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的现实感

刘洵的三本绘本。

提到儿童读物，人们多想到童话，那些与现实隔绝的奇幻世界，被相信可以培育儿童的想象力，并保存他们的童真。儿童与成人之间被划分出壁垒分明的边界，一边是未经污染的赤子处女，另一边是复杂险恶的现实社会。父母把保卫孩子的童年视为天职，审慎过滤一切可能影响孩子成长的信息和环境，美好的童话自然是安全之选。

人类与低等动物有个很大的差别在于人类婴儿比动物幼崽需要更长的抚育期。杜威在评论人类婴儿期延长理论时曾举例说，小鸡孵出后几个小时，就能准确地啄食；而人类婴儿需要大概六个月才能知道，自己能不能抓住视线内的某种东西。正是因为要不断照顾小孩，人类才会从短暂的共居而发展出永久结合的婚姻。赫拉利在《人类简史》开篇也说到，除了语言沟通能力，人类的这种生育特性也导致了家庭和社会的形成。儿童需要备受呵护，然而，如果只在温室里成长，他们的社会能力的获得就会被延迟。

而教育，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儿童需要参与社会生活，成人更是终身生活在社会的网络之中。人们习惯上为儿童与成人制定的分界，谬误在于把儿童时代理解成一种能力匮乏，把成人之后理解成停止成长，把教育理解成只是给儿童补足和装备他们匮乏的经验和能力。针对这种谬误，艾默生说，“尊重儿童，不要过分摆起家长的架子”；杜威则说，要认识到儿童的“能量”(capacity)和“潜力”(potentiality)，教育无目的(不要老想着把你的孩子培养成科学家什么的，教育过程就是教育的目的)，教育就是生活(在社会生活中终生学习)，教育就是在做中学(learning from doing，实践出真知)。

杜威这种“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的思想影响了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就读的陶行知。陶行知回国后在南京创办了晓庄师范，践行导师的理论。1929年，他应徽州同乡邀请，在江苏淮安创办了新安小学，次年陶行知遭蒋介石政府打压，晓庄师范被关闭，他派任晓庄学生汪达之为新安小学校长。1933年，汪达之发起“新安小学儿童旅行团”，到上海游学旅行，全程历时近两个月，生活全部由学生自理，他们访问工厂和棚户区，到大学里演讲，轰动了当时的教育界。1935年新安旅行团开始踏足全国，后来发展成为日本侵华期间一支著名的抗战宣传团体。

汪达之的创举为杜威和陶行知的教育理念提供了在中国的成功实践案例。相对今天中国盛行的学生游学风气，当年的新安旅行团可以说是先行者。在陶行知的主持下，汪达之在民国时期就出版了个人著作《生活的书》，孙铭勋为新安小学写作了大型专题报道《古庙活菩萨》，新安小学儿童旅行团也出版了《我们的旅行记》。汪达之的出生地和故乡是安徽黟县碧山村，正好是我从事“碧山计划”的所在地。

2015年，我的孩子欧函之出生。在他出生的前一个月，我刚好去波士顿看了黑山学院(Black Mountain College)的回顾展，那是杜威的“进步教育”理论在美国公立学校系统之外结出的另一个果实。回到碧山，再追读陶行知在1926年写作的一篇《中国乡村教育的根本改造》，被深深震撼：

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它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它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

于是动念在碧山尝试做些与教育有关的工作。

当时我想到的是，可以在碧山组织亲子游学活动，同时出版一些根据这个村庄的历史、民俗、风物、地理和现实生活展开虚构的儿童绘本作为辅助读物。于是我开始搜索全国的绘本作家，就这样认识了在南京的刘洵。巧的是，当我开始联络她时，她刚好结束了在皖南小剡村的采风。后来我的一系列计划没有做成，而她在2016年出版了以小剡村为蓝本的绘本《谜语》。

《牙齿，牙齿，扔屋顶》，中国中福会出版社，2014年。 《牙齿，牙齿，扔屋顶》，中国中福会出版社，2014年。 《牙齿，牙齿，扔屋顶》，中国中福会出版社，2014年。 《牙齿，牙齿，扔屋顶》，中国中福会出版社，2014年。

