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请给我上战场牺牲生命的理由

来源‖理论学习之家 

每个人来到世间，都会留下一些印迹，大多由自己咀嚼回味，但有极小部分，包括小人物的那一丁点，因为放到大社会、大时代中比照、检讨，而化作公共产品。

没有多少人做无厘头的事。当年我走上战场，敢于直面死亡，除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更在于我有牺牲生命的理由。

新一代青年官兵有没有相同或相似的理由，这是一个亟待回答也必须回答的命题。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南方边境处在多事之秋。

就在那个时间，我从沂蒙山区的山沟，来到广西大山深处的另一个山沟。并且，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先后3次走上边境作战轮战的战场。

那时，还没有今天所说的超视距打击，只要进入战地，尚未听到枪炮声，便有一种无形的相互强化而成的紧张气氛漫延开来，瞬间就可将部队远距离拉动过程中，因炮车隆隆和路边群众鼓舞而来的兴奋与豪气一扫而空。

第一次参战，上阵地没几天就沐浴了炮火的洗礼。

“新兵怕炮，老兵怕哨”，蹲在掩蔽部中的我们，随着炮弹的爆炸声，肌肉绷紧，心跳加速。

即便这样，当电话线被炸断，指挥所最高指挥员廖教导员提出：“谁去接上电话线？” 作为炮兵计算兵的我，心跳几乎到了嗓子眼，仍然第一个站出来，揽这项“跨界”任务（时至今日，我一再跨界研究问题，或许与哪次跨界有关）。

主动请战，并不意味着我生性勇敢，不怕死，因为脱口而出的“我去！”虽然坚定，但带着抖音，只是涌动的英雄主义情结，推动去当一回英雄。

前几年，《光明日报》刊登过一篇介绍我的文章——《公方彬，拥有英雄主义情怀的学者》，其中引了写给父母信中的一句话：你儿子活着是英雄，死了也一定是英雄。

这次没当成英雄，但请战瞬间还是体悟了一个道理：再渺小的人，只要你敢于牺牲，灵魂中已经生成伟大。

几次参战，得出一些朴素的感受。“孤胆英雄”不好当。有一次，因通信故障，我独自到山的另一侧下达指令，回程想抄近道，翻山归队。

广西的山地有个特点，山下看山上，只见石头，少见树木草丛，然而，爬到半山腰，发现眼见不为实，人很快没入高过头顶的茂密灌木丛。可闻响动，不知缘由。恰好那几天部队刚刚传达战讯，附近有敌军特工活动，屡屡袭击单独行动人员。不得已原路退回。

什么叫战友间的情感和心理依靠？在那种环境和情况下，感受最真切而又充分。

其实，战地生活，最折磨人的不是敌方炮火，而是广西边境大山里的天气。因为敌军的火力远没有我军来得猛烈。

晚上小雨淋漓，白天太阳暴晒。雾气潮气把被褥打得潮湿不堪，再加上“广西十八怪，三个老鼠一麻袋”，帐篷里脚下头顶乱窜的老鼠，搅得人很难入睡。

战时，军官情况应该好很多，而士兵中没有几人不烂裆烂脚的。那个时候，很多人走路走出了鸭步，很让人难堪。

尚未硬化的土路，雨水中经炮车碾过，遍地泥泞，行走其间，泥水溅起一身，因缺少洗涤用水，结成厚厚的“铠甲”，几近兵马俑，看起来很滑稽。

作为计算兵，自己的战位一般是山顶上的前沿观察所，这就意味着，在观察到敌人动向的同时，接受敌方观察哨的观察。所以，头顶上随时有可能落下炮弹，幸运的是，每每炮弹都从头顶飞过，落到背后的山沟里。即便这样，只要警报响起，还是要钻进狭窄的猫耳洞。

