显得尤为重要。

项目很快就启动了，毕竟这是一个每年能给出版社带来几百万纯利润的项目，所以领导层还是比较重视。只不过我们都想当然地以为所谓的“修订”，不过是在原有教材基础上的“缝缝补补”，用一两个月时间也就搞定了。事实证明，我们大错特错了。

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这句话用在教材修订这件事情上是再合适不过了。当年为上马这套教材，专门设立了教材中心，鼎盛时有二十多位编辑参与其中，大都是刚出校门、意气风发、学有专长的年轻人。那时的社领导也将教材的上马作为书局工作的一大重心，对教材中心实行“特事特办”的政策。当时的主编大多年富力强，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休，正好可以借此大干一场。可以说，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饶是如此，当初几本教材也持续了几年的时间才陆续出齐。

这次团队成员中主编的平均年龄已经70岁以上，不得不承认，时有力不从心之感；六位作者，五位是来自其他部门的同事，属于临时抽调，其中的两位尚在主持所在部门的工作；年底是出版社的出书高峰期，美编室里各路编辑络绎不绝，都是催封面进度，因此对接教材的排版任务显得很勉强，后来还是出版社领导亲自出面协调才定下四位美编参与到该项目；责编由王社特意从其他部门借调的一位认真负责的同事和我组成，而他同时还是一册书的修订者。班子算是搭起来了，但捉襟见肘，时显疲态。从修订思路的确定到最终白皮书印刷，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中间还夹着一个春节，怎么算，时间都是不够。

这个项目让我收获最多的是如何沟通和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对主编，在尊重的基础上还须委婉说明作者的修改意图，尽可能使二者达成共识；对作者，在催修订进度的同时，也要设身处地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美编则要提前打招呼，每次约好确切时间。几位主编都是在自己研究领域里的知名学者，学识方面，年轻的作者可能一时难望其项背，但是年轻人在资料的检索与吸收方面很有优势，又熟谙编辑业务，在与主编沟通时，虽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但往往也有自己的坚持。主编们年事已高，出版社领导希望作者与主编能充分沟通，心平气和地处理好一应事宜。但是刚开始时谈何容易，就曾有一位主编因为两张图片的尺寸问题，在电话中向我的顶头上司用28分钟投诉我的态度问题，而我当时正在美编室盯着排版做第二天大会上急等要用的材料，我跟他讲具体问题放在明天大会上讨论，结果换来老先生的不满，直接一个电话投诉到我的领导那里。

在跟主编、作者、美编、印厂工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出了换位思考的重要性。换位思考意味着你真正能从他者的角度，设身处地去考虑他人的立场。后来，无论多着急，我都会在与他人沟通时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认真倾听，专业解答。再后来，听到老先生们在领导面前夸我的敬业与专业。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认可，还是很开心的。

收获二：做好预判，尽可能地降低风险。

时间紧任务重，就必须讲求决策的准确与处理问题的高效率。在这个项目中，我深深体会到无论时间多紧张，都需要留出一定的时间，以免在有突发状况时束手无措。这时做好预判，提升项目管理水平，在一套方案不可行，要有替代的方案，尽可能地降低风险。因为这种大项目一旦出现差池，后果是自己承担不起的。

在提自己方案时，一定要简洁明了，自己对一件事情的基本判断是怎样的，希望领导帮助解决哪些问题，一定要想清楚，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后来将这个方法用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大大节省了沟通成本，事情处理得也出奇地顺利。

收获三：停止抱怨，提高执行力。

教材修订光审查就持续了三年多时间，反反复复被审了三十多个来回。这几年仅针对审查意见写的修订说明，就有厚厚的一摞。每次审查意见从下发到将修改后的材料反馈到教育部，基本上只有一两周的时间。更悲剧的是，通常都是周五下午快下班时或者节假日前一天下午才会接到修改意见，再次送审时间多为一两周后。在那几年的时间里，一听到有审查意见下来，心里不由自主打哆嗦，新年、周末和节假日加班成了“新常态”，倒也慢慢习惯了。在一个业绩、结果导向的公司，谈过程中的艰辛其实是没任何意义的，抱怨更与事无补。

有一年父亲到北京看病，正碰上我十一长假期间要处理一份审查意见。平时我们都忙于各自的工作和学习，只剩父亲一个人在家，本打算那个假期我们带父亲去北京周边逛逛，在外小住几日。结果9月30号接到审查意见，10月8日要将处理情况上报。在那时，真正体会了同行说的：“如果你爱一个人，就让他（她）去做教材；如果你恨一个人，就让他（她）去做教材。”这其中的甘苦，若非亲历者，还真无法体会。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我与主编沟通若干次，与作者商谈数回，请教相关学者多人次，查阅核实史料无数次，总算在10月5日晚上搞定了整件事。10月6日才得以陪父亲去了一趟天津。

父亲欣慰而心疼。欣慰的是，见到了我的工作状态；心疼的是，这份工作实在太累了。而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与工作节奏，倒也不觉得有什么。

一直在跟孩子讲挫折教育，正是在一日日的工作中，我体会到了什么是“欲戴王冠，必承其重”。项目推进的这几年，我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慢慢成长和坚强起来，也有了很强的责任心和担当意识，而这，是以前的我所缺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