刘洵的绘本不是童话，她的画面全是以儿童的目光捕捉的现实感。她的处女作《牙齿，牙齿，扔屋顶》细致入微地绘制了南京老城区虽迫狭颓败但人气鼎盛的街巷生活。一个小女孩在盛夏的午睡醒来后，发现自己的门牙掉了，于是出门去找爷爷，因为爷爷曾告诉她，“门牙掉了要赶紧把它扔上屋顶，这样以后个子就会长得高高的”。她离开了苍蝇罩罩着西瓜和剩饭的家，穿过挂着爷爷鸟笼的院子和在巷口乘凉和读报的邻居老头，看见剥落的老墙显现出一个老虎的形状，街角一群男孩围着玩彩色玻璃弹子，一个爸爸在给小淘气鬼用剃刀剃头，深巷里晾晒的衣服随风飘扬，有人在倒痰盂，载着小宠物的摩托车在左穿右插，抱娃的妈妈们在聊着八卦，她把掉牙的大事告诉了缝纫店的阿姨、磨刀匠、用软胶管接上水龙头给狗狗洗澡的叔叔，经过金鱼摊、爆米花档来到理发店，终于在老井旁一堆围着下琪的老头子中找到了爷爷……

和孩子一起看这本书最大的乐趣是让他们辨认这些细节。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幅温暖感人的市井画面，“巷子是一个好大的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互相认识，他们结成一个有归属感的共同体，可以托付日常琐事和群体资源。从这些画面的年代痕迹来说，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是被作者升华了的她这代人的家乡地理和童年记忆，因此成年读者比儿童读者更易受触动。但是中国幅员广阔，不同的发展程度、生活方式可以同时共处于这个国度的天空之下，某个大城市已成历史的事物说不定仍是另一个小城市的现实存在，就算在同一个大城市里，因为分区发展不同，家庭境况有别，这种老街区也有可能是近几年出生的小读者们遭遇的现实——今日的成长环境，将来的童年记忆。

不管如何，这本书的结尾——当爷爷带着小女孩穿过街角的自行车修理档、鸭油烧饼档和卖汽球的大哥哥，避开窄巷里的小轿车，回到家中把牙齿扔到屋顶上时，刘洵的画面也模拟摄影机的镜头随着飞升的牙齿摇起，旧屋连绵的黑色瓦浪上空出现了环伺的大吊车和高楼大厦，就像前一幅画面提示的“拆”一样，这意味着这片老街巷将要消失，另一种生活将取而代之——这可是今天不同年龄的读者都非常熟悉的。消失的不仅是陈砖旧瓦，还有代代相传的习俗。住上高楼之后，你的牙齿要扔向哪里呢？幼小心灵一想到这个，现实的残酷就露出了比老虎更可怕的形状……

这正是我期待的绘本的样子：它并不引领孩子们遁入个人的幻想，而是尝试让他们接触和认识现实；它又不是向孩子们裸呈现实，而是作了恰如其分的美学加工；它帮助孩子们发现日常生活那些值得珍惜的美好，但并不遮掩现实也有令人失望的真相。这本书对于城市老社区的生动视觉呈现，无意间演示了“生活教育”的真义：人们经年累月在共同生活中所信守的价值观念，所形成的经验知识，所产生的情感纽带，所造就的社会环境，可以无意识地、不设任何目的地发挥着教育和塑造的影响，这种教育和塑造反过来又能为共同体输送新血，让社会自我更新，不断进步。当这样有机生长的老社区被连根拔起，人们被离散到高楼大厦那栅格化、无交流的生存空间，所谓教育就只能依赖剩下的学校教育(schooling)了。

《谜语》，中国中福会出版社，2016年。 《谜语》，中国中福会出版社，2016年。 《谜语》，中国中福会出版社，2016年。 《谜语》，中国中福会出版社，2016年。

当城市以摧枯拉朽的激烈变迁抹除旧日子的记忆，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农村当作乡愁的寄托所。可是农村的现实又如何？《谜语》借着清明节扫墓的叙事设定，把城市小女孩带回到她曾被寄养的小剡村。还乡之旅是一段与祖灵重逢的神奇经验，刚去世的奶奶以通体发光的白色气雾状人形从彼岸世界归来，与小女孩玩起了猜谜的游戏。她们相聚于按徽派风格摆设的厅堂，热汽蒸腾的柴火灶前，晾着火腿与腊肉的晒场，油菜花盛开的田野，石板古道，流水潺潺的小木桥，无人居住但仍贴着红色对联的祖屋，远山环绕下的村庄上空回荡着老小两代人的对话。村庄的地景并无多大的变化，天地在世间时光的流转中仍如旧沉默着，但画面上透着人烟稀落的寂寞与荒凉。

这就是陶行知所说的离农教育种下的苦果：成功的人生只能出现在城市的竞技场，人们在争先恐后奔往现代化的路上忘记了农本。城市集中了大多数的资源，它不仅抽空了农村的劳动力，还通过升学教育系统从农村争夺未来的精英。农村的人口空心化是它奉献的结果，如今变成了一块自卑地。尽管有好山好水，但田亩无人耕作，旧居任其破败，只剩下老龄人口在此静度残年，以及在城市里无法入学的儿童在此留守。在诗意和童趣的画面中，刘洵也释放了一点点关于农村现状的暗示。