在猫耳洞中最担心的不是敌人的炮弹，而是被活埋。雨后的土洞极易坍塌，战报一再告诫，兄弟部队已经有十几人被埋。

后方补给时断时续，生活用水极其困难，大多时间使用山沟里的积水，水中游动的小红虫让人看了头皮发麻，只能用纱布过滤后，用净水片澄清一下，作为生活用水。饭碗长时间不洗，已经看不出底色。

晚上上哨（站岗），眼睛瞪的溜圆，除了警惕敌方特工，还要防备新兵因紧张而来的走火。伤人的事一再发生。

至于过节时思乡念亲，更难排解。“儿行千里母担忧”，因边境烽火而来的担忧，更是局外人无法想象。有过战场经历的人，今天读边塞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仍有荡气回肠之感。

1984年，父母接到通知，到部队参加给我记一等功和授予荣誉称号大会，虽然清楚说明，不是牺牲在战场的那种英模表彰会，然而，高度关注边境战事的母亲还是一路流泪，尤其途中有旅客说，立一等功、授荣誉称号，不死也得缺胳膊少腿。我两次荣立一等功，还真没少块皮肉。

庆功大会那天，恰好解放军军乐团在部队慰问演出，报告会现场奏乐，部队领导对我父亲说：“你儿子享受了国家元首的待遇”。

父亲算个“革命派”，第一次走上战场时，他就在信中告诫：“战场上贪生怕死，就不要回来见我。”但真到了部队，看到极其消瘦的儿子，情绪便无法控制。报告会开了多长时间，他的泪流了多长时间。这背后酸楚与复杂心情，是局外人所无法体察的。

时至今日，再看当年《解放军画报》上我在猫耳洞作业的照片，倾听《十五的月亮》、《望星空》、《血染的风采》、《两地情，母子书》……，仍能激荡心灵。

这就是战争，不管你在多大程度上参与，都会在灵魂深处留下难以抹去的烙印。

也是这个原因，我通过内参向中央建言：一定要善待参战人员！

战场很危险，条件很艰苦，心情很复杂。只要坚持，就一定会留下难得的人生记忆。到今天，每每与老领导、老战友餐叙，大家都不厌其烦谈论那段往事。

所以说，人生不能过于庸碌平淡，总要丰富进点精神层面的东西。

往事如烟，故事已经化作历史笑谈。

然而，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不能不思考，那时的英雄情怀建筑于何种精神支撑。弄清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这关系到新一代官兵靠什么走上战场，并且直面死亡，直扑死亡。

我曾经在《环球时报》发文，《烈士是军人的精神归宿》，但精神归宿进入实践层面，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有人甚至永远无法跨越。

在沂蒙精神研讨会上，我阐发了自己所以敢于牺牲的主因。

一个是，作为文学青年的我，看多了英雄主义作品，潜移默化中产生了英雄主义情结。另一个是，出生于山东沂蒙老区的我，听英雄故事长大，恰好堂爷爷还是当地的老革命、老英雄。故事听多了，也便产生了英雄崇拜，“上战场就要当英雄”。

有人说，战场上的英雄是一念之差。关键是，这一念之间，为什么是向前进，而不是往后退，是面向敌人倒下，而不是背对敌人死亡？其实就是精神积淀与价值观确立的结果。

总起来讲，这些都是红色基因的范畴。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成因。其一是人生底色。作为沂蒙山区走来的农民子弟，原本就生活在苦难之中，苦惯了也就不觉得苦，甚至食之若饴。

这一点，看一下革命战争年代先辈们所作所为就很清楚。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

抗美援朝时期，九兵团入朝，一个班两三条薄棉被，有的士兵棉裤都没有，几层单衣套在一起，仍然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行军作战，用彭德怀的话说：“朝鲜的艰苦程度超过了井冈山时期”。然而，这支部队却打赢了“改变世界历史”的长津湖之战。

所有这些，除了精神的力量，很重要的是“苦水里泡大”，对艰苦生活有天然的承受力。

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处于朦胧中的职业意识。至少在我从军的那个年代，中国尚处在农业经济阶段。农业经济没有分工，因而缺乏职业精神，这也是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差别。

虽然如此，但爱读书的我，仍然形成了较强的职业意识。从当兵哪天起，就认定自己选择的是牺牲的职业，应当接受牺牲，甚至必要情况下敢于扑向死亡。

因为实践中感知了职业意识、职业精神的重要性，才有了自2004年起，我便开始了关于核心价值观的研究，试图探寻民族、政党和军队的新的精神力量增长点。

理论成果很快产生出来。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三大核心价值观”得到央媒看重，意欲连载，编排前问我有没有中央主要领导讲过？我说“没有”，作罢。

不得已，我拿到香港《大公报》发表。当时还在香港引起一些猜测。当然，那时还能够在境外发表文章。

尤其是，2006年《解放军报》理论版刊发我的《构建当代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一文，引起很大反响，结合我向军委上报的研究报告，此建议被采纳。

成果很快进入决策，有其逻辑和必然。既然阶级斗争和制度对抗而来的强大精神力量，随着政治生态变化而弱化，那么，就必须找到替代。

看一下世界各国军队，支撑军人作战的精神，除了意识形态，很重要的是职业精神和宗教信仰。苏联红军衣钵继承者俄军，在苏共离开军队后，迅速恢复宗教信仰，以避免出现精神真空。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世纪大审判”，对德国国防军和纳粹党卫军的惩处差异很大。对于国防军，着重于其职业，即主动杀人还是服从军令被动杀人，而对党卫军却加重处罚，因为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人，他们主动杀人，并且是杀自己的国民。

上述分析中不难反映，一个人的牺牲精神来自于许多方面，支撑元素越多，牺牲精神越强大，反之亦反。

今天，国际国内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人文生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精神支撑在哪里？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命题。

理论上讲，我军官兵不缺乏战斗精神，因为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但这更突出或倾向于整个政治集团。对于大多数普通官兵来讲，更多生活于感性世界，而非理性世界。所以，要保证官兵拥有强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必须探求新的精神力量的增长点。

就奉献精神来讲，我参战时已经出现了战场与商场的鲜明对比——“山上守卡子，山下数票子”。一名牺牲官兵的抚恤金，不抵一头被撞死的牛的赔偿金，但参战官兵仍然喊出“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

因为，那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和价值系统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强烈冲击下，虽然已经和正在发生嬗变，但主流社会数十年开展的牺牲奉献教育，还是沉淀下来，化作那一代人的底色。

而今，一个民族在精神和物质严重失衡中，行走了数十年，一种新的人生底色已经形成，这种情况下直接移植上一代人的精神和价值观，至少不会那么有力量。

处在功利社会的当下，我们必须认清问题的实质，有的人或群体，功利收获越多越大，或许人生价值实现越充分，比如当官、经商；而有的人或群体，功利收获越少越小，则更彰显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比如问道者、思想家。那么，军人尤其战场上的军人该得到什么和得多少？无疑是绕不开的命题。

我们那个时候，走上战场的农村兵居多，因未见过世面，加之“找出路”，而在执行命令过程中很少问“为什么”。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洗礼，在网络微信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他们的执行命令时一定要问为什么。

换句话说，我们那时看到村民被敌军炮弹炸飞，迅速激发出“阶级仇，民族恨”，而今，“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价值导向，都凝结为新的人文精神，这时官兵怎样看待战争？对手是谁？为什么以战争对决？这些问题都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

我上战场不怕牺牲，也有兄弟姐妹多的原因。自己牺牲了有其他兄妹赡养父母，而这一代官兵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怎么脱离家庭的牵绊？

太多的不同必化作时代命题，亟待我们的理论工作者拿出释疑解惑，引领价值取向的重要成果，并且是新政治观下的，调整了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后的研究成果。这其中内含着太多的期待。（心路，之二）