在《牙齿，牙齿，扔屋顶》中，我们看见了行将消失的、曾经滋润生命的城市老社区；在《谜语》中，孟子所说的“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乡村共同体已无缘得见。唯一留在此书中的，是乡村生活代代相传的“地方知识”，一系列由奶奶口中说出的“谜语”，关于自然、物种、农业和风俗，谜底是炊烟、油菜花、蚯蚓、竹笋、蜗牛、鹞子风筝和阳光。这种口头传承的知识，在课堂上的教科书里是看不到的，它来自于生活经验，传授于田间地头，兼具实地性和趣味性。正是这种“地方知识”，千百年来把新一代养育成乡村共同体的成员，指导着农村的生活和生产。所谓“生活教育”，其实渊远流长，并非杜威和陶行知的独创，他们只是提醒人类的遗忘而已。

《翼娃子》，明天出版社，2017年。 《翼娃子》，明天出版社，2017年。 《翼娃子》，明天出版社，2017年。 《翼娃子》，明天出版社，2017年。

到了《翼娃子》这本新作出版的时候，刘洵绘本的现实主义风格可以说达到了极致。她记录了一个经营小吃店的三口之家一天的生活，主角是翼娃子，一个在四川山区出生的小男孩，读小学时来到南京，跟随在此谋生的父母一起生活。刘洵早年曾在北京学画，寄住在地下室中，与三教九流的“流动人口”共处，这段“北漂”的经历，以及她小时在父母的家庭劳作中成长的经验，加上自己的女儿与翼娃子同年同班的巧合，让她对开在她家小区门口的小吃店一家人产生了“共情”：人的生存如蝼蚁般营营役役，要打拼出一个美好的未来，要经受巨大压力，幸而人能有家庭、家乡的情感维系，有一个可能实现的愿景，而不至于苟活于世。“生活的火车悬空着驶过”，人要找寻一个着地踏实的归宿，《翼娃子》一书正是对于此种命运感的抒发。

故事从冬天周日的凌晨开始，翼娃子和父母早起去小吃店开始一日的营生。因为太冷，他和妈妈坐公共汽车先走一段，再与爸爸的摩托车汇合走完剩下的路。经过长江大桥时他看见了火车，也看见爸爸在寒风中开摩托车的背影。到了小吃店，他帮忙搬煤气罐给妈妈开灶，吃早餐时与一位来店里的顾客聊了会天，然后和爸爸一起去市场采购大青鱼。上午生意不太忙时他在店里写作业，中午吃饭高峰他帮忙收拾餐具，因为没写完作业，他不能跟爸爸去送外卖。下午他写完了作业，吃了妈妈奖给他的鸡腿，然后到市场去找小伙伴玩。晚饭高峰时，他要腾出桌子给客人，因为偷拿饮料喝，他差点弄丢了他的作业本。忙了一天，他们终于可以回大桥北新买的家。

书的开头是一幅翼娃子做作业的桌面的跨页大特写：语文本，新华字典，文具盒，恐龙玩具，还有妈妈的记帐便条，开瓶器，剥开的蒜，抹布，给客人吃的小菜，辣椒酱，牙签；书的结尾是同样景别的大特写，不同的是语文本摊开了翼娃子完成的《我的老家》的作文，辣椒酱则被消耗得只剩空瓶子了。时间可以改变物质的排列组合，也能塑造人的不同阶段，翼娃子正是这样一天一天成长的。这本书打开了一个草根移民家庭的生活截面，它细致还原的现实场景和背后的情感力量让人感同身受。小读者们通过这样的绘本，或能磨利他们的现实感，同时又收获一种超越阶层阻隔的目光：世上虽然有千差万别的生活，但剔除了出身、贫富、地位这些附着物之后，儿童在年龄、人生阶段方面的共性，有可能让他们对翼娃子的生活也产生“共情”。

由《翼娃子》我想起我们这代人小时阅读的左翼儿童文学，以及前几年偶然看到的一本《给小叛逆们写的故事：激进儿童文学合集》(Tales for Little Rebels: A Collection of Radical Children's Literature，纽约大学出版社，2008年)。这些左翼童书讲的也多是底层孩子的故事，但都是意识形态理论的演绎，目的在于抢夺“革命接班人”。儿童的现实感是必要的，但过早给儿童灌输政治观念就可怕了。值得庆幸的是，今天我们的孩子可以不再受这种意识形态读物的污染，儿童读物日益多元化，你可以选择温室童话，也可以选择刘洵这样富于现实气息的绘本。

2